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文学理论界冲破了封闭性的蒙昧，享受了放眼全球的兴奋。在强烈的落伍感的驱迫下，文学理论界把最大的热情献给了西方理论，一波又一波的新理论被当作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引进。国人表现出的强烈的饥不择食的贪婪，可以从急于改变弱势文化处境的心态中得到解释。但对于西方理论的接受，以今日眼光来看，还存在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 对西方文论的接受要有反思精神 西方文论，不管什么流派，均以对权威的质疑挑战为荣，故天马行空，以原创性和亚原创性为鹄的。我国学人则鲜有把西方权威当作对手（rival）进行质疑和挑战者，故只能疲惫地追踪。 国内对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陌生化”的接受就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例子。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什克洛夫斯基晚年看到绝对强调“陌生化”导致文学流派更迭过速，产生了先锋派文学中的种种文字游戏的垃圾。在20世纪70、80年代，他做了彻底反思，反复强调说：“艺术的静止性，它的独立自主性，是我，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错误。”“我曾说过，艺术是超于情绪之外的，艺术中没有爱，艺术是纯形式，这是错误的。”虽然人家坦承犯错误，可是国人却充耳不闻。在大量学术论文中，“陌生化”仍然满天飞。据超星阅读器搜索，在中文期刊上，与“陌生化”相关的文章共4186篇，以“陌生化”为标题者1625篇，论及陌生化的图书477种。文艺理论界把这个片面的、缺乏内在矛盾，因而没有运动衍生机能的粗糙范畴，当作金科玉律，比之苏东坡的 “反常合道”，可以说是非常幼稚，又经不起阅读经验检验的。 在这一点上，倒是美国人比我们清醒，他们从欧洲大量引进思想资源后是有所反思的。刘亚猛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被我国理论界所熟知的美国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对1960年代以来美国从欧洲大陆大规模引进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得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结论： 理论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超脱大度”（impersonalanduniversal），而是跟它萌发生长的那个语境所具有的“独特时、地、文化和语言”盘根错节、难解难分。又如，在将理论从其“原址”迁移到一个陌生语境时，人们不管费多大的劲总还是无法将它从固有的 “语言和文化根基”完全剥离。“那些试图吸收外异理论，使之在本土发挥新功用的人引进的其实可能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使之服务于某些异己利益，产生破坏性效果。” 同样地，我们也需要反思：引进的那些西方理论，我们热情追随的“大师”，是不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呢 ？是不是“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对我们的理论建构 “产生破坏性效果”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