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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生活的诗意建立 歌唱熟悉的切身的事物，不玄想，这是诗歌的一脉。玄想本无可厚非，玄想有浪漫的、理想的色彩，相对来说，于坚等“民间写作”提倡者更喜欢现实、真的事物，不是虚的、悬空的事物。也许是那些悬空的诗歌充斥着当代的诗坛，有时让我们感觉到诗人是在无病呻吟，就像是一个时代的软弱症，弥漫着腐朽、自说自话的气息。“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伊沙写过一首诗《饿死诗人》：“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麦子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我呼吁：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我想，可能正是这些无病呻吟的诗人使伊沙禁不住喊出了振聋发聩的“饿死诗人”。“饿死诗人”这句话很有价值，既包括时代的也有诗歌思想的。宋代的梅尧臣曾提倡日常化诗歌，他主张诗歌创作必须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对宋初诗坛声势最盛的诗歌流派“西昆体”缺乏真情实感和生活气息的浮艳空洞的诗风有一定的反拨作用。比如，金元词的日常生活化等，它们都是诗歌在其发展过程中当一种潮流形成，自会出现另外一种写作风格或者内容的诗歌予以纠偏。“民间写作”特别是于当代“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种反拨或者成为与其并行的一种诗歌写作潮流，它的意义不言而喻。“知识分子写作”相对继承的是中国新诗传统的一脉，“民间写作”可以说是新时期诗歌写作的一种新的潮流，昭示了诗歌写作的多种写作路向，拓展了诗歌写作的表现领域。至于“民间写作”诗歌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一种新的诗风的形成有利于未来的诗歌走向更开阔的表达方式、更深厚的表达蕴含，从而可能引导中国现代诗歌脱离陈腐的语言、思想的束缚，给予中国新诗新的来自于口语的、母语的、生活实感的、现场感的有活力、有根基的民间新质素。“民间写作”重视的是当下的生活，个体的具体的人；“知识分子写作”更注重冥思、玄想，是一个坐在房中或空中的思考者的形象。现实和理想、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世俗和远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于自然化和倾向于社会化。这些构成了两种写作之间的区别。这是两种路向的诗歌写作，都有他们的时代意义，“民间写作”的视野显得尤为宽广。于坚、谢有顺等“民间写作”提倡者认为诗歌是一种倒退的写作，坚守的是日常生活的基础部分，守护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自尊，立足于中国现实和自我生活、心灵，只有这样，才能坚守一份内心的真实，才能说真正创造了中国的诗歌。 2002年，于坚在瑞典奈赫国际诗歌节上的发言指出：“民间立场”这个词“不是‘大众’的意思，它在非官方的、口语和母语的、非时代性的、生活的日常性、普遍性的意义上使用”(35)。“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特点是比较倾向于从西方寻找写作资源，对西方文学、文化有着崇拜的心理。他们首先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知识分子，这是无可厚非的，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抗中，是他们坚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品格，并要求在诗歌中来表现自己的这种反抗的愿望。“知识分子写作”的这种责任感使其写作伴随着过多的意识形态、自我角色定位带来的束缚和不自觉的要求。“民间写作”更多的寻求一种真实自我、性灵的表现，无拘无束，没有知识分子的枷锁，很多学者把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关注、感受看作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主要区别。“知识分子写作”关乎的是远的、高的、心灵的，与日常生活无多大关系的事物，这确是最容易产生诗意的，怎样在日常生活中提取诗意，发觉那些从未被人发现的生活诗意，这是“民间写作”者的一大收获。“民间写作”的写作资源主要来自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是新诗发展的一次良好的纠偏，在新诗将要被陈腐的知识和教条束缚时，“民间写作”走向生活的提倡是使新诗正常生态化的一个有力主张。在回忆提倡口语化诗歌时，于坚曾说到“良心”这个字，我想他的意思是提倡“口语化写作”“民间写作”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是为了中国诗歌的良性发展。口水化诗歌、庸俗不堪的下半身诗歌、真正的“非诗”的泛滥让于坚想起了“良心”这个词。于坚在警醒“口语化诗歌”到底会将中国新诗引向哪里？是一片新鲜的生活、语词领域还是庸俗浅陋的诗歌深渊。谢有顺认为：“许多的诗歌写作者把诗歌的口语化运动，理解成了毫无意味的大白话。于是，大量平庸、乏味、口水式的诗作折磨着我们。拒绝是必然的。”(36)我想，在提倡口语化诗歌时，有于坚、谢有顺这样的清醒者，口语只会成为新诗的有力资源，而不会成为扼杀新诗的利器。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写作”代表的是当时主流的诗歌创作潮流，把“知识分子写作”看作一种诗歌创作现象是合理的。不管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笔者认为都是一种感受性的概念，它们其实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的内涵，而且其内涵是多重复杂的。这种感受性的概念区分，就如“中年写作”“女性写作”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扩宽了诗学的研究范畴。而这种区分带来的震动和争议，正表明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概念的提出及其所带来的纷争对于诗歌研究和创作的意义。任何概念的提出都有其时代的必然意义，只是看谁的目光敏锐，能及早地看到已经出现的问题和将要出现的问题，以及一个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意义。 在中国现代诗歌与世界接轨，越来越走向世界化时，于坚担心中国诗歌会因此失去一些基本的属于中国特色的元素。“古老的、建立在诗性上的汉语今天正面临着毫无诗意的、取消地方性、抹平生活细节的全球化商业平台的巨大威胁。诗的边缘化，其实是中国作为地方这个文化传统本身被边缘化的前兆”(37)。当诗歌写成全球性的诗歌或者符合西方口味的诗歌时，中国的诗歌将要面临绝境了。怎样在接受西方的影响时，仍然在母语、口语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写出中国经验的诗歌，这是中国新诗的出路。在接受西方的影响时，不是丧失自己，而是在融合西方的文化时凸显自我、凸显中国文化意蕴。这样，不但我们的文化不被殖民，“中国作为地方这个文化传统本身被边缘化”的忧虑将不复存在。梁漱溟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依次称之为第一条道路、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他说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西方在未来也将翘首中国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是最有前途的。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高尚的文化，它崇尚和谐、天人合一，这是合乎天道自然的。人类必将在挣扎争斗之后向往身心和谐、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中国当代追求世界性的同时，于坚是非常反对世界性的。于坚看到诗的边缘化似乎预示了中国作为地方文化传统的边缘化。当诗歌走向世界化时，中国的文化传统似乎已经退向边缘。这之间应有一定联系。不过，于坚这里的“边缘”有些模糊，既然诗歌已与世界接轨，它不应该称之为边缘。这儿可以理解，中国诗歌虽然已经世界化了，但在中国仍是一种边缘状态。这种边缘状态是指的“世界化”诗歌的边缘状态还是指的整个诗歌写作的边缘状态？在同一个句子里，出现“世界”和“边缘”这样的词语，造成了一定的语言歧义。在诗歌的世界性途中，诗歌中所包含的一些共同的文化趋向：比如说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他们具有普及性、大众性；而诗歌则是要保留一些地方性的、民族性的特有的东西，比如习俗、心理甚至体验。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细节是独特的个人的，需要独特个人性的生活、体验来对抗一些集体性的意识主宰、一些公共观念意识。同时，一些传统的集体性的文化意识和思维、生活方式和体验同时也决定着个体的独特思考方式。这是一个辩证的、有一个侧重点的问题。于坚希望用个体意识来反抗集体意识，用个人具体生活来反对拟想的观念的生活，用细节来增加诗歌中的生活气息和丰富诗歌的表现维度，创造出一种有独特生活气息、个人意识的诗歌。谢有顺用的是“中国经验”，从感觉上来说，这个词是恰当的。每一个概念或一种说法都来自于一种时代的具体性的直观感觉感受。“中国经验”在这里应包括民族的、个人的、具体的、生活的、细节的、一些非公共意识公共经验的感官感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写作”概念的提出，以及它确实可以代表一种写作观念和趋向，甚至是一种写作的潮流这点来说，笔者认为这场论争的实质远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只是写作立场的不同，它其中所包含的诗学理论和思考是丰富的、广阔的。笔者认为“民间写作”概念的提出以及这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是中国当代批评界的一个最大收获，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诗歌立场、排名、义气之争。笔者相信这场论争所包含的诗学意义对于今后的汉语诗歌理论和创作都有着深远的启示。“知识分子写作”包含的意义是复杂的、深远的，“民间写作”所包含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启示了一个新的诗歌领域，它包括诗歌的来源之基、在具体生活中的个体状况等，是对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种突围，而并不是仅仅表现为一种反抗和对立。谢有顺说：“我一直相信日常生活中有革命，也相信日常口语具有颠覆旧秩序、重获活力的功能，关键是看诗人怎么来应用它。语言是一种权力，所以有‘语言暴力’一说，即心灵被语言意识形态所压迫，许多时候和被政治意识形态压迫是一样的；语言也是心灵和世界的个人通道，语言关涉心灵，或者说，一种语言说出一种心灵。”(38)谢有顺希望从口语和日常生活中找到诗歌的真正源流，以此来反对一切意识形态的、僵化的诗歌写作，让诗歌回归日常生活、回归我们的身体、感觉、经验、语言，是“创造者的诗歌”，而不是书斋写作、观念写作。观念写作和书斋写作是谢有顺首次提出的概念。“书斋写作最大的问题是，诗人们正在对具体、准确、日常的现实丧失基本的感受力，或者找不到具有生活质感的细节来表达感受——这种写作可称之为是观念写作、抽象写作，他的观念是无法在具体的现实中展开的，因此，这种观念是死的，非文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不仅要强调诗人的想象力，更要强调诗人回到真实、具体的生活现场的能力”(39)。谢有顺对书斋写作、公共写作的发现和提醒是敏锐的，他说出了当代诗歌之所以平庸之作泛滥的原因，他称它们为“纸上的文学”，没有生命力的文学。由此他非常看重“诗歌中那种粗粝、有重量、有来源、在大地上扎根和生长的经验与感受”(40)，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他们不是在书斋里写出的，“他们一直在生活，在行动，他们的诗歌活在生活之中，活在人生这个广大的现场里”(41)。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只有在诗人亲自乘舟漂流长江时，才能有如此真切生动的感受，猿声啼不住“轻舟”的漂流，诗人转眼间已过了千万重山。杜甫的“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是杜甫登高见到无边无际的树木的叶子潇潇落下，长江滚滚而来才有的如此苍凉雄阔的感受。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在登幽州台后才禁不住发出的感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些经典诗句因为来自于生活的所感所触，才格外具有生命活力。只有来自于生活和真实感受的诗歌才是真正的好诗、有生命之诗。谢有顺认为，如果“诗歌从来就没在诗人的生活或内心里活过，死亡是它们必然的命运”(42)。叶芝曾对乔伊斯说：“艺术家，当他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以那些与他一样精雕细琢的艺术家为榜样后，就进入了一个由纯粹理念构成的世界。他变得极其个性化，同时也在追求彻底完美的过程中，最终变得贫瘠。”(43)当代“知识分子写作”确实有着“进入了一个由纯粹理念构成的世界”的趋向，以西方为蓝本，言“诗”必称西方，这种写作趋向和诗歌美学理念已使诗歌离生活和真实感受越来越远，诗歌成为一种拟想的冥思状态，最终会使诗歌的写作资源枯竭。只有坚实的大地和生活，以及来自于生活的切身感受才是诗歌取之不竭的资源。知识，包括西方知识可以成为一种诗歌资源，从知识资源中(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去寻找诗歌资源，这种资源一定会贫瘠下去，只有生活才是取之不竭的资源，只有民间这个保存着基本生活的广大场域才是天才之诗、经典之诗产生、成长的茁壮土壤。于坚称用知识写作，是“无体写作”，写出的是“没有身体的诗歌尸体”(44)，于坚举王维为例，称其是“一个基本的诗人”“他歌咏那些基本的东西，自然、友谊、人生，世界日新月异，他歌吟的是容纳者”。他不是在“百万颗钻石中总结”的诗人(45)。比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于坚说：“它的朴素是世界本身的朴素……它表达的东西像大地一样，自在，自知，自言自语，直接就是。”(46)中国的古诗也少有那种总结之类的诗。象征、玄想之类的知性诗主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西方传来的。即使是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知性诗也是提倡把象征、玄学和现实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让诗歌紧紧悬居于象征和玄想的空间。以中国旧体诗为例，王维的诗可以说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现代诗寻求出路的最好启示之一。在泰戈尔的诗集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东方的诗意，是朴素的、直接的、最初的，显示着万物和人的自言自语、不言不语和世界原初的诗意。“民间其实是诗歌自古以来的基本在场”(47)，它不是相对于“地下”，地下相对的是体制，民间不相对什么，“民间坚持的是常识和经验，是恒常基本的东西。常识总是被意识形态利用或歪曲，一旦烟消云散，露出水面的乃是民间平庸但实在的面貌”(48)。于坚所说的“民间”就是日常生活，而不是假大空的生活图像和理想乌托邦。让诗歌回到坚实的土地，回到生活，回到生活中的自我，这是“民间写作”者对诗歌的集体抒情、理想主义的一次反拨，对真正的自我生活的一次回望和守护。同时，日常生活和口语都有着拆解整体性的功能，比如对意识形态、词语、意象等的拆解。这些都是“民间写作”带来的新质素和新的思想、意义。个人的、地方的、日常生活和传统是一些稳定的常态的东西，具有诗歌创作的永恒的价值，它试图摆脱时代强加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一些陈腐的观念的束缚、词语隐喻的束缚，在获得活的民间语言和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之间进行着诗歌语言和观念的甄别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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