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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政治的基本思想架构 从思想源头上看，学院左翼的文艺批评是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启迪下，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寻求方法，并广泛汲取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不断拓展其理论视阈而形成其思想架构。 首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使学院左翼获得了学术动力。冷战期间，美国激进分子进入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期，此时葛兰西的理论却备受推崇。文化霸权理论把学院左翼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充分认识到社会的上层建筑的重要性。“霸权”表明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不必然地发生在工厂和农村，也可以发生在大学和剧院这样的文化机构中，以及历史的发展并不必然地要等到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可以通过文化宣传改造世风人心。这意味着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肩负着批判和战胜旧意识形态、教化无产阶级民众的重任。文化霸权理论为学院左翼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枯竭之后又找到新的学术兴奋点。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方式、劳动和阶级关系的视阈之外，探索使人类获得自由的新路径。 他们最先运用葛兰西理论，审视美国共产党(以下简称“美共”)的历史作用。西奥多·德雷(Theodore Draper)对美共的历史进行爬梳整理，把美共解释为一个鲜明的组织，其成员都是因为政治而投身“社会斗争”，并非受到莫斯科的操纵。他对左翼的构成进行新的界定，并把左翼成员浪漫化为坚定的、不畏艰难的美国人。这样，很多美共成员被改写为左翼的文化英雄，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学术界已有定论的东西，均被学院左翼所推翻。虽然学院左翼无法改变新自由主义当道的社会现实，但是，葛兰西的理论让他们坚信，美国的主流价值不过是一种“虚假意识”，必将从大众的观念中消失。作为19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的薪火传承者，他们为新左翼运动带来了第二次生命。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使其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马尔库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批评理论深藏着从社会历史语境中观察现实、改变世风的深远意图。这些批评家揭露了那些以“必不可少”面目出现的制约人们生活的工具理性。他们认为工具理性支配了一切，具体表现为各种组织的工具、技术为社会提供了简便、舒适的统治。在学院左翼看来，运用上述理论审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庭、教育、大众娱乐、媒体，以揭开它所隐含的权力和控制的符码。这样，学院左翼把新左翼的历史问题视为异化问题，即衍生为那种随处可见，人们已经习焉不察的霸权、控制。学院左翼发现现代化进程中充满了权力、统治、监督和控制，他们要揭露这些制约社会生活的隐性力量。从这种意义上看，法兰克福学派算得上西方历史中，摧毁18世纪以来的启蒙理念的第一支左翼劲旅。因为无论马克思，还是其他革命思想家都认为启蒙消除了封建主义，使知识、科学的进步成为可能。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则认为启蒙是知识的灾难，它转向了只注重客观，寻求制约环境，致使人与自己生存的环境相疏离。 再次，福柯、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极大地拓展了学院左翼文艺批评的视阈。学院左翼推崇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1968年之后，美法新左翼突然感到虚弱乏力，他们发现后结构主义理论可以解答他们的失败和幻灭。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特别强调结构和体系、具体化的各种限制人类的力量——它再生产了人类。随着主体意识从历史上的消除，后结构主义者深刻体察到制约与压抑的结构的存在。福柯认为控制历史的不是经济规律，而是“话语”规则——权力，甚至连医院和福利机构也受到其干预，无一幸免。福柯揭示了权力与知识相互依存、循环渗透的过程，甚至人类历史本身也是权力运作的产物。福柯的理论令新左翼茅塞顿开，找到了失败与幻灭的原因。 德里达重新阐发马克思关于人的劳动，在他看来，人类活动的基础是语言，而不是劳动。没有语言，人们便无法交流，无法思考，而这一切都受到内在结构的制约。当人们这样书写时，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暗示作家的缺席。德里达的理论让学院左翼看到，新批评所提倡的文本研究的狭隘性与封闭性，他们赞同文本是由结构生成，其意义来自于话语的观点。他们在德里达、福柯、拉康、克里斯蒂娃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发现了结构和语言决定主体，表达意识。当他们从街垒战中败退到校园之后，1980年代他们以英文教授的身份在课堂上继续其未竟的事业。经典马克思主义把当代社会的一切失当之处归咎为生产方式，而学院左翼则归咎于话语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存在都是语言结构。自主的语言结构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生产，就像蜘蛛被网所缠绕一样。他们的真正用意恰如欧文·豪(Irving Howe)调侃的那样：解构主义者不是要改变世界，而是要改变文学系，即一切权力归教授。 此后，学院左翼以“解构”的视角阅读文本，旨在洞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断裂和冲突。如，兰特里夏、伊格尔顿、詹姆逊都试图从重视文本自身的特性而转向社会构成。在学院左翼看来，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位解构主义者，旧左翼的埃·威尔逊(Edmund Wilson)、马·伊斯特曼(Marx Eastman)在揭露虚伪的宗教修辞下的科学的“辩证”时，就已经在“解构”了。不像昔日的旧左翼，他们没有与自己所反对的清教主义、资本主义、本土主义同流合污；也不像其他左翼分子那样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对自己的失败与挫折进行新的阐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总之，新左翼盘踞在校园中，用学术话语建立了自己的霸权。 最后，在19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中，现实无情地挑战了学院左翼所运用的各种后结构主义理论分析，美国本土思想资源再度受到重视。人们看到语言和沟通是解放而不是压抑，因为学生和东欧自由分子通过电视向全世界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诉求。词语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如果说人的主体死在了巴黎，那它却活在了布拉格，在那里语言服务的精神胜过结构。于是，学院左翼转向了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哈贝马斯，他们开始回归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哈贝马斯试图在历史发展的视阈中更新马克思主义——从形形色色的后结构主义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中拯救现代哲学。如果说福柯与德里达的理论对存在秩序进行了激进的阐发，那么对学院左翼而言，如何把这些“解构”举措运用于社会体制当中，才是他们所关心的。 哈贝马斯的理论之所以吸引了美国学院左翼，主要因为他的某些思想汲取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乔治·米德(Georg H. Mead)等人都对哈贝马斯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在新左翼的刊物《统一体》(Continuum)中引用米德的话：“普遍的话语是交流的正规形式。如果交流可以进行且很好地进行，那么就存在某种民主……在这种民主中，每个个体就能够反映他所知晓的，他称之为……那便是使交流极富意义和在其同一体中组织程序的东西。”③哈贝马斯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启发，把人们的视线由探寻知识起源和基础转向了使用知识的态度。 罗蒂探究了法国后结构主义与美国思想的联系，他把后结构主义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相提并论，视杜威为与海德格尔并驾齐驱的美国哲学家。罗蒂认为左翼不应该把美国视为结构中的监狱，而应看到其自由主义的文化遗产——具有自我批评和更新的机制与功能。福柯、德里达认为社会所接受的这些规则是通过忽略那些异议声音而构成的，而罗蒂与哈贝马斯提倡通过交流对话达到一致。 美国学院左翼在上述理论流派的综合作用下，主张拓宽文学研究的定义与范畴，对文学文本的释义延伸至所有“社会文本”，以形成更少交流障碍与意识局限的跨学科比较文化研究。约翰·布兰克曼(John Blankman)在1983年提出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声称现代社会的交流形式与大众文化发展已从根本上取消了传统人文学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聚敛中心的作用”，当代批评家应将多层复合文化研究作为己任。对于这场文化研究的前景，詹姆逊说：“在当前，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拥有知识全景观以及跨越传统学术壁垒的整合力量的学术方法论。它因而有希望将分散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不同领域的专业研究统一到综合目标上来。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借助于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神话研究和阐释学的不同方法，应当也能够显示出整体研究的优越性。”④很明显，学院左翼不愿自拘一隅，或认同唯一的理论体系，他们更愿意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平等竞争环境中，并随时准备修正或调整其立场。添加一个开放未定的“post”是比较切合他们的。 这样一来，学院左翼的文艺批评呈现出文化研究、“后学”性、书斋化等特征。这些特征说明学院文艺批评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又能兼收欧陆批评理论，成功应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理论挑战。这种意义上看，它在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界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东西方文学发展进程的影响，特别是其持久的激进思想，远远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