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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试参选举子活动与送别、唱和集的编纂 依据时间先后，举子们科考活动大概可分三个阶段：备考、科考、科考结束后的相关活动(包括离京、返乡以及守选、赴任等)。除正常考试以外，举子们会进行形式多样的活动。仅京城而言，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载，有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打球、牡丹、看佛牙、关宴等。诸类活动，既有举子自发举办的，也有官办者。如《全唐文》卷八五六录卢损《请停春关宴奏》曰：“天成二年二月敕：‘每年进士，合有闻喜宴、春关宴，牒用绫纸并官给。’臣等以举人既成名第，宴席所费属私，况国用未充，枉有劳费。请依旧制不赐。”由部分政治家看到国力衰弱与财政困难、希冀减少官办举子宴集而节省政府支出可知，科考举子活动规模大、人数多、形式不拘一格。又如《全唐文》卷七○一录李德裕《停进士宴会题名疏》曰： 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隽，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可见，举子们的活动，包括参见有司、曲江大会朝官、题名以及自为宴乐、庆贺及第者、勉励落榜者、宴送及第还乡者等等。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曰：“唐代文士有一种习尚，就是及第以后，往往不是马上就留在京师应吏部试，而是先归故乡，拜见父母，以示庆贺，或则去有关州府节镇，进行一些活动。当他们离京时，同年或在长安的友人(包括已及第或未及第的，原注)，以宴相送，饮饯赋诗。”(17)可见，诸多送别、唱和，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丰富，时间地点的范围也不限于科考与京城。 值得关注的是，举子们宴集、送别活动是和吟诗酬唱、纂诗结集相伴随的。举子们宴饮赋诗时，往往推举一人为序，然后将诸唱和、送别诗什汇为一集。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二二录《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曰：“……群公追饯于霸陵，列筵而觞，送远之赋，圭璋交映。或授首简于余曰：‘子得非知言扬者乎，安得而默耶？’余受而书之，编于群玉之右，非不知让，贵传信焉尔。”(18)苑论及第返乡，举子们笺送吟诗，然后由柳宗元为序而结集。对此，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曰：“……柳宗元的这篇序文给我们提供了唐代进士们诗酒文会的情况，大致是：灞陵送别，列座宴饮，各人赋诗一首，然后汇为一编，推举一人撰写序文，以记其事。”(19)对此，宋吴泳《鹤林集》卷三六《东皋唱和集序》亦曰：“……余每叹唐人刘、白、皮、陆、盛山、韦侯、花下娄二十四秀才，每有酬唱，则连标共轴，或自序，或倩人序，皆非无意于为诗者。矧近时《坡门唱和》，又岂能越唐人窠臼哉？”(20)吴泳虽然不是专论科举送别唱和，但据其所论，知唐代的唱和结集风气，在宫廷和文士之间极为常见。据此进一步推测，对于科考举子而言，这种吟诗、为序、结集的习尚也不会例外。据唐人序文、唐人别集、唐人笔记小说等考察，和举子们相关的唱和送别并结集的例子很多。除上文引《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又如，于邵《初冬饯崔司直赴京都选集序》曰： 张仲孝友，行思板舆；谭公维私，式歌弄印。……前彭州司马，公之元昆，所游有方……国有衡镜，人归品藻。十月良日，驾言北游。当山公持刈楚之锷，信多士发长鸣之日也。……虽古人捧檄，在此行也。因同人惜离，出饯于野，远山四合，长空泬寥。望青林而不尽，看白日而将暮。忝座右之末，陪难孙之行，不腆斯文，俾专序别。盖让之不可，遂冠于首篇。是序见《文苑英华》卷七二四、《全唐文》卷四二七。《全唐诗》卷二五二录于邵诗一卷，仅五首，未见与是集相关者。然据序文“同人惜离，出饯于野”、“不腆斯文，俾专序别”、“遂冠于首篇”推测，是唱和亦结集。 类似者又如柳立编《送从兄偁罢选归江淮诗》，见柳宗元《送从兄偁罢选归江淮诗序》，其曰：“伯氏自淮阳从调抵于京师……于是赋而序之，继其声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从侄立，编为《后序》终焉。”(21)柳偁，《新唐书》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柳氏表》未见著录，序曰“自淮阳从调抵于京师罢选而归”，此序当在贞元十七八年在京师时作。据序文“继其声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命从侄立编，为《后序》终焉”知是送别亦编纂成集。由此可见，唐人某些唱和、送别集，其编撰原因之一乃科举活动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