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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批评的衰变 “文学批评”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诉说自己惨淡经营的境遇，而不是自鸣得意。报章短评、读者书评、自我炒作、明星膜拜、追逐时尚等，早就使传统文学批评一再受到威胁。批评家身处自我要求(即批评之品味)与读者期待的角力场中。自我要求缘于批评的理论高度，期待则来自出版社总编和经理，来自作者、同事和读者。文学批评自己设定了一些要求，忽略了有些应有的要求，另有一些强加于它的要求。时代变了，批评也变了。如同大牌批评家难求一样，上乘批评亦不多见。文学批评危机重重，不过它好像时常处在危机之中。同样，围绕批评之现状的争议，或哀怨批评的衰落，仿佛与批评一样悠久。 文学批评能够生存，已经是其功绩所在：它要为公众在新书或再版书中做出选择。不过，大部分图书无需批评家的推荐或诋毁也有其读者。换句话说：在出版社精心策划营销策略与文学生活之高度商业化的时代，即便一部作品遭到非难，出版社亦可能以“颇受争议”之名而成功销售该书。有人把批评家视为文学公共领域之极具影响力的操纵者，另有人则把整个批评行当看作图书市场多余的、可有可无的摆设，与图书销售量没有多大关系。对于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可靠的调查数据为凭证，不同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相去甚远。对于文学批评与销售效果之间的关系，迄今还没有系统研究。批评的调节功能，未必见之于对某部作品的态度，而在于选择某部作品这一事实，即所谓“他写我，我才出名”。如此看来，批评的能量并不在于评价本身，更多地见之于筛选和选择：“什么算，什么不算。” 在西方学术用语中，“批评”源于希腊语，表示“区分”、“决定”、“判断”等。谁要做出区分和判断，就会努力判别善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批评多半是对新近文学(作家和作品)的介绍、评论、诟病或归类。一般而言，文学批评是关于文学的公开交往形式。莱辛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德意志文学批评的奠基者，他所倡导的批评态度，常被看作批评家最高行为准则：“对于新手，和气并且恭维；对于大师，带着钦佩怀疑，带着怀疑钦佩；对于俗士，吓唬却带着善意；对于吹嘘者，可以嘲讽；对于心术不正者，尽可能辛辣尖刻。”⑤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文化景观和传媒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出版物与新的大众信息渠道，例如电视或互联网的普及，使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同时也在根本上重新界定了批评的功能。批评处于时代特征、社会总体条件、参与者的不同角色和个人特点之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之中。因此，考察文学批评，总是意味着解析它的危机与强调其重要性相结合。 五十年前，韦勒克在其论著《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Concepts of Criticism)中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做了区分，同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其实，英语和法语中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critique littéraire)，如韦勒克在《现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中所强调的那样，亦包括文学理论和诗学。随笔性的文学批评，在英美属于“书评”范畴。研究与批评的连接点，显然在于评判文本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选择和解析文本时必须具备的。 尽管韦勒克认为文学文本的复杂性会使阐释带有模糊性，并且总是体现于评价，但是人们还是能够区分不着边际的阐释与说得过去的阐释。面对新批评的没落，他认为人们可以就如何解读哈姆雷特而争论不休、各执己见，但是肯定不能把哈姆雷特说成女扮男装者。因此，他提出研究者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任务，从艺术作品的具体分析与文学研究的成果中提炼出明确的文学理论、原则系统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他依然深信“本质”和“原则”，以及文学所体现的普遍价值观。在《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中，他区分了他那个时代文学批评的不同方向： 1.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2.文学的语言和风格批评； 3.一种新的、注重文本肌理的形式主义； 4.建立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与荣格心理学思考基础上的“神话学批评方向”； 5.一种新的、受到存在主义及其相关世界观影响的哲学化文学批评。 对于文学批评的这种归类，能够让人清楚地看到，批评所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评者选取的视角。与之相关：问题的提出，决定批评的方向，往往也决定解释问题的可能方法，并直接影响最终答案。人们还能看到，批评不再是单一视角，而有多种视角。并且，每种视角都认为自己才是至关紧要的。 韦氏《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与《现代文学批评史》问世不久，德里达于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不仅是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理论的解构，也意味着解构主义的悄然登场。在后来的发展中，新理论、新方法层见叠出，批评的视角也更为丰富。从某种程度上说，理论翻新或所谓“创建”，固然与新的时代格局有关，与人们对“本质”和“真实”概念的厌倦有关；但是同早先的理论一样，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流散文化理论、酷儿理论、生态批评等新潮理论，同样是历史困境中的社会和语言危机使然。尽管有些学者为每年都能提出新名词而得意，但是个别仓促而简陋的理论，是不少西方(尤其是英美)左派学者所热衷的“讲政治”或“政治正确”的产物。在伊格尔顿眼里，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是遥远的过去，创造那个时代的大理论家也已过世；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不再是性感的话题。目前的性感话题就是性。当代文化研究争先恐后地扑向性的主题，活像一个禁欲了半辈子的老光棍⑥。无疑，这只是文化研究之民粹立场的一个截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