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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子间文化的社会交往方面呈现出的匿名性、短暂性，是政治和上海城市生活双重压力下的产物，然而，左翼青年文化人不仅具有如一般上海市民般的交际上的匿名性一面，还具有异于上海一般市民交际生活表现的活泼与率性的一面。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亭子间文化，其姿态透露出波希米亚(Bohemia)气质特有的那种崇尚个性、浪漫、自由的一面，这又与上海的宽容、自由、开放、活泼、不拘一格的整体文化氛围相协调。亭子间作为上海的一种建筑实体空间，具有了具体而微地展现上海城市文化的特有氛围的意义。如萧军所言，30年代“在上海的左翼作家们”，“除开一些资格比较老的，出过一些书的，能够有些‘版税’收入，勉强可以不太紧张，日子过得从容些以外，绝大多数全是‘民不聊生’”。[10]虽然近乎赤贫，但他们的精神面貌却有着青年特有的乐观与自信，无畏与坚强，活泼与率性。作为上海社会的一类群体或曰族群，他们彼此之间也有较多的互帮互助。唐弢这样回顾30年代他的少年情怀：“那时少年气盛，不知道什么叫困难，我想，如果有人说月亮可以摘到手，大概也会下决心试一试的吧。”[17]可以说道出了蜗居在亭子间中的一般左翼青年文化人的共同心声。施蛰存曾这样忆及在左翼电影演员王莹30年代上海简陋居室中的“沙龙”般的盛况：“当时王莹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一家白俄开的小公寓里。一个小房间，不过六七平方米，仅容文艺电影界的朋友。这个小房间，最多只能容宾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须让位给后客。王莹煮一壶咖啡，和来客聊天，经常要谈到十一二点钟才把客人送走。”[18]而当1929年谢冰莹的亲戚劝说她报考北京的女子师范大学时，她曾十分犹豫，她“不愿意离开这个文人荟萃之地，她觉得上海是文人的摇篮，亭子间的生活再苦，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19]。这些都说明亭子间无疑具有了一种文化空间的魅力和意味。当时左翼文艺青年“生活上一般都很穷苦，彼此互相帮助临时解决一下吃饭问题、交房租的问题也是经常的。但大家都很乐观积极”[11]。例如周扬住在北四川路附近的时候，“经常到法租界来跑一趟，工作之后，没钱坐车回家”，常常去找关露“借几毛钱做车钱”。[20]即使在亭子间这样的阴暗逼仄的环境里，左翼文化人仍然营造了一种宽松、自由的氛围，体现了亭子间文化的浪漫性的一面。亭子间里的左翼青年文化人，照样享受到了上海城市的自由空气。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30年代左翼青年文化人的社会交往呈现出了两面性，其既有政治上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城市生活意识支配下的匿名性和现实性，又不乏青年特有的活泼率性和浪漫性的“抒情式的交往”。前一方面体现了亭子间文化相对上海文化而具有的接受性、继承性因素，后一方面则体现了亭子间文化相对上海文化而具有的反抗性、冲突性因素，具体而微地反映了亭子间文化在上海文化系统中的青年亚文化属性。作为激进青年创造的一种左翼文化形式，亭子间文化必然有一种对以市民意识为核心价值的上海文化的批判、反抗的姿态。但作为在上海城市生活语境中产生、发展并与上海城市气氛融为一体的青年文化，可以想见亭子间文化其实又有着一种接受、顺应乃至继承上海文化的姿态，它有着隐隐然以上海文化为背景和参照系的一面。 譬如，30年代萧军、萧红的上海生活，并非仅仅租住亭子间以及筹措生活用具、向鲁迅借得生活费之类这样简单，萧军还面临针对他的关乎“野气”、“匪气”、土气、“阿木林”(上海话中乡下傻瓜之意)等的较大困扰。叶紫和黄源，是萧军到上海后经过鲁迅结识的，属于他在上海最早的朋友。在鲁迅授意下，他们也负有帮助萧军尽快熟悉和适应上海的“责任”。叶紫常常半开玩笑地称萧军为“阿木林”，告诉萧军说一般上海文化人说他“浑身一股‘大兵’的劲儿，又像‘土匪’！……”说萧军不如那些人“斯文”；而黄源和萧军闲谈时，同样说他“野气太重”。萧军由此自感“一个‘东北佬’初到上海滩，‘野里野气，憨头憨脑’……总该是被人看不入眼的”，甚至“有一些淡淡的‘悲哀’”。[10]很显然，叶紫、黄源这两位萧军在上海的最早的朋友兼城市“向导”的看法，已经造成了萧军上海生活的一定心理压力。 从东北乍到上海的萧军，因其身上浓郁的“野气”和“匪气”，实际上被目为上海文化人、上海文化人格的一个“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21]——这更是一种文化心理意义上的“闯入”。而他在上海经过鲁迅结识、熟悉的左翼青年文化人叶紫、黄源，不约而同都以一种接受、顺应乃至继承上海文化的姿态，以一种“上海式”的眼光看待萧军的粗豪性格。他们对萧军“野气”、“匪气”、土气的批评，对他“阿木林”的揶揄，明白无误地以上海文化为标准、背景和参照系。叶紫、黄源他们，同样为外地来沪的青年文化人，只不过早些时候从外地来到上海。即使在和萧军订交当时，他们也都尚属于上海文坛上的“小角色”，就三位青年的思想倾向和实际境遇来说，说是同列于亭子间文化的创造主体也并不过分。可以想见，当初还是“新上海”的时候，如果用他们衡量萧军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他们自己，也多少是“阿木林”、多少带点野气和土气、多少不如“老上海”的文化人“斯文”的。事实应该是，在叶紫、黄源等青年文化人从外地来到上海、进入文化界、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中，参与了对亭子间文化的塑造，也受到上海文化的主流观念的有力制约，并接受了一些来自于上海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使其身份也从“新上海”变成了“老上海”，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上海文化人格模式去衡量萧军了。这里，体现出亭子间文化作为青年文化与上海文化既关联又相互独立，并在这种关系中展开互动。亭子间文化既反抗、批判上海文化，又接受、顺应、继承上海文化，具有上海文化的某种亚文化的属性。萧军曾就叶紫、黄源的讥嘲写信向鲁迅求教意见，鲁迅意谓：“‘土匪气’很好，何必克服它，但乱撞是不行的”，[22]“所谓‘野气’，大约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动不同之点，黄(源)大约看惯了上海的‘作家’，所以觉得你有些特别。……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环境的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但是，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23]鲁迅把萧军身上所谓的“野气”、“匪气”与上海文化人格自身特点相联系，并指出如果久在上海居住，必然会受环境影响，“会有些变化”，叶紫、黄源的看法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看惯了”上海文化人。鲁迅实际上点出了上海文化对居处上海的人们的制约和塑造作用，是抓到了根本的。但是，他虽然不欣赏上海文化人的“斯文”，不赞成用上海的标准去修正萧军的性格，却也并不认为萧军的“野气”、“匪气”应该始终如故，而是建议萧军对自己的“野气”、“匪气”的外露增强策略性和灵活性。说到底，鲁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还是在朋友—敌人、下阵脱衣—上阵穿甲的分野中进行的，这是符合他一贯的精神界战士性格的，他把有关上海文化人格的思考，自然引入到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思想战场上去了。 曾有研究者指出，上海的知识分子“没有北京学院派知识分子那样明显高于大众的经济地位，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文化空间和生活方式，缺乏明显的阶层性和优越感——在文化人格上，这正是作为知识分子角色意识的精英意识。在一体化的城市生活方式中，他们实际上置身于市民社会之中，与市民生活浑为一体”[24]。这用来形容一切近现代上海的知识分子或许稍嫌绝对，但仅就上海30年代的左翼青年文化人而言却十分精当。从上述亭子间文化对上海文化的接受、顺应、继承的一面看，它应该可以被视为“置身于市民社会之中，与市民生活浑为一体”了。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1. [2]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0. [3]梁伟峰．被“浪子”反抗的“浪子之王”：论鲁迅与亭子间文化[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1). [4]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56～157. [5]叶中强．从想像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151. [6]柯灵．往事随想柯灵[M].唐文一，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78. [7]鲁迅．351118致王冶秋[M]//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85. [8]鲁迅．341228致王志之[M]//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2. [9]胡风．鲁迅书信注释[C]//孙郁，等．无限沧桑怀遗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0]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C]//孙郁，等．无限沧桑怀遗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1]金丁．有关左联的一些回忆[C]//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左联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2]王寒松．当代文化冲突与青年文化思潮[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5. [13]夏衍．“左联”成立前后[C]//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左联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4]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C]//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左联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5]曾聚仁．听涛室人物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11. [16]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J].文艺阵地，1938,2(1). [17]唐弢．回顾：重读鲁迅先生的几封信[C]//孙郁，等．无限沧桑怀遗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8]施蛰存．往事随想施蛰存[M].唐文一，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81. [19]阎纯德．谢冰莹及其创作[J].新文学史料，1982(1). [20]关露．我想起了左联[C]//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左联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1]萧军．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J].人民文学，1979(5). [22]鲁迅．350901致萧军[M]//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32. [23]鲁迅．350313致萧军、萧红[M]//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07～4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