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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论与批评的尴尬处境 三十年来，中国或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都要多得多，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万花筒景象。西方文论多少年来在中国可谓“得天独厚”，给中国带来文论教学和研究的重大变化，为我们的硕博论文提供了诸多论题。我们不但译介了由于长期闭塞而未曾听说的学说，而且在“补课”之时还及时翻译了不少外国时髦理论，给人众声喧哗之感。我的感觉是，西方文论在中国不但有空间，而且空间很大；但是张力如何，的确不敢恭维。我所理解的张力，是理论的运用可能性，思考方式的改变或引发新的思考方式，否则只是译介而已，是理论的转述。另外，我们常能看到由于译介滞后而出现的一种现象：某一理论在其发源地已被冷落，遭到质疑、抛弃甚至“清算”，我们却如获至宝、津津乐道。对于张力的怀疑，有内外原因，也有语境因素，而最主要的根源在于文论本身的境况。这里说的不只是文论在中国的情形，而是它在世界范围的尴尬处境。 此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学理论与文学、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的一部分声誉，从来就得归功于其研究对象的声誉。评论和解析上乘之作，自然也会给评论文章增添光彩，或者显示其重要性。我不会完全把文学批评看成文学作品的寄生物，但也没有采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即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没有谁依附谁的关系。他所理解的阅读，不是揭示和阐释作品意义，而是创造意义；文学文本与批评没有主次关系，二者的创新亦无高下之分。常有人问：“为什么要文学？”这里指的当然是纯文学，即高雅文学或严肃文学。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们还知道其他那些诸如消遣文学、通俗文学、消费文学的种类。其实，我们无需提出“为什么要文学？”这个问题，谁都知道文学为何存在。可是，它的存在意义，已经不同于五十年或一百年前。 文学的当下境况如何呢？令人失望的结论是，文学的整个社会价值和地位在衰落，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学不感兴趣，这一趋势似乎还将延续很长时间，文学还在继续丧失其重要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出理查德·罗蒂之“走向文学”的预言，是需要非凡的胆量和想象的：每个时代都有其英雄，文学家乃自由社会或未来时代之英雄③。在“理论之后”的沮丧和无奈中，有人提出“回归文学”亦即理论走向文学的主张，并认为已经看到理论界的文学性写作(融会理论与文学的新型写作)，这样可以避免理论之抽象和晦涩难懂的弊病④。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对于文学的兴趣尚且如此，有何理由相信理论的出路是文学或者文学性思维呢？目前还很难看出这条路是否可行。就当今状况而言，不是文学生活机制或者文学的表现手法阻碍了批评家的精到评论，而是公共领域显然对文学批评不感兴趣。有人或许会说，大众对文学理论和批评从来不感兴趣；我只想补充一句：今日更甚；并且，专家学者也未必有多在乎理论和批评。通俗文学或消遣文学的销售，不取决于批评对之采取的视若无睹的态度或毁灭性评判；而对严肃而艰深的文学作品的赞誉，也不必然有助于对它的接受。无论如何，文学经典和当代杰作之日益微弱的反响，使得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声誉也必然受到相应折损。理论家和批评家从前享有的荣耀和地位，一直在慢慢褪色。 就西方学术语境而言，一些古老话题正在逐渐隐退，一些理论“死而不僵”或“借尸还魂”，还有一些理论“起死回生”，例如叙事学、精神分析学等。新的元素还在不断渗入文学理论，例如情感研究(study of affect)、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等。若说理论就是思考和推测，或是对思考的思考，那么新近理论的一大特色是对跨学科理念的思考，这便导致跨学科问题和命题的不断提出。而跨学科本身是一种方法，很少拘囿于纯粹的理论。跨学科而又以某个学科为重心，既在其内又在其外，但是边界时常很模糊，这是当今常见现象。文学研究的一些论题，原本似乎与文学毫不相关。然而，文学理论总是身处理论研究的前沿，其他理论也时常会涉及文学。或者说，其他学科的理论常被用来阐释文学，这里有视野融合，也有误解误用。另外，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或硕博研究生对西方哲学的兴趣，并不亚于专攻哲学的学者和学生；他们当然明白，哲学是人文学科的知识根基。新近的一些西方理论，基本上不是源于文学研究，却吸引着文学专业的硕博研究生，这或许就是所谓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吧。所有这些，都涉及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空间和张力，不管结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