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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塞诗中的和平描写与成因 边塞诗产生于民族战争的背景之下，其内容似亦主要描写战争，然而在盛唐边塞诗中，却有不少作品主在写和平景致。如前述崔颢的《雁门胡人歌》，展现的就是一幅东北边疆战事稍歇之时，部族健儿忙里偷闲酒家买醉的静睦图卷。而在西北边塞诗中，类似描写更加普遍。王维、高适、岑参三位亲临边塞的诗人，即有很多诗章描写和平状态下的西北地域风情。兹各引一诗为例： 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 ——王维《凉州郊外游望》 化塔圪中起，孤高宜上跻。铁冠雄赏眺，金界宠招携。空色在轩户，边声连鼓声。天寒万里北，地豁九州西。清兴揖才彦，峻风和端倪，始知阳春后，俱物皆筌蹄。 ——高适《和窦侍御登凉州七级浮图之作》 西边虏尽平，何处更专征。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醉里东楼月，偏能照列卿。 ——岑参《奉陪封大夫宴》 上引三诗，创作地点、环境或描写内容都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察觉不到有任何硝烟之味，若非诗中点明地域为边疆，甚至“难以”将其归入传统边塞诗。那么何以王维、岑参、高适等人笔下会呈现如此的和平景致?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来寻求成因，所谓时间，就是要明了这些诗人身处边塞时，边疆形势是紧张还是缓和?而所谓空间，就是要弄清，诗人们居留之地，究竟有无直接面对烽火之可能。 首先来看时间因素。林庚先生曾指出，唐自贞观年间破东突厥及吐谷浑之后，“边塞上的形势就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到了开元年间就更为缓和”(21)。先生所论无疑是高屋建瓴的正确判断，但这只是就总体形势而言，实际上，开元以及天宝年间，唐蕃之间多大战，只不过真正高烈度的杀伐征战毕竟只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唐蕃两强，在更多时候还是维持着一种剑拔弩张、高度戒备之下的有限和平状态，而王维、岑参、高适等有代表性的前往西北前线之时，都正值边疆上难得的乂安之际。 王维于开元二十五年夏以监察御史职出使河西，后又任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判官。次年五月，崔希逸调任河南尹，王维随后也离幕东归。在河西节度治所凉州生活了一年，作有《使至塞上》《出塞作》《凉州郊外游望》《凉州赛神》《双黄鹄歌送别》《送崔三往密州觐省》以及《从军行》《陇西行》《陇头吟》《老将行》诸诗(22)。其中，《使至塞上》以下四诗所写均为和平景象。特别是《出塞作》《凉州郊外游望》《凉州赛神》三诗具有非常浓郁的西北地域风情。而王维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诗章，根本上还是因为到他此次出使河西为止，唐蕃双方已经维持了将近八年的有限和平。 如前所述，以开元十五年玄宗批准王君奂继续用兵西北计划为标志，唐蕃双方的攻守态势发生重要逆转，在此后的两年，唐方屡屡主动进攻，尤其是开元十七年信安王李祎收复被吐蕃占据的重要据点青海石堡城，“拓境千余里”(23)，使吐蕃的东向进攻受到了极大遏制，也对吐蕃本境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缓和局面，从开元十八年起，吐蕃接连向唐遣使求和，此时仍在吐蕃政局中有重要影响的金城公主也多次致信唐玄宗，请求罢兵修好。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二”，开元二十一年七月，吐蕃宰相论纥野赞等出使唐朝，论氏此行带有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致唐玄宗的两封信函。其中，赞普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且汉与吐蕃，俱是大国，又复先来宿亲，自合同和，天下苍生，悉皆快活，赞扬威德，当无尽期，及至久长，亦无改变。恐彼此边界，黎庶不长委和，虑有恶人，妄生乱意。请彼此差使相监，从沙洲已来，洮州已来，分明报告，使无疑虑，即将永定(24)。 不仅重申了唐蕃和协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建议双方各自约束边境军民，“差使相监”，不再生事。对于吐蕃释放出的善意，玄宗当时尚能积极回应：议界、赐书……一时间竟然使者相望于道路。在此背景下，沿边地区获得了宝贵的和平建设契机，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五年，牛仙客与崔希逸先后担任河西节度使职(25)。二人均属能吏，主持河西边政时，都做出了显著成绩，到王维出使凉州期间，尽管已经发生了崔希逸被迫败盟出兵的转折性事件(26)，但是积七八年之久方才形成的富饶繁盛和睦之局面并未瞬时被颠覆，因而王维才有机缘于此时依然能见及边疆和平，并写下那些富有浓郁地域风情的诗篇。 岑参与高适于天宝后期进入西北边塞。高适天宝十一载赴河西，佐哥舒翰幕四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后方返回长安。而岑参则分别于天宝八载、天宝十三载两度经凉州(武威)赴西域，前一次的目的地是安西高仙芝幕，后一次的目的地是北庭封常清幕。其中，北庭幕期间，岑参迎来了创作高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