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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为晚清时期便开始翻译外国小说的翻译者，对外国小说及其翻译的内在规律是有着切身的体会的。鲁迅和其弟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尽管并没有获得他们所想象的那种成功，但从他们自身对文学特别是对域外小说的翻译的认识来说，其所接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鲁迅正是从翻译《域外小说集》出发，获得了汲取域外小说之精华来建构中国新小说的切身体验，他由此意识到，翻译西方小说不仅要注重选择那些与中国国情有所关涉的小说，而且还要采取“拿来主义”的翻译方略，唯此，翻译出来的西方小说才会获得中国读者的认可和推崇，才会对中国小说的营构起到应有的作用。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考量，鲁迅虽然辞去了小说股主任一职，但是，基于他对外国小说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还是成了周瘦鹃所译外国小说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审核者。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由中华书局于1917年3月出版。同月，鲁迅向蔡元培介绍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职，获得了蔡元培的同意。4月1日，周作人从浙江到北京。对此，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夜，二弟自越至……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17)到了5月13日，鲁迅在日记中又记下了这样的话：“上午得二弟妇并三弟信，九日发，又《或外小说集》十册。”(18)该审读报告尽管于11月30日刊登于《教育公报》上，但教育部的“褒状”所署颁奖日期却为1917年9月24日。该“褒状”这样写道：“兹审核得中华书局出版周瘦鹃所译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三册，与奖励小说章程第三条相合，应给予乙种褒状，经本会呈奉教育部核准，特行发给以资鼓励。此状 右给周瘦鹃收执 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袁希涛(签章)。”(19)这说明，鲁迅审读该小说的时间区间在3月到9月之间，最大的可能是在4月到8月之间。 这一时间节点，看似平淡，但如果把这一时间节点放在鲁迅创造现代小说的前夕加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鲁迅于1918年在《新青年》刊发的《狂人日记》恰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孕育期和成型期。也就是说，这个时期鲁迅担任小说股主任、出任小说股审核者等一系列活动，对其孕育《狂人日记》不可能不产生显性或隐性的影响。鲁迅审读《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有三个因素值得重视：一是鲁迅担任小说股主任时期制定的《审核小说之标准》，真正地开始了与审核对象的对接，由此更加清晰地印证了鲁迅对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加以评判时所操持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对即将出世的《狂人日记》不能不产生某些影响；二是与鲁迅合作翻译过《域外小说集》的周作人，已经到达北京，因而周氏兄弟合作审读了这部翻译小说，并合拟了这份审读报告，这对《狂人日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兄弟关系不能不产生某些影响；三是周氏兄弟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依然作为一种在场因素，对他们撰写的审读报告产生着潜在影响，尤其是对他们的小说观产生某些深刻影响。周氏兄弟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反响寥寥，周瘦鹃翻译的外国小说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上中下三卷却受到读者的欢迎，两相对比，不能不对鲁迅即将创作的《狂人日记》起到某种指导作用。可以说，这三大因素综合构成了鲁迅孕育和创作现代小说《狂人日记》的直接语境。 那么，鲁迅对《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是如何评价的呢？我们不妨对1917年11月30日《教育公报》上刊出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报告》加以解读。该报告属于鲁迅和周作人合拟，至于是谁草拟，谁来定稿，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佐证。但是，不管是谁来起草，这一报告体现了鲁迅的意志和思想是无可置疑的。该报告这样写道：《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凡欧美四十七家著作，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惟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故体例未能统一。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书中所收，以英国小说为最多；唯短篇小说，在英文学中，原少优制，古尔斯密及兰姆之文，系杂著性质，于小说为不类。欧陆著作，则大抵以不易入手，故尚未能为相当之绍介；又况以国分类，而诸国不以种族次第，亦为小失。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20)。鲁迅的这份审读报告，既是对周瘦鹃翻译作品的审读意见，也是鲁迅自我文学思想和趣味的外化。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该审读报告对其翻译过来的小说的国别进行了大体的介绍，尤其对其所翻译过来的五个国家的小说特别肯定，认为这在中国“皆属创见”，这便肯定了其开拓性的价值，而这样的开拓之作“亦多佳作”。这说明了鲁迅特别看重欧美弱小国家的短篇小说。鲁迅于1933年谈及自己最初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就说过：“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21)因此，鲁迅对周瘦鹃翻译弱小国家的短篇小说这一举动给予了特别的认同和推崇；相对而言，对英国小说的认同和推崇就远不如前者了。其次，鲁迅对“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的做法给予了大力的肯定，甚至由此提升到“足为近来译事之光”的高度予以推崇。其实，就翻译而言，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的确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情况，尤其是“小像”这样的图片，对读者感性地“认识”作者具有积极的作用，二者正可谓“相得益彰”。鲁迅在作出这一价值判断的背后，隐含的正是他对装帧图画设计等形式的特别看重。我们知道，鲁迅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外，对图书的装帧图画设计也非常看重。为此，他经常亲自设计图书的封面，努力追求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如鲁迅亲自为自己的小说集《呐喊》设计了封面；他还为许钦文编选的短篇小说集设计了封面，用了一幅《大红袍》的图。许钦文在《鲁迅和陶元庆》中写道，鲁迅看到了《大红袍》，认为“有力量；对照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于是便建议“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22)；鲁迅对陶元庆设计的《彷徨》封面非常欣赏，便在1926年10月29日给陶元庆的信中写道：“《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23)所有这些都说明，鲁迅所拥有的身份并不是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作家，而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频出这一现象，恰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频出现象一样，标志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24)。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的前后次序颠倒过来，也可以说是频出的巨人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而他们则成为人的诸多方面素养都得到全面健康发展的典范。鲁迅正是基于这一品格，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在小说这一主体之外“附小像略传”的设计看作“近来译事之光”。显然，如果我们把这种看法放在中国小说历史长河中，尤其是结合蔡元培提出的“美育”教育思想加以审视的话，此种“新做派”的确像他即将面世的《狂人日记》一样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