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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反本质主义”的认识问题 从逻辑上来说，反本质主义就是对本质主义的否定和批判，只要锁定了本质主义这个对象标靶，这种否定批判的针对性应当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如前所说，实际上并不存在本质主义这样一个“实体”，它更像是一个飘浮不定的“影子”，因此对它的否定批判就并不那么容易做到目标明确和火力集中。更何况，有些人并不认为本质主义一定就坏，反本质主义一定就好，从而在理论立场上便有种种不同。因此，从反本质主义这个方面来看，也相应地显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有必要加以辨析。 讨论反本质主义问题，首先需要关注陶东风的观点，这是因为他在我国文论界最早提出反本质主义的话题，并且也被很多人认定为反本质主义的代表人物。然而从陶东风本人的一些表述来看，却显得颇为复杂甚至不无矛盾之处。比如，他有时承认自己是个反本质主义者，并且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反对本质主义的理论立场。在回应学界的质疑时，他明确说自己“是一个反本质主义者，我对自己的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观持有‘确定性’的信念。”(14)而在另一些场合，他又声明自己并不是反本质主义者，他说，学界一些人“一致认定我是反本质主义者，尽管我在文章和教材中反复且明确表白我不是反本质主义者而是建构主义者，对于‘反本质主义’我只是‘有条件地吸收’。”(15)在这里，他显然感到自己的立场观点被别人误解了，因此有必要强调他所坚持的反对本质主义立场，并不是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一种反本质主义。 那么陶东风对于反本质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态度呢？从下面一段话我们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看法：“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不是文学本质论的代名词，不是所有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阐释都是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只是文学本质论的一种，是一种僵化的、非历史的、形而上的理解文学本质的理论和方法。”“对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反思和扬弃并不必然导致反本质主义。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反本质主义分为‘反本质主义’与‘反本质的主义’两种，建构主义属于‘反本质主义’，而不是‘反本质的主义’。‘反本质的主义，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它不是对本质主义的反思，而是彻底否定关于本质的一切言说，认为本质根本不存在。”(16)应当说，这段话的意思是清楚明白的，陶东风的理论立场也是毫不含糊的。他并不赞成后现代主义那种激进的极端的反本质主义，即彻底否定关于本质的一切言说；他所坚持的也许可说是一种有限度的反本质主义，即既保持对那种僵化的、非历史的、形而上的本质主义理论的反思和扬弃，同时也不放弃对文学本质问题的建构性探索。因此他强调说：“我的反本质主义(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更接近于建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而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激进的反本质主义。”(17)以此观之便可以明白，当他否认自己是个反本质主义者的时候，是从前一种意义而言的；当他承认自己是个反本质主义者的时候，是从后一种意义而言的。这样看来二者不仅并不矛盾，而且恰恰显示了论者严肃辩证的理论立场，就这一点而言，学界对陶东风反本质主义理论的质疑和批评，的确多有误解和不当之处。 其实，在这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中，还有人比陶东风走得更远，秉持更加激进的反本质主义的理论主张。比如有学者明确提出“本质的悬置”，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对“文学是什么”、“文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等问题的研讨上，导致了文学理论的僵化与滞后，“如果把‘规律’、‘原则’等问题抬到不适当的高度，就会出现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理客观性不相称的、不讲道理的伦理性评判，‘文学’和‘文学理论’也便成为一个‘虚构的神话’。”“只有暂时把本质‘悬置’起来，文学理论才有可能与当下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进行有效的对话，才有可能走出‘失语’的困境。”(18)也有学者主张将后现代思想引入当代文艺学建设，“这里说的后现代是一种怀疑和反对作为现代观念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思想状态”，它反对“简约的、虚假的、永恒化的、粗暴的、均质化的使用本质概念”，提倡将“本质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多元化”，这样，“对永恒本质的界定的渴求就让位于对事物本质这种‘知识’的历史化和多元化的描述。”(19)从这种观念的理论逻辑来看，似乎执著于对“文学是什么”之类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原则等问题的研讨，就势必会走向本质主义，只有引入后现代思想，把本质问题“悬置”起来，避开对“本质”概念的界定和使用，才能走出本质主义的理论误区，这种看法显然又容易导向另一种简单化和片面性。 应当说，在讨论过程中，更多学者对于“反本质主义”还是持比较审慎的态度，注意到“反本质主义”本身所存在的两面性，即它有可能带来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比如，前面所引述陆贵山的观点，就认为不能简单判断说，凡反本质主义均好，凡本质主义皆坏。反对教条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本质主义是必要的，但一概拒绝本质沉思和理论思维的偏向则是必须加以防止的。童庆炳也明确反对把反本质主义扩大化，认为对于反本质主义要有明智的看法，不能走向极端和偏执。“走向极端的反本质主义必然要导致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我们赞成的是作为思维方式的反本质主义，而不是它的某些确定性结论……我隐隐感到担心的是，有些作者在有意无意间似乎把凡是给事物下定义的，凡是想明确回答问题的，凡是把事物分成现象与本质二元对立的，凡是想搞体系化的著作的，都叫做本质主义。如果把这四个‘凡是’作为衡量是否是本质主义的模式，那么这种给学术设置禁区的做法本身，给学术立这些规则的做法本身，就是本质主义的。这样，他们就不是为学术研究开辟道路，而是设置障碍了。”(20)也有学者在谨慎肯定我国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积极意义的同时，认为“反本质主义思维走向极端就是绝对的相对主义，文学在这种相对主义看来没有任何固定的本质，从而文学也就无法区别于原始森林、太阳、行星，甚至无法区别于音乐、建筑、雕刻、绘画等艺术。如果一味拆解和反本质，文学理论必然陷于碎片化而无法成为体系性的理论思考，从而无法承担人文精神提升和文学现象解说的功能。”(21)在学界的讨论中，不少学者都持类似看法。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论观念力求避免论争中容易出现的情绪化、简单化和片面性，体现了一种应有的理性反思态度，是更为值得重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