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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理论内涵 尽管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这三个概念早在清初之前已被陆续提出，它们的理论内涵也被作出不同程度的揭示。但是，只有到清中叶，随着诗歌创作的高度繁荣，人们对诗歌的认识日渐丰富、深入，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这三个概念的理论内涵才被充分地诠释，并最终完成了它们的理论化。 对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这三个诗学概念理论内涵的揭示中，在南宋刘克庄之后值得注意的意见，出自明清之际的费经虞。他在《雅伦》中说： 诗人之诗，字句不苟，王维诸人是也；才子之诗，字句章法，若罔知之，李白诸人是也。笃学之诗，格调辞意，匠心措置，杜甫诸人是也；闲适之诗，并诗俱忘，陶潜诸人是也。(15)其中“才子之诗”即才人之诗，“笃学之诗”即学人之诗。费经虞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中国诗学史上最早将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这三个诗学概念相提并论的诗学文献。在这段话中，费氏从艺术表达的角度揭示了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不同的艺术特征，并认为王维、李白、杜甫分别是这三者的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理论内涵。而稍后沈起元《梅勿庵诗集序》中的一段话则更进一步： 昔之论诗者曰：有诗人之诗，有才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余谓才人以气雄，学人以材富，诗人以韵格标胜。(16)沈起元指出，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在艺术表现上分别有“韵格”、“气雄”、“材富”的不同。这种不同，其实是对这三个诗学概念理论内涵的概括。同刘克庄比较起来，沈起元对这三个诗学概念理论内涵的揭示偏重于美学层面。“韵格”、“气雄”可以从美学层面去进行理解是固不待言的，而“材富”为何也属于这一层面呢？这是因为沈氏在这里所说的“材富”不仅是诗歌事料的丰富，而且包含了因事料的丰富而在艺术上呈现出的光怪陆离、使人目不暇接的状态。在这一意义上，沈氏所说的“材富”是属于美学层面的。因此，对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这三个诗学概念理论内涵的揭示，沈起元在刘克庄、费经虞的基础上深入了一步。 与沈起元约略同时或稍后，诗论家们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理论内涵，并基本上完成了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论阐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康雍时期的方贞观与乾隆时朱景英的看法。在《辍锻录》里，方贞观指出： 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才人之诗，崇论闳议，驰骋纵横，富赡标鲜，得之顷刻。然角胜于当场，则惊奇仰异；咀含于闲暇，则时过境非。譬之佛家，吞针咒水，怪变万端，终属小乘，不证如来大道。学人之诗，博闻强识，好学深思，功力虽深，天分有限，未尝不声应律而舞合节，究之其胜人处，即其逊人处。譬之佛家，律门戒子，守死威仪，终是钝根长老，安能一性圆明!诗人之诗，心地空明，有绝人之智慧；意度高远，无物类之牵缠。诗书名物，别有领会；山川花鸟，关我性情。信手拈来，言近旨远，笔短意长，聆之声希，咀之味永。此禅宗之心印，风雅之正传也。(17)方贞观在此对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这三个诗学批评概念的理论内涵所作的阐释，可以说是集此前之大成。在他所作的阐释里，才人之诗是“崇论闳议，驰骋纵横，富赡标鲜”，具有议论风发、才情纵横、标新立异等方面的特点，因而使读者有“惊奇仰异”之感。学人之诗则是“博闻强识，好学深思”，往往能体现出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特点，给人以功力精深之感。而诗人之诗则是“心地空明”，“意度高远”，“信手拈来，言近旨远”，具有意境空灵、意蕴深厚且韵致深远的特点，因而这类诗歌令人有“聆之声希，咀之味永”之感。方贞观对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内涵所作的这种理论阐释，揭示了这三个诗学批评概念的核心意义，明确、透辟，是关于这三个概念理论内涵的经典阐释。在清代的诗论家中，对这三个概念理论内涵的阐释，没有比方贞观更好的了。换言之，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的理论内涵，因方贞观的阐释而得以厘定。而这三个诗学批评概念的理论化，基本上是因方贞观的阐释而得以完成的。晚于方贞观约半个世纪的朱景英在《萝村诗选序》一文中指出： 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有诗人之诗。骈花俪叶、妃白偶青，獭祭心劳，鹤声偷巧。弓衣而织白傅，团扇而画放翁。既锢阏其性灵，徒求工于章句，此诗人之诗也。以崇论闳议为奇横，以钩字棘句为博奥，险摄牛蛇之魄，丽矕龙虎之皮，观者为之目眩，读者至于舌挢，此才人之诗也。若夫学人之诗，上薄风骚，根极理要，采经史子集之菁华，味兴观群怨之旨趣，必有为而作，无不典之辞，庶几司空表圣所谓“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者乎？(18)像方贞观一样，朱景英认为，诗有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这三种类型。诗人之诗是“骈花俪叶、妃白偶青，獭祭心劳，鹤声偷巧”，专在形式上下功夫，“既锢阏其性灵，徒求工于章句”。他在这里所论“诗人之诗”，与上述沈起元所论“以韵格标胜”，方贞观所论“意度高远”、“言近旨远”的诗人之诗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他袭用了诗人之诗这一名称，但却属于文人之诗的范畴。才人之诗在他看来则是“以崇论闳议为奇横，以钩字棘句为博奥，险摄牛蛇之魄，丽矕龙虎之皮”，从内容、形式与美学层面揭示了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与沈起元、方贞观比较起来，朱景英对才人之诗的理论内涵的阐释则更为丰富和具体。而学人之诗，则是“上薄风骚，根极理要，采经史子集之菁华，味兴观群怨之旨趣，必有为而作，无不典之辞”。朱景英所揭示的“学人之诗”实际上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因为“根极理要，采经史子集之菁华”属于学人之诗的范畴，而“上薄风骚”、“味兴观群怨之旨趣”则属于诗人之诗的范畴。不可否认，朱景英在使用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这三个诗学批评概念时颇有些含混。但他继方贞观之后，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论内涵还是作了一定程度的完善的。 由于学人之诗“博闻强识，好学深思”(前引方观承语)，偏重于学识思理的表达，不大讲究诗歌作为文学本应具有的文学性，因而在艺术上往往缺乏美感。所以，近代诗论家陈衍针对学人之诗的这一现实，主张“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19)。他所说的“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也就是性情与学力的融合，即以诗人之性情来弥补学人之诗在艺术美感上的不足。陈衍在《聆风簃诗序》一文中对这一诗学主张作了极为明确的表达： 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而后才力与怀抱相发越。(20)这是陈衍在学人之诗成为诗坛主流后对诗歌创作提出的基本要求。这一论述，不但是对学人之诗的重大理论创新，而且是学人之诗的理论结穴，极大地丰富了学人之诗的理论内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这三个诗学批评概念的理论内涵的阐释中，涉及一个焦点问题——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孰优孰劣，亦即对三者作价值高下的判断。对此，不同的诗论家站在不同的立场，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如程晋芳认为： 夫诗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而必以诗人之诗为第一。文有学人之文，有才人之文，而必以学人之文为第一。(21)在程晋芳的诗学理念中，“必以诗人之诗为第一”，即诗人之诗是优于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方贞观在《辍锻录》中以佛学为譬，辨析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之优劣，认为：才人之诗“譬之佛家，吞针咒水，怪变万端，终属小乘，不证如来大道”；而学人之诗“譬之佛家，律门戒子，守死威仪，终是钝根长老，安能一性圆明”；只有诗人之诗才是“禅宗之心印，风雅之正传”(均见前引)。从其所譬中可以看出：他的诗学理念也是以诗人之诗为优的。程、方二人关于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优劣的这些意见，在清代是极具代表性的，是清代诗坛主流在学人之诗日渐发达的情形下对自《风》、《骚》以来传统诗学理念的谨守。而大约与此同时，另有一派意见，则认为学人之诗优于诗人之诗。如前举朱景英在揭示诗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的分别后，议论道： 然操此以求，诗人恒接迹，才人亦稍稍出，惟学人则少所概见矣!景英久稔暨阳余萝村先生，为当代孔郑。其经术湛深，足以衣被海内，余事为有韵之言，辄如古服劲装，令人肃然起敬。信夫!漱芳润而倾沥液，卓然为学人之作，不苟同于前二家者也。(22)尽管朱景英在此所论的学人之诗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详前)，但他语中提及的余萝村“为当代孔郑”，“经术湛深”，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因此，他所论的学人之诗，其内涵更多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学人之诗。而从其所发出的慨叹：“诗人恒接迹，才人亦稍稍出，惟学人则少所概见矣!”可知他是以学人之诗为优的。如果说朱景英所论的学人之诗在内涵上较为含混的话，那么，赵怀玉在《焦里堂诗序》中所论及的学人之诗在内涵上则颇为明确： 夫蕲于工而工者，斤斤于格律，屑屑于字句，殚精力而为之，以是专门名家，取誉传世，诗人之诗，世所同也。不蕲工而自工者，施之则有本，言之则有物，出余事而为之，以是畅怀舒愤，塞违从正，学人之诗，君是也。(23)在对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比较中，赵怀玉认为：诗人之诗是“蕲于工而工”者，“世所同也”；而学人之诗是“不蕲工而自工”者。唯有焦里堂(循)能为学人之诗。其言下之意，学人之诗是优于诗人之诗的。类似的意见还见于比赵怀玉略晚的陈文述对诗史的批评。在《顾竹峤诗叙》中，陈文述将诗歌分为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这三种类型，并联系诗史，指出：“韦孟之讽谏，张华之励志，少陵之时事，香山之讽谕，邵尧夫之温厚，陆放翁之忠爱，元遗山之眷怀故国，学人之诗也。国朝诗人辈出，踵武前代，亭林、桴亭为学人，愚山、渔洋为诗人，梅村、迦陵为才人。”而与他大约同时代的诸多诗人，在他看来，“为学人之诗者，娄东萧樊村一人而已”(24)。其他诗人如阮元、法式善、赵翼、黄景仁等，要么是诗人之诗，要么是才人之诗。在陈文述的诗史认识里，清代以前的学人之诗为杜甫、元好问等，清初的学人之诗为顾炎武、陆世仪；而与他大约同时代的诸多诗人，能“为学人之诗者”，只有萧樊村(子山)一人，尤为难能可贵。由此可见，在陈文述的诗学理念中，学人之诗是优于诗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朱、赵、陈三人执持的这种学人之诗优于诗人之诗的诗学理念，代表了乾嘉时期日渐兴盛的考据学及其学术文化向诗歌创作领域渗透后人们对诗歌的新认识，显示了传统的诗学价值系统在新的文学经验下的与时俱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