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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鲁迅影像在民国教育体制下的接受 鲁迅建构起来的影像，得到了许多学生和文学青年的推崇，这其中的缘由尽管很多，但民国教育体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主要就鲁迅影像在民国教育体制下的接受维度加以分析。 其一，鲁迅影像的接受与帝制消亡以及民国体制的确立有着直接的联系。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晚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历史发展尽管也出现了某些反复乃至倒退，但从形式上来看，帝制已经无法再像历史上的朝代更替那样继续存在下去了。与此相对应，晚清时期居于社会边缘的鲁迅，则成为教育部的公职人员，由此开始了向社会和文化中心的位移。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鲁迅通过新式教育得以进入晚清政府所主办的新式学校，并获得了留学日本的历史机缘。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毅然决然地“断发”，这为他确立自我影像的主体性，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本来，头发的“断存”属于一种私人化的行为，但是，这种带有私人化的行为，却被清政府赋予了极强的政治色彩和民族色彩，上升到了国家的层面，要求汉族要像满族那样也“留发”，由此使得“留头”“留发”不相兼容，清政府由此达到征服汉族的族群意识，进而皈依满族统治的目的。从这样的维度上看，在早期影像建构中，鲁迅的“断发”壮举，便不再仅仅属于私人化的行为，而是具有极强的革命内涵。 如果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断发”还不至于有“杀头”之虞的话，那么，留学归来有无“头发”则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对此，鲁迅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便用第一人称这样写道：“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然而，当“我”回到故乡，旁人“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43)至于在小说《风波》中，鲁迅更为人们展现了有无“头发”所带来的巨大“风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44)从《风波》中可以看出，从“我”到“七斤”，从“旁人”到“七爷”，如果皇帝继续坐龙廷，他们都将被“头发”的问题所困扰。解除头发的困扰，是一大批革命前驱毅然决然地告别传统、走向新生的重要标志。 鲁迅的断发影像，在回国之后所产生的反响还是非常大的。“鲁迅回国之后，照例装假辫子，也受尽侮辱。”(45)但是，这依然在学生之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此，鲁迅的学生吴耕民有过这样的回忆：“因鲁迅先生无辫子，我甚至不怕王法，冒着大逆不道的罪，用鲁迅先生从日本带来的轧发剪(他因自己要理发，交给了当时绍兴府中学堂的理发师)，请理发师把三尺长的辫子剪掉。同时立志苦读，希望将来也可如鲁迅先生出洋求学，学些本领，回国做一个好教师，培育人才，使国家趋于富强，免受帝国主义欺侮。从此，开始树立了我反清爱国的思想。”(46)鲁迅的断发“壮举”之所以被特别推崇，既意味着鲁迅当年那种迫于无奈而被迫“走异路，逃异地”(47)之举，正在为更多的学生所接受，更意味着其“无辫子”的影像已经开始为学生所效仿。然而，如果没有民国政体的确立，不但学生的这种接受和效仿是不太可能的，而且鲁迅的影像能否长久地存留下来，也是值得怀疑的。对此，鲁迅这样说过：“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48) 其二，鲁迅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佥事、新文学作家以及大学兼课教师的三重身份，使得鲁迅影像的建构与接受获得了多重因素的支撑。 严格说来，鲁迅并不是游离于民国教育体制之外的人，而是一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于民国教育体制之内的人，只不过这种体制内的身份有时候紧密一些，有时候疏离一些。中华民国建立之后，鲁迅便进入了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教育部，可谓是中华民国教育部最早的一批公职人员；南北和议之后，鲁迅又北上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供职，并担任了佥事一职。在此期间，鲁迅主导了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工作，制定了《小说股办事细则》，规范了有关审核小说的范围及程序。该细则对小说的调查进行了全面的规范，指出：“不论内外国新旧小说，本股均应设法训查”(49)。尽管这种调查由于鲁迅的离职没有全面展开，但是，这种调查的自觉意识，却使鲁迅对小说有了一种不同于一般读者的文体意识。为了开展好这一工作，鲁迅阅读了大量中国传统小说，并勾勒出了中国小说史的大纲。我们如果把鲁迅的这一工作同他在此前所从事的异域小说的翻译联系起来看，便会发现，鲁迅身在教育部，借助教育部的诸多便利，已经初步打通了古今中外小说的基本脉络，这既对他起草指导全国的通俗小说发展的细则提供了支持，也为他从事新文学创作、进入大学担任兼课教师提供了支撑。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轫期，鲁迅凭借对古今中外小说较为全面深入的把握，在陈独秀(50)、钱玄同等人的再三邀请下，开始了现代小说的创作。其《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意象，是凝聚作者心力的艺术创造，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少有的具备深邃情思蕴涵和阐释空间的意象”(51)，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思想和现代文体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此，鲁迅开始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小说创作，并逐渐建构起了文学家的影像。许多人之所以对鲁迅的影像有着想象性的建构，恰是通过阅读了他的小说才开始的。 正是由于鲁迅具有新文学作家的显赫声誉，同时又具有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洞幽烛微的评判能力，于是，许多大学开始聘任鲁迅担任兼课教师。从1920年起，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7月称北京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5月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鲁迅担任诸多大学的兼课教师，便使他迈出教育部幽深的大院，走下新文学创作的圣坛，来到了学生们中间，这对学生传承新文学的精神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至于鲁迅1926年离京南下、最终脱离了教育部这件事，严格说来，也仅仅意味着鲁迅脱离了北京政府主导下的教育部。但是南下之后，鲁迅在许寿裳的推荐下，被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于1927年12月聘为“特约撰述员”。由此可见，鲁迅脱离了北京政府主导下的教育部之后，又进入了国民政府主导下的教育体制内。显然，这样的“特约撰述员”身份，不仅对鲁迅专心从事写作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而且还对鲁迅获得相对优裕的政治空间提供了保障。 鲁迅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佥事、作家和兼课教师这三重身份，使他成为深受学生崇拜的对象，他的每次演讲都吸引了大批的学生。对此，鲁迅似乎也有所感知。1931年11月22日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有学生后来回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他一开头就严肃而又风趣地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不过，不一定都是来听我讲演的，恐怕有些人是为了看我的脸来的’，台下的青年们都会心地笑了。”(52)这就是鲁迅具有非凡魅力的真实写照。这种情形在鲁迅到了上海之后，也依然盛况如前，正如郑伯奇所说的那样：“大夏大学的礼堂兼操场是挤满了人。当时左联固然也有点号召力，但，毫无意义(53)，大部分的学生是为瞻仰鲁迅先生的言论丰采才集合来的。”(54)鲁迅的这种非凡魅力，不仅征服了许多青年学生，而且还折服了外国友人。海外友人曾回忆道：“接连不断地想起鲁迅先生的时候，就会恍恍惚惚地产生一种敬慕之情。”(55)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超越了外在身材的渺小，在青年学生乃至外国友人的情感心理上建构起了文化巨人的真切影像。 其三，民国教育体制确立了白话文在学校教育中的合法地位，为鲁迅的作品进入大中小学课本提供了机会，这自然使鲁迅影像获得了发扬光大。 随着民国教育确立了白话文在语文教育中的正宗地位，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一大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新文学，便一下子取代了过去被奉为圭臬的“子曰诗云”，成为在大中小学影响学生的现代文化心理建构的重要教材。显然，这种情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无法想象的：一个同时代的文化人，能够被现时代所接纳甚至推崇，这在历来推崇孔孟之道的私塾教育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更何况是在重视“祖宗崇拜”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而在民国教育体制下，鲁迅的文学图景则徐徐地铺展开那迷人的魅力。许寿裳曾经这样回忆道：“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十余年前，在孔德学校小学班已经读了鲁迅的作品。有一天，听说鲁迅来访她的父亲了，她便高兴之极，跳跃出去看，只觉得他的帽子边上似乎有花纹，很特别。等到挂上帽架，她仰着头仔细一望，原来不过是破裂的痕迹。后来，她对父亲说：‘周老伯的样子很奇怪。我当初想他一定是着西装，皮鞋，头发分得很光亮的。他的文章是这样漂亮，他的服装为什么这样不讲究呢？’”(56)这样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几个信息：第一，鲁迅的文章已经在民国教育体制的“保驾护航”之下，进入了小学的语文课本，由此使得其被纳入到了文学教育的传播链条中，这使得鲁迅其人其文得以进入到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情感认知链条之中，获得了存在和被认知的根基；第二，鲁迅在学生们的心目中是备受推崇的，以至于他的影像获得了人们的无限的想象，甚至被描画为一个非凡的“西装革履”的绅士。这甚至还流传到了国外，并引发了留学的文学青年的强烈共鸣。吴似鸿曾回忆：“当民国十五年，中国蓦起革命的洪涛，我表弟从北京把《呐喊》寄到东京去，我读了才惊知中国有一位文才鲁迅，在我的幻想中，以为他是极矫健极俏皮的青年。”(57)无论是国内的学校还是国外的学校，严格说来都是民国教育体制下的产物，而鲁迅的文学作品，正是借助民国教育体制，使他者对鲁迅影像获得了想象性建构，为其接受和推崇奠定了坚实基础。 那么，鲁迅其人其文是如何借助民国教育体制进入学生的文化视野中的呢？我们不妨借助吴似鸿的回忆来还原这一历史：“记得那时有个姓章的老师，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来到绍兴女师教国文，曾经向我们宣传说：‘鲁迅是从封建家庭出来的，他转变了，转到共产党一边了。’起初，我听了觉得很惊讶。不久，他又向我们宣传鲁迅，说鲁迅怎样刚强不屈，敢想敢说，说《阿Q正传》是怎样轰动北京，《孔乙己》又是写得那么出色和有趣。他还在课堂上形容孔乙己的茴香豆是怎么好吃，唱阿Q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打死你昏君命一条……’唱腔，等等。本来我们的国文课中没有鲁迅的作品，章先生叫学校印了活页，选读《阿Q正传》和《孔乙己》两篇文章，讲给我们听，讲得活灵活现。所有这些，都在我们的心灵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开始觉得中国正需要像鲁迅那样的人物来影响人们，由此产生了对鲁迅非常敬仰与崇拜的感情。”(58)包括“绍兴女师”在内的学生，之所以对鲁迅产生了“非常敬仰与崇拜的感情”，正是借助民国教育体制下的学校课堂教育。在这样的课堂上，那些在大学亲炙鲁迅其人其文熏染的学生，一旦转化成为教师，便会从他们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之中，“复制”出他们所接纳的文学教育的路径，进而“还原”给他们所执教学校的学生，由此使得鲁迅其人其文通过民国教育这一渠道完成了代际的传承。这样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鲁迅，已经深受青年学生和文学青年的推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推崇还延及一些小学生，这对鲁迅其人其文确立起在民国教育体制下的合法性地位，并获得进一步的传播和推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一认同和推崇的基础上，鲁迅便成为一个“跟封建势力勇敢作战”的战士，在诸多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此，欧阳山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由于鲁迅跟封建势力勇敢作战，在北京反对北京的黑暗势力，所以在青年，特别是在革命策源地广东的青年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们不仅把他看作文学上的大师，同时也把他看作一个革命家，一个跟黑暗势力战斗的战士。鲁迅一来就把青年们吸引住了。他那一举一动，他的容貌、声音、外表，他的理发问题，抽烟、服装以及他的著作的介绍，都成了青年人谈话的中心，也成了报纸副刊文章的题目。在广州的青年们确实没见过这样的文学家、革命家：穿蓝布或黑布长衫，穿那种叫做‘陈嘉庚’的帆布胶底鞋，抽比‘美丽牌’还便宜一半、一毛钱二十根的廉价的‘彩凤牌’香烟，胡子长长的，头发也是长长的，几个月也不理一次发，好像是一个乡下老头子。如果他只是一个不修边幅的文人，自然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但他却是个大文学家，又是个对黑暗势力决不妥协、坚持战斗的革命家，那影响就不同了。青年人由于好奇心的驱使，甚至连他到哪里去吃饭，什么时候去哪里理发，和许广平到什么地方去之类的事情，都喜欢多方打听。在他住的大钟楼的附近，平时都有很多青年人在那里徘徊张望，留连忘返，希望能见到他一面，即使是远远地望一眼也好。”(59)欧阳山的这一回忆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带有流行的大众文化视阈下的“明星”形象，而年青人则是这一“明星”的热烈“追星一族”。如此热烈的盛况，从不同的维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物换星移”的文化场景。这种场景，正是曾经怀揣着梦想的鲁迅所企求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60)的场景。十几年前，鲁迅曾经在自我反省中谈到自己“决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在其前面的修饰语“决不是”恰是鲁迅热切地期望着成为这样的英雄的明证。然而，这一时期的鲁迅已经是不再需要“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的英雄了。 其四，民国体制的确立，为鲁迅反抗现实和抨击民国政府的战斗檄文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空间，这使鲁迅影像的接受有了更为深广的社会现实基础。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从宪法上讲，中华民国确保个人的言论自由，明确了民主与科学诉求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中华民国成立后的38年的时间里，中华民国的执政府便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不管由哪个政府主政，都深受中华民国这一体制的制约。在此情形下，抨击政府的不法行为和反对中华民国体制便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在此情形下，不管鲁迅抨击段祺瑞执政府的《记念刘和珍君》，还是抨击国民政府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对政府具体行为的严厉抨击，自然在民国体制的许可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单就文学运动而言，左翼文学也可以看作民国体制下的产物。 1927年，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所具有的那种相对适宜和宽松的政治气候，随着奉系军阀对李大钊等人的杀戮，已经不复存在。在此情形下，鲁迅不得不像其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一样，离开北京，先是到了厦门，然后到了广州，开始重新寻找更为适宜文学创作的政治气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重要的新文学作家“东南飞”现象，极大地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地理版图，使上海成为新文学的又一重镇，并带来所谓的京派和海派之争。鲁迅投奔到革命运动中心广州后，应邀担任了中山大学的教务主任和教师，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在大会上介绍鲁迅时，便强调了鲁迅的“战士”身份，但其对鲁迅的“战士”身份的认同，是基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基础之上的。当蒋介石在对共产党进行清剿后，鲁迅便断然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来到上海，由此开始了他在上海十来年的文学生涯。在上海期间，鲁迅参与了左翼文学运动，国民政府对思想日渐“左转”的鲁迅也曾发出通缉令，但缘于鲁迅并没有像“左联五烈士”那样参与政党活动，而是以文学家的身份从事文学活动，再加上租界对政治的某些屏蔽功能，这就最终使其通缉令并没有落到实处，但这却使鲁迅在文学家影像之外，又建构起了国民政府的“批判者”影像。对此，瞿秋白把鲁迅纳入到革命文化及其阶级谱系中，确认了“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61)。冯雪峰则把鲁迅纳入到了中国文学的谱系中，确认了“鲁迅是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连成一个精神上的系统”。对冯雪峰的这种确认，鲁迅似乎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同的。对此，冯雪峰有过这样的解释：“关于在后面说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屈原、杜甫等的精神上的传统的一点，他当时笑着说：‘未免过誉了，——对外国人这样说说不要紧，因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杜甫是谁，但如果我们的文豪们一听到，我又要挨骂几年了。’然而我觉得：谁能够否认鲁迅比屈原、杜甫更伟大！而先生自己也没有将这一点涂去。”(62)这样一来，鲁迅在左翼文学运动中，便被逐渐地从一个文学家塑造成了一个“民族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则把鲁迅看作“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63)。到了1940年1月，毛泽东更把鲁迅看作“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64)。如果说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对鲁迅影像的理解和接纳是基于个人的认识，那么，到了毛泽东那里，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对鲁迅影像的解读，便不再局限于鲁迅的头发、胡须、眼睛以及身材等具体的方面，而是鲁迅的“骨头”。对此，毛泽东用“最硬的骨头”这样的修辞手法把鲁迅影像塑造成了“民族英雄”。这实际上就把鲁迅纳入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谱系之中，意味着在建构“中华民族新文化”方面鲁迅是“志同道合”的同路人。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鲁迅影像又逐渐地被解读为“革命影像”。 综上所述，鲁迅通过对自我影像的有意识的建构，完成了自我超越，确立起了人的主体性，凸显出了已经醒来者的真影像，表现了富有个性的“真的人”那种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他者通过对鲁迅影像的想象性建构，使得鲁迅思想的传播获得了可以寄寓的载体，这为其接受新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说来，鲁迅的影像之所以能够超越身材等外在形式上的局限，进而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植根于人们心中的结果，又是民国教育体制得到有效发挥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