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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谈的世俗化与语体小说 清谈风尚是语体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语体小说”即人们常说的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我们之所以不把它称作“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因为它是以记载真实人物的言谈为中心的一种文体。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谈起语体小说产生的社会背景时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世之所尚，因而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⑧鲁迅先生明确指出，语体小说的兴起是在永嘉南渡以后，当时的谈风愈演愈烈，一些好事者遂将“旧闻”和“近事”搜集起来，裒辑成书，虽为“丛残小语”，但记载的都是人间的言语行为。语体小说的出现实与东晋清谈渐趋世俗化的倾向有关。文士们在清谈中不仅讨论深奥的佛玄哲理，还津津乐道于名士的逸闻轶事，甚至带有夸饰或虚构的成分，意欲标榜或效仿。其中王导、谢安等名臣的倡导对这种风气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王导曾多次谈到他与裴成公、阮千里诸名士在洛水边一起谈玄的往事。⑨谢安曾称其伯父谢鲲：“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⑩但考之史籍，未见谢鲲与竹林七贤有过交游，这当是谢安美化先辈的话，也是时代使然，而竹林七贤的逸闻更是名士清谈中常用的谈资。风行所及，文士们就采用“论”、“传”、“语”等不同的文体形式，试图把这种文化生态和时代精神记录下来，于是出现了戴逵《竹林七贤论》、袁宏《名士传》(包括《正始名士传》三卷、《竹林名士传》三卷、《中朝名士传》若干卷)、孙盛《杂语》、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何氏《杂记》等记录名士的轶闻集。如袁宏的《名士传》，就是根据谢安与诸人谈论正始、竹林名士的轶闻编撰出来的，有些甚至并非事实，而是为了增加清谈趣味的戏谑之语。(11)而裴启《语林》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种，据《续晋阳秋》记载：“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12)由于《语林》的别开生面，遂令世人耳目一新，引起人们的争相传写，形成了风靡一时的“裴氏学”。《语林》的成功在于巧妙地发挥了“语”这种文体的特色，而“语”体又是记录清谈风尚最适合的文本形式。在谈风畅行的东晋南朝时代，擅长清谈是士族子弟藉以获得社会声誉和地位的重要手段，高门士族极为注重子弟谈辩能力的培养和学习，如南齐王僧虔《诫子书》就告诫子弟须娴熟八个方面的玄学理论方可参与清谈。《世说新语·文学》第24条记载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为自己讲解《白马论》。谢尚年少时曾拜访殷浩学习清谈。当然也需要有人提供这样的文本以供少年学习和模仿。《语林》正是这样一种文本，裴启将清谈中“言语应对之可称者”采集一起，编撰成书，供人们欣赏把玩和揣摩学习，以便尽快地领悟名士的清谈要旨。所以《语林》一出现，在东晋就引起了广泛反响，“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13)但“语”体不是裴启的独创，它是先秦就出现的一种文类，从《国语》的单篇形式到《论语》，再到西汉初年陆贾《新语》，一直到贾谊《新书》卷9《修政语》，我们可以看出“语”这种文类的自觉发展与演变。在先秦两汉，“语”作为一种文类，它具有用“嘉言善语”进行道德和政治教育的特点，甚至带有教科书的性质。(14)正如俞志慧所指出的：“明德的体用特征是‘语’的身份证明和统一内核。”(15)俞氏将“语”大致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叙事的两类，而记言又是“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许慎《说文解字·言部》释“语”云：“论也。从言，吾声。”又于“言”字下云：“直言曰言，论难曰语。”指出“语”的功能重在谈论、辩难。钱穆《论语新解》释“语”云：“语，谈说义，如《国语》、《家语》、《新语》之类。此书所收，以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之语为主。”(16)张政烺先生认为，“语”是春秋时期书籍中的“一种固定的体裁”，“语，就是讲话。”(17)从《国语》《论语》《孔子家语》《修政语》等的内容看，或记治国之要言妙道，或论人物之修养懿德，即通过“嘉言善语”以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在文体上都具有“谈说”或“讲话”的特点，与钱、张二氏所说的观点相符。东汉末年，随着儒学的衰微，“语”所承载的教化功能已失去了它的社会地位，按说“语”亦应失去它发展的空间。但魏晋清谈的兴起，为“语”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条件，这种文体不但没有消隐，反而在魏晋文化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所谓清谈，实即一种“口谈”文化，采用“语”体记录时人的谈辩，来反映魏晋人物风流和精神风貌，无疑是传播这个时代文化的最佳形式。因此，好事者将名士的嘉言妙语汇编成册，以表现对名士风流和语言智慧的好尚和追崇，“语”的功能于此就发生新的转向和分途，由起初的道德教化功能转变为以赏心娱人为目的，衍化成一种独特的文体形态——语体小说。所谓《语林》，其意就是“学习谈辩言语的林薮”。从现存的文献来看，《语林》的内容重在记言而不在记事，是该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如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语林》的内容是“言语应对之可称者”，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将其归为“小说卮言”的琐言类，并与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等逸事类相对应，意在指明《语林》的记言特征。浦起龙释“琐言”类曰：“此谓谐噱之书，略供史料，止助谈资。”(18)也就是说这类书属于“助谈”之书。由于语体小说的产生与东晋清谈的世俗化密切相关，所以它记载的内容也以东晋所占比例为多，以周楞伽辑注的《裴启语林》为例，全书共收录185条，除去可供商榷的条目9条，共176条，其中周代至西晋仅73条，而东晋一代就收录103条。(19)如果说《语林》因全书散佚并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受《语林》影响甚大的另一部语体小说——《世说新语》，按其内容所属的朝代观之，西汉2条，占0.20﹪，东汉35条，占3.10﹪，三国90条，占7.94﹪，西晋191条，占16.86﹪，东晋812条，占71.69﹪，宋3条，占0.30﹪。(20)由以上数据可看出，东晋所收的条目占到全书内容的七成以上。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没有东晋的清谈文化，就没有六朝的语体小说。《语林》虽因谢安的诋毁而失传，但它直接影响到后来《世说新语》的产生。陈寅恪称《世说新语》为“清谈之全集”，鲁迅则评其为“名士底教科书”，指出《世说新语》与《语林》一样，都是学习清谈和名士风流的范本。 语体小说以历史人物的真人真事为基础，采用散而自由的形式，真实生动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态。或许它没有其他文体表达得更深刻、更系统、更有逻辑性，但它有助于保留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情景和场景，因而显得更丰富多变、更有情趣和更有意味，正如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评价《世说新语》云：“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这正是语体小说的特色。《语林》、《世说新语》之后，历代都有类似的语体著作出现，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宋王谠《唐语林》、明何良俊《何氏语林》、清吴肃公《明语林》等。它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志人”或“记事”，而是旨在记录一个时代的“嘉言”，树立典范，供人学习，具有独立的发展系统。语体小说虽不再具备先秦两汉“语”的教化功能，却更具娱乐性、审美性和文学色彩，对传播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文学史上具有经典的示范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