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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与世界观 在前人眼里，18世纪的长篇小说与同时代的牛顿物理学，二者并无交集，当年没有哪位小说家与牛顿过从甚密，对他的物理学感兴趣，受过他的启发，而牛顿本人也不是小说的爱好者，更没有对小说创作说三道四。然而，深谙物理学的考德威尔却发出惊人之论：从18世纪的笛福到19世纪末的哈代和吉卜林，英国传统长篇小说的认识论模式，与牛顿经典力学的认识论模式有着结构上的相似性。众所周知，自从创设之日起，直到20世纪初，牛顿的经典力学一直是物理学界的不二法则，在考德威尔看来，它的认识论中暗含一种主、客体相互分离的思维方式：自然界是一种绝对客观、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封闭世界，其运行规律有待于人们(主体)去发现。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学创作中有其对应物，那就是18世纪兴起的传统长篇小说的认识论：作者基于社会现实，在小说中创造出一个模拟世界，然后，他与读者一道，以貌似超然的客观态度去审视这个世界：“作者总是以艺术家的眼光瞄准着一个独立于观察者的、物理学的封闭世界，他可以从外部对它进行观察，并且像一个机器似地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它进行了解”；(13)“这个世界像一个自成系统的、四壁封闭的西洋景，只有一面墙壁留有一个可供读者窥视的小孔，它被抛进语言的社会天地中，作为一个单独的客观存在物躺在那里，供任何读者观看”。(14)由此可见，长篇小说的认识论模式与牛顿经典力学的认识论模式遥相呼应，二者有着形式的相似性，形成一种同构关系。非常可惜的是，考德威尔只指出了这种同构关系的存在，却没有深入探讨这种现象的由来。 到了19世纪末，新的科学实验证明，观察对象并非绝对客观，其性质随着观察者所在时空的变化而改变，牛顿经典力学的认识论陷入危机，相对论应运而生，迅速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用考德威尔的话说，资产阶级在艺术、社会和物理学领域确定的种种规范，原本认为是绝对的，现在被发现是相对的：资产阶级观察者的思维本身，是由周围环境所决定的，这些规范是在资产阶级观察者的思维中确立的，资产阶级又把这些规范强加给了环境。(15)这种相对认识论，又与现代主义小说的认识论遥相呼应。在詹姆斯、康拉德和乔伊斯的现代主义小说里，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不复存在，作者对文本世界的呈现，不再是“一孔之见”，而是多角度齐下。在詹姆斯的小说中，“排除了牛顿物理学和早期资产阶级小说中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观察者”。(16)叙事视角不再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切换，从一个观察者转向另一个观察者，康拉德、乔伊斯等人的现代主义小说即为显例。 考德威尔的这些论述已经颇具结构主义的雏形，与吕西安·戈德曼的研究路数不谋而合。戈德曼是二战后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家，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尤为注重研究文学和意识形态的社会起源。他早年师从瑞士结构主义大家让·皮亚杰，并以卢卡奇的私淑弟子自居。他最重要的文学论著是50年代出版的《隐蔽的上帝》以及后来问世的《小说社会学》。在戈德曼看来，文学作品既是作者个人思想的结晶，也是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是“超个体的”(transindividual)东西。他全力关注的不是作家个人的生平阅历、思想渊源、风格变化以及他人影响，也不是作品如何反映了社会历史的现实，显现了何种阶级立场，他着重去论述，作者所在的社会集团的世界观或精神结构，在作品中的形式表现。 世界观是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一个社会集团的世界观，就是这个集团的精神结构。作者在行文运思的过程中，总是或明或暗地受到自己所属阶级的世界观的制约。作家在写作时，固然可以自由想象，但他的立场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受制于他所在的社会集团的世界观，从而使作品世界的精神结构与作者所属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高度吻合。一部作品艺术水准的高下，取决于它与世界观关系的远近亲疏。(17) 戈德曼倡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批评，旨在发掘作品所表现的世界观与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最能体现这种批评方法的是他在《隐蔽的上帝》中对拉辛古典主义悲剧的精彩分析。(18)作者援引大量例证去说明：以描写古代题材为主的拉辛悲剧，内容与当代生活毫无关涉，然而，剧中主人公的那种不与世俗妥协而消极避世的精神气质，却与拉辛时代法国的一个宗教流派詹森主义的神学主张惊人的一致。詹森主义因世界浮华虚荣，而反对信徒积极入世，要求他们遗世独立，远离政治和社会。这种愤世嫉俗、退隐避世的神学主张和生活态度，得到了当时法国的一个重要社会集团“穿袍贵族”的响应和拥护，成为他们的集体意识。在17世纪“太阳王”路易十四主政期间，法国王权上升，资本主义发展，君主集权制进一步巩固，在这个过程中，该政治集团失去了许多特权，对王室不满，可是，囿于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他们又不敢公然作对，只好忍气吞声，对世事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虽说拉辛本人就是詹森主义者，但是，戈德曼在书中并没有去论证，拉辛作品中的哪些内容来自詹森主义，他反复说明的是，拉辛悲剧的精神气质与詹森主义神学有着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与穿袍贵族的世界观遥相呼应。 戈德曼自出机杼之处在于，他没有从文学作品内容人手去探讨创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作品的“形式”入手去解释三者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形式”，不是指情节设置、修辞手段、叙事视角等常见的文学手法，而是一种“内容的形式”，即组建作品的精神结构，也就是作者所在社会集团的世界观。戈德曼的“形式”就是考德威尔所说的“认识论”，二者都是思维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