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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中国：社会弊端与主权尊严 在鲁迅言及中国的话语中，政治批判占据相当的比重。中国人的“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是因为带有专制色彩的等级制度“一级一级的制驭着”(23)；“我们中国的人道怎么样?那答话，想来只能‘……’。”(24)“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25)五四时期中国话语的政治批判固然深刻，但较多历史哲学意味，少有实证性的确指。1926年“三一八”惨案改变了这一态势，语调骤然愤激起来。《无花的蔷薇之二》愤然写道：“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26) 鲁迅早年参加过光复会的革命活动，满怀期待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然而，北洋政府段祺瑞治下有“三一八”惨案，南京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之后，仍有种种名目的盯梢、绑架、刑罚、杀戮，至于邮电检查、书报审查制度，书籍杂志删削不留空白，则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因为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成立，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便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27)鲁迅越来越意识到中国虽然迈进了民国阶段，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遗毒仍在作祟。他慨叹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中国，“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28)。如此社会，才会发生种种怪诞之事，诸如：湖南省主席在给教育部的“咨文”里主张禁止在教科书中把动物比拟为人类，北平社会局呈请市政府查禁女人养雄犬，等等。对于充斥着专制与荒谬的政治中国及其社会怪现状，鲁迅总是予以愤怒的抨击与辛辣的讥刺。 之所以有如此激烈的社会批判，恐怕同文艺与政治二者本性的冲突有关。正如鲁迅1927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南大学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所说：“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29)尤其是鲁迅走向左翼之后，所受政治压迫愈重，反拨也就愈加强烈。 当鲁迅尖锐地批评中国社会文化的种种弊端时，绝无事不关己的隔膜感与高高在上的超越感，更无幸灾乐祸的恶意快感，而是充满了深受其害的痛苦感、身在其中的羞耻感与急欲改变的迫切感，因为他就是中国的一分子，是挚爱自己的祖国、舍不得离开中国、割不断精神血脉的华夏之子。鲁迅对现实中国政治与社会多有批评，是因为在其心中自有一个民主、自由、富强、文明的理想中国。还有一点必须明了，鲁迅所批评的也只是现实中国之政治与社会的一部分，其批评文体多为杂文，而杂文的文体特性之一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则，世间便不会有杂文存在。也许因为遭遇了太多的误解，1934年5月22日，他在致杨霁云信中做了实事求是的坦诚说明：“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30)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政治并非只有政府当局及其制定的政策，国家的尊严与主权亦属政治范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在列强的侵夺之下苦苦挣扎，出生于1881年的鲁迅，在不断加剧的民族危机背景下长大成人。鲁迅1903年3月所作《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31)——所表露的爱国情怀始终不渝。他留学日本，最初选定医学，是为了强国，后弃医从文，也是因为他意识到要在列国角逐之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32)。《辛丑条约》签订后，沙俄十余万军队仍然盘踞中国东北。1902年4月中俄订立《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协定俄军在一年半之内从中国撤走。然而，在第二期撤军的最后期限，沙俄非但未撤一卒，反而增兵南满，向清政府提出“七项要求”，表示其“保持在满洲独立势力的决心”。中国留日学生于1903年4月底在东京集会，表示强烈抗议，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前往抗俄第一线，并发电报和派员回国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拒俄。《浙江潮》第四期刊登了留学生给政府的上书，其中征引古希腊留尼达士率丁壮数百死战抗敌的德摩比勒之役的史实，慨叹“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何以吾数百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33)北京、上海、武汉、安庆、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开封等地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正是在如此背景下，鲁迅编译创作了颂扬斯巴达人爱国精神的《斯巴达之魂》，发表在《浙江潮》第五期(1903年6月15日)、第九期(1903年11月8日)。作品虽叙古希腊之事，并无中国字样出现，但意蕴深处却是中国情怀。正文之前的引语透露出“掇其逸事”是为“贻我青年”(34)。 1907年作《摩罗诗力说》，言及当时中国军人唱军歌“痛斥印度波阑之奴性”，希冀“精神界之战士”崛起而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破中国之萧条”(35)。“五四”时期在《随感录》中对20世纪初军士在路上唱“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让人振奋的往事记忆犹新(36)。这些篇章里的“中国”，既认同中国绵长连续的文化谱系，又彰显出强烈的中国主权意识。1925年6月23日为《莽原》周刊所作《补白》里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那时的所以入战胜之林者，因为曾经送去过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欧战的劳绩。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战胜也忘却了，而且实际上是战败了。”(37)这是对国家权益的关注。 民国初年，政局不稳，北洋内部派系之争不断，南北更是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鲁迅内心深处其实很担心中国分裂。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4卷第7期《拟预言》里有“蒙古亲近赤俄，公决革出五族，以侨华白俄补缺，仍为‘五族共和’，各界提灯庆祝。”这是一种担心，后来的事态发展不幸而言中，“外蒙古”独立，不过不是中国的“公决革出”，而是苏联的策动与“外蒙古”的主张。1928年3月14日，他在《看司徒乔君的画》一文里谈的是艺术，但篇末说“中国全土必须沟通。倘将来不至于割据，则青年的背着历史而竭力拂去黄埃的中国彩色，我想，首先是这样的。”(38)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还在北京，国民革命军尚在北伐途中。鲁迅对割据的担心与对统一的希冀溢于言表。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国民政府终于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大业。但不久，民族危机加剧，“九一八”事变之后，鲁迅关于中国的话语里主权意识与危机感明显增强。《“日本研究”之外》认为应该研究外国，以保国家安全：“我们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免得西藏失掉了再来研究英吉利(照前例，那时就改称‘英夷’)，云南危急了再来研究法兰西。”(39)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短短几个月时间，东北全境沦陷，鲁迅为之焦心，在多种场合抨击日本的野心与中国当局的妥协。后来，又通过为萧军《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的《生死场》作序来表达捍卫中国主权与尊严的意志。1933年发生福建事变(40)，作为左联成员的鲁迅对这种地方势力对抗中央政府的行动并不积极表态，一则与中共中央的判断有关，二则他担心引起列强操纵下的瓜分(41)。1935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鲁迅虽然对左联领导者所采取的解散方式并不认同，但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他积极支持统一战线。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在杂文中表达出对国家主权与民族命运的严重关切。1936年10月5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所载《“立此存照”(三)》，摘引“九一八”纪念日的报道，一则是北平“警宪戒备极严”，另一则是“丰台日军突将二十九军驻防该处之冯治安部包围，勒令缴械，入夜尚在相持中。日军已自北平增兵赴丰台，详况不明。查月来日方迭请宋哲元部将冯部撤退，宋迄未允。”第三、四则是后续报道，所谓“圆满解决”，“互释误会”，两军后退，“驻丰日军附近，已无我军踪迹矣”(42)。整篇似谈文化，而民族危机跃然纸上，迫在眉睫；语调看似冷静，实则掩映着无比的愤懑。此篇慨叹“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接下来的《“立此存照”(六)》(43)则赞许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民众的觉醒。对中国主权的关注贯穿了鲁迅的整个文学生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