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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建松这段话标注的写作时间为2009年10月24日，从其后“海子传”的版本成书情况来看，如燎原的《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2010)、余徐刚的《海子传》(2011)，这段话极有可能对“海子传”的书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显然，无论是“传记”还是“评传”，都需要撰写者在成书过程中，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搜集、整理、考订与甄别。也许，“传记”偏重叙述生平经历，“评传”偏重评论、研究，会使两者侧重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实现写作上的“信”与“达”，进而真实、准确地向读者展示传主的生活经历，无疑是作传时应遵循的共同原则。传记在完成后，既可以作为一般读者了解传主生平的重要依据，又可作为研究者参考之用直至成为一类重要的史料，皆源于传记写作的共同原则。就“海子传”目前的书写现状来看，边建松的《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之所以成为众多“海子传”中最出色的一本，燎原的《海子评传》之所以反复修订，堪当“被公认为二十年来解读海子的经典之作”⑥，皆与两者总结了以往的写作经验，关注最新发现的材料，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有关。相比较而言，那些徒具形式，满是臆想的“海子传”，不仅毫无历史意义和价值，还会在误导读者的同时损伤了海子的形象。 西川曾在《海子评传》“首版序言”中提醒那些“为自己的冲动、狂想、开悟、心得作传而并不真想为海子作传的人”⑦，但这似乎并未影响“海子传”在新世纪之后的迅速增长。依据文学市场化的逻辑，“海子传”的书写与“海子传”出版之后的消费本就是两个层面或至少是两个阶段的事情。从第一本“海子传”被作者定位为“一部常销书”，⑧到最近明显将“海子传”定位于一部“畅销书”，是坚守学术立场，还是利用读者热情、捕捉消费心理，“海子传”的书写构成了当下海子经典化过程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真实地反映了“海子传”书写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面相，因此，分析其出现的必然性及存在的合理性也必将是一个“历史的课题”。 “海子传”现有的成书情况已说明：“海子传”虽数量很多，但整体质量很不平均。如果说海子的挚友、诗人西川的“海子并不需要一部《海子传》或《海子评传》，他的生命已经转化为他的诗歌，他因他的诗歌而长存于我们的记忆。是我们需要一部海子的传记，以便使我们自己确信我们就在他的身边”，可作为书写“海子传”的原初目的；而其自认为不是海子合格的“传记作者”，因为对于海子“我无法做到客观”，⑨可作为“海子传”写作经验的一部分，那么，在海子已成“诗歌神话”的前提下，书写一部客观、公正的“海子传”，真实呈现海子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正确评价其诗歌创作及独特的“诗人之死”，尤为必要。 为了更为清晰地呈现已有的“海子传”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主要围绕边建松的《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燎原的《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余徐刚的《海子传》(2011)加以说明。通过阅读、对比这三本有代表性且经过反复修改而成的“海子传”，可知目前“海子传”的进展情况主要包括：(一)海子的生命历程已得到完整地呈现，海子的创作历程与艺术成就已获得较为全面的展示；(二)海子的生日、海子笔名的含义及第一次出现的时间等一系列曾有争议的问题已得以澄清；(三)海子诗歌创作的具体篇目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核实，海子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与称谓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四)海子的恋爱经历、恋爱对象及其与海子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仍有诸多“谜团”；等等。 例如，边建松在《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中认为“《海子诗全集》说‘收入1983年4—6月的诗十七首’(1079页)，有两个错误。一是数量上……二是写作时间……”；提及“海子的诗是高度浓缩的。一些短诗看上去只有二三十行，但他可能实际写了一两百行。海子诗歌意象的断裂和跳跃感，可能与不断修改有关。现在有很多诗友发现海子的某首诗歌有多种版本，也是这个原因”。⑩燎原在《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中认为西川《海子诗全编》中开列的“太阳七部书”应按照作品确切创作时间进行顺序调整的看法，(11)就因涉及海子的诗歌创作、修改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篇目问题而值得关注。又如，海子诗歌中大量出现的“麦子”意象曾使其拥有“麦地诗人”的称呼，此外，海子还在阅读、接受过程中有“浪漫主义诗人”“乡土田园诗人”“史诗诗人”“存在主义诗人”(12)等不同称谓，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已“验证”了西川在《死亡后记》中所言的“这种草率的归类说明，人们似乎还找不到现成的、恰当的语言来谈论海子，人们似乎还不知道怎样给海子定位”。(13)结合以往的经验，特殊称谓往往可以形象呈现一个诗人最突出的特点或是与其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保持密切的关联，但任何一个称谓又都不可避免地简化诗人的创作。因此，对这些定位进行客观、合理的辨析就成为认识海子诗歌创作，避免人云亦云的重要依据。对于“麦子”“麦地”以及“麦地诗人”，边建松的《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就通过“有农村痕迹”，只有北方才大面积种麦的事实，得出其笔下的“麦地”与“故乡”，可理解为“广义的人类故乡”(14)的结论，此外，他反对说海子是“青春诗人”，愿意将其称为“文化诗人”和“生命诗人”的看法也值得思考；(15)而余徐刚的《海子传》更是在“‘麦地’与故乡，在海子的玄想中融为一体，并沿着诗经的传统，沿着北方辽阔的大地，比南方‘水稻’更接近于太阳与神性”的基础上，推演出“于是，海子并不满足于把麦地写得越来越小，而是要把它写得越来越大。他追求的是一种广博的爱，只有这种爱才能与广袤的土地相配，才能盛得下无边的悲伤和美丽”；“于是，海子一厢情愿地要在工业化文明的城市中种植庄稼，要凭借着‘麦子’，维系着心中对美和纯洁的渴望”；“于是，海子在抒发他的故土情怀的时候，常常以一种难以阻挡的悲情来写故乡、写亲人。这时候，‘故乡’已成为一种意象、一种心象”。(16)上述论断对于认识海子的“麦子”“麦地”以及“麦地诗人”的称谓都有一定的启示。再如，三本“海子传”都提到了海子的爱情，并与西川所言的“海子一生爱过4个女孩子，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初恋的女孩子，更与他的全部生命有关”(17)保持一致。但就具体行文来看，四个女孩子在现有的全部“海子传”中都没有用真实姓名，且在结合海子的诗进行推究时，四个人在上述“海子传”中也并不一致。如燎原在《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分别使用了B、S、AP，且认为AP为两个女性；(18)边建松在《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中分别使用了B、S、AP、Y，且与燎原的传记一样，提到了海子在1988年8月于西藏拜会的女诗人H；余徐刚在《海子传》中分别使用了“阿香”(即海子诗中的B)、“小草”(即海子诗中的S)、“苹苹”(即海子诗中的AP)、“姗姗”(即H)。考虑到海子辞世距今较近，四个女孩子暂时使用海子诗中的代名，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从作传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是有失真实、确切之标准的，而由此产生的缺憾，也只有期待进一步地修改、补充以及“海子传”本身的历史化。 “海子传”各版本呈现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对作传者本人特别是其“传前”准备工作提出了要求。在正常情况下，由于传记写作要查询、搜集、核实能够掌握的全部事实，并在进行排序、梳理的同时“夹叙夹议”，故此，其往往比相同的作家研究更耗时、费力。海子去世后，需要整理、辨析的材料很多，这使得“海子传”的书写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材料关”。在笔者看来，除了亲见海子诗歌的原始手稿外，西川编的《海子诗全编》和《海子诗全集》应当是考察海子诗歌的最佳版本；海子好友骆一禾的文章如《海子生涯》《“我考虑真正的史诗”》《关于海子的书信两则》《冲击极限——我心中的海子》，西川的文章如《怀念》《死亡后记》以及苇岸的《怀念海子》(19)、陈陟云的《80年代的北大诗歌，我们生命之中的青春小站》、查曙明的《怀念海子》、查锐的《怀念从何而来》(20)等，或是出自海子生前同学、挚友，或是出自海子亲人的回忆文章是可信度极高的文献资料。除此之外，在“海子传”书写过程中还应当通过海子亲友的访谈搜集、整理、核实相关信息，关注最新的文献。边建松的《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燎原的《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都经过多方考证，才最终确认海子生日为1964年3月24日。至于1999年5月燎原通过与西川交谈，获悉“海子诗歌之路的出发点，最初却始于顾城”。(21)边建松依据西川《海子诗全集》全部收录海子第一本诗集《小站》(1983，原为油印本)，指出海子诗歌与朦胧诗的关系，预言其“已经暗示了海子以后诗歌写作的方向”。(22)诗人西渡通过骆一禾、海子比较，得出有别于以往的“圣书上卷与圣书下卷”(23)的结论，皆属于“新的发现”，为此后的“海子传”书写及海子研究的深入带来了新的信息和思路。 其次，“海子传”的书写应当不断接受海子研究带来的新信息，并与后者形成良性的互动。围绕海子而生的“诗歌神话”显然也是研究界频繁关注的对象。研究者在研究海子的过程中除了会参照已有的传记版本，还会在搜集、整体相关材料的同时，得出新的结论，拓展对海子的认知。以荣光启的《海子诗歌：从〈小站〉出发》一文为例，作者结合“手中这本海子生前油印，有海子本人的笔迹的《小站》”展开的论述，便对理解海子最初的创作有着重要的价值；(24)以刘春的《海子留下的几个问题》一文为例，该文除了继续“《小站》到底收录了几首诗”问题的探讨，与西川、荣光启、边建松等人的结论交相呼应外，其围绕海子之死与“被圈内人批评和伤害”之间关系的探究不仅对认识海子和海子所处的诗歌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在回应部分现有“海子传”记录情况的同时，对“海子传”未来的书写具有启示意义。(25)金松林的《悲剧与超越——海子诗学新论》不仅是一本颇有见地、立论扎实的著作，而且还有诸多新的发现：这本书将海子生前发表的学术论文《从突变理论看国家产生形式和法的作用》全文收录，并以此分析海子的才智和潜质，凸显海子的另一面便可以作为“海子传”书写的重要资料。(26)此外，他结合海子的《诗学：一份提纲》中的“我要说的是，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的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代替品”等，以“渴望还乡”分析海子诗中的“流浪”“村庄”“家园”等也颇富见地。这一观点完全可以和余徐刚《海子传》中的论述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