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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 鲁迅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①所谓时势，不仅是历史与社会背景，而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驱动。“有利于明白时势”，编集如此，编史亦然。文学编年史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纬，拉成一张宏大细密“疏而不漏”的网。在文学编年史的编纂过程中，时间的排列将历史背景与文学事件进行了匹配，慎取舍而力求全景的记录。为什么文学编年史需要“明白时势”?“时势”是编写文学编年史的基础，只有将文学事件放在历史背景中，文学事件才可以鲜活起来，才可以知晓其产生发展的原因。相比之下，文学史为了凸显文学事件的重要性，往往忽略了高密度时间推进下所隐藏的真实情况与价值意义，这就使得文学事件相对变得独立而缺少联系，尤其缺少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现场感，当然文学史也只能那么写。而编年史则自如舒展得多，它可以在时间的长河里尽情呈现文学发展的波澜起伏，以精准细致的画面展示文学波动的走向，并且“通过对文学史时间流程的排比，寻找中国文学发展的界标，更精确地把握文学史的脉动，从而打破文学史叙述屈从于政治史的尴尬局面”②。 文学编年史的时间意义其实就是还原历史现场，让文学呈现一目了然、明晰有序的真实面貌。文学事件是交叉缠绕、纷繁不堪的，文学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以因革流变，发生发展。因此，文学编年史重在编时间，恰恰是在努力还原文学的最原始形态。如何将这些“枝杈”最本真地呈现出来，是文学编年史时间意义的本质所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说：“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代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为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名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③其实就是从时间意义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编年史，可见，正是由于时间带来的立体交叉感，使得一个文学时代的图景得以活跃起来。 一方面，文学史的写作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将那些被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件提取出来而忽略其他。这是一种凝聚目光的做法，也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但也因此在大刀阔斧的截取下，文学史不得已遮蔽了很多信息。而文学编年史恰恰由于在时间上的细致梳理，将所遮蔽的信息进行了填充。这就得以重回历史现场，填补文学史的空隙。比如，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2000多人的请愿队伍，惨死47人，伤200余人。鲁迅在当天就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文，并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也是文学史上着力的一笔，并以此强调鲁迅杂文的“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的特色”④。3月18日作为“最黑暗的一天”是一个时间点，但在文学编年史中，时间点是丰富的，从时间意义的角度还可以挖掘出很多的内容。 首先，“最黑暗的一天”并不只有鲁迅这样认为，就在同日，郭沫若应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之聘，从上海坐轮船出发，赴广州出任该校文科学长。此行郭沫若与郁达夫、王独清二人相伴，到码头送行的有楼建南、应修人、周全平等人。郭沫若把家眷留在上海。后来郭沫若回忆此日活动时说：“日期碰得那样凑巧，真正是偶然的事情。刚刚碰着了‘三一八’!这是一个世界的纪念日，已经就足够名贵。谁料到就在同一天，北京的段祺瑞还在天安门用青年学生的血把它更染红一次，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纪念日呢?”郭沫若的出行恰好也在3月18日，同样的时间点，也同样对3月18日的惨案表达了愤慨，但文学史对鲁迅“最黑暗一天”的评价遮蔽了郭沫若的“行踪”，只有在文学编年史的时间梳理下，两者才可以同时于“3月18日”这天出现。 另外，鲁迅将3月18日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是这“最黑暗的一天”其实并不能局限在“3月18日”这一天。在文学编年史的时间梳理中，众多作家都对“黑暗”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的文学活动，在他们的艺术主张中都明晰地显现出来。比如就在1926年3月16日，《创造月刊》创刊，创刊号上刊载郁达夫的《卷头语》说：“我们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政治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也就在郁达夫表达这是“不合理”社会之后的两天，“三一八惨案”就发生了。这“不合理”社会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最黑暗的，而这“不合理”社会也决非一天形成。换言之，文学史采取了“一言以蔽之”的方式，将一个时期的社会黑暗与不合理都用鲁迅评价的“最黑暗一天”反映出来。但如果想要看到文学的全貌，看到社会历史的全貌，还需要利用文学编年史所提供的高密度时间表，让文学事件发生的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表现得更加生动丰满。 另一方面，由于文学编年史的高密度时间网，让时间不是以片段形式出现，而是可以很好地把握时间的延续性。文学事件得以变得流畅起来，而不是“孤立无援”。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时间将相关事件串联起来，其意义在于“归一”，将众多的“点”归于一线之内，最终丰富了文学图景。 又如，在一般的文学史中，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有如下描述：“从1929年筹备并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出席成立会议的有鲁迅、冯雪峰、沈端先、冯乃超、柔石、李初梨、蒋光慈、彭康、田汉、钱杏邨、阳翰笙等四十余人。当时加盟的有五十余人，郭沫若、郁达夫都加入了‘左联’。”⑤可以说，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只用“筹备”二字将之前过程省略殆尽。但事实上，筹备过程也是有可研究之处的。1930年2月16日，沈端先(夏衍)、鲁迅、柔石、华汉(阳翰笙)、画室(冯雪峰)等12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举行新文学运动讨论会。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停止文艺论战，进一步团结左翼进步文化人士的意见而召开的，但实际上是为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而秘密举行的筹备会议。而在3月2日成立大会的前一天，鲁迅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批驳梁实秋发表在《新月》上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同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新兴文学专号》(上)辟“文艺大众化诸问题”专栏，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并发表了冯乃超《大众化的问题》、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钱杏邨《中国革命文学批判》等文。同日，柔石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在以往的文学史阅读中，作品与事件是分离的，只有在文学编年史的时间网中，才能将其联系起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前一天，涌现了作家们从不同角度撰写的评论或作品。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目的是一致的，是为了反对封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也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可以说，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举动，是“先发制人”的手段。左翼作家联盟的决心以及影响范围都在“筹备”中体现，只有将2月16日，3月2日等时间点都纳入到研究左翼作家联盟这一主线中来，才能掌握一个层次分明且清晰可触的文学景象。对左联的时间意义来说，2月16日应该比3月2日更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