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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前学校美育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正面临三大挑战：一是从非中求美转向美中立美，二是从无中有知转向知中出知，三是从由朴及文转向多中难择。这使得如何在泛审美的环境中实施美育，成为新的迫切课题。当代大学生对中外文化符号的感知呈现高度的趋同性和理性化趋势，由此可见出他们中存在的双重文化人格和流体人格。这就要求美育课题在精神性审美与物质性审美的对话中，去探索新的介乎无功利性审美与功利性审美之间的协调可能性，并且在个人化的物质性愿景与非个人化的集体性精神愿景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 关 键 词：学校美育/双重文化人格/固体人格/流体人格/国民艺术素养建设 作者简介：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暨国民艺术素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寻求社会和谐的年代，学校美育的使命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梳理一个容易引发混淆的问题：今天学校美育的任务，还能同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一样吗？诚然，学校美育的基本精神及其任务必定有其历史继承性，但当下它的呈现方式和实施途径依然如故吗？ 一 学校美育，作为青少年美育的一种主要方式，在当前正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非中求美转向美中立美。近年来，青少年学生的日常生活环境已经尽力在追求审美化了，乃至出现了泛审美的状况，也就是审美被泛化到日常生活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在这样的泛审美环境中应当如何实施美育？回想20世纪80年代，那时需要从“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环境走出，美育承担起追求符合人性的纯审美精神的使命。那是一种纯审美语境下的美育，其特点在于非中求美，就是在非美的环境下寻求纯审美境界，突出的是指向未来的纯审美精神高度。张洁的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1978)借助主人公孙长宁的经历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非中求美的美育的时代特征。小说写正在森林里玩耍的孙长宁第一次听到一种奇异的声音：“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所有的人，没有一点声息地倾听着这飘荡在浑厚的林涛之上的、清澈而迷人的旋律。这旋律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他从来未见到过的奇异的世界。在这以前，他从不知道，除了大森林，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这就是一种非中求美的状况，似乎“心有灵犀一点通”，一“点”就“通”。这是从无到有、由非美达美的状况。而今的美育，是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进的条件下进行，泛审美语境取代了过去的纯审美语境，美育的使命改变了，已不再是非中求美，而是美中立美，就是在泛审美环境下层开新的立美教育。在已经泛审美的生活中如何立美呢？当城市里不少学生从小就对审美或艺术习以为常了，我们又如何实施美育目标呢？过去注重的是精神愉悦，而今不仅要精神愉悦，也要感官快适，是两样都要。 第二，从无中有知转向知中出知。在知识过剩的信息社会传递审美知识直到实现知识创新？这是信息时代美育面临的新问题。在工业社会条件下，知识的创造与更新频率及其社会传播途径，都受到当时传播条件的限制，美育承担起通过个人的感性愉悦实现知识传承或者文化启蒙的使命。那时的美育是要帮助青少年学生实现无中有知，这就是从现有的无知识上升到有知识的高度。《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孙长宁从音乐家梁启明那里接受的，就是这样智育与美育融合中的知识传承。小说写道：“这片在生活里偶然出现的笛声，使他丢掉了孩子的蒙昧。多么可爱的孩子的蒙昧！而自小在大自然里感受到的，那片混沌、模糊、不成形的音响，却找到了明晰的形象。在这许多热情、粗犷的听众里，却只对于孙长宁成为一种必然。仿佛他久已等待着这片笛声。”偶然出现的一阵笛声，就可以使得林区孩子丢掉“蒙昧”而走向知识的世界。那时的美育仿佛多么容易，只要给点阳光，它就灿烂！而今的学校美育，则面临在信息爆炸、知识过剩的时代开展审美知识教育这一新难题。受教育者不再是寻求无中有知，而是寻求知中出知，就是在知识过剩中传递审美知识直到实现知识创新。这不再是对知识传承的简单诉求，而是要以此为基础，进而谋求知识探究，尤其注重从已知推导出新知，走向知识创新境界。 第三，从由朴及文转向多中难择。在多元价值并存年代如何选择合理的审美价值？过去，来自大森林的孩子孙长宁，质朴未开，童稚未消，你只要灌输一种审美价值观足矣。至于梁启明老师临终前告诫他的“长大了千万不要把音乐当商品”的话，他在那个单一价值观年代是可以遵循的。而且，那么多考生在音乐的感动中把珍贵的上大学名额主动让贤给孙长宁的慷慨之举，也只有在那个价值观单一而又纯粹的年代，才能想象到乃至实现。这时，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在赞赏、确认音乐及美育的认同作用。音乐不仅可以成功地治疗像孙长宁这样深受“读书无用论”伤害的无知少年的伤痕，而且还可以帮助都市少年在审美感动的瞬间驱散功名利禄之心。但是，我们今天置身多元价值观并存乃至冲突的年代，是完全遵循以往的集体化自我的道路，还是认定个体化自我是唯一正确的人生选择，这就可能构成多元价值选择的困窘。 上面三个方面合起来，可以把当今美育面临的新挑战凸显出来：如何在一个本来就是泛审美或泛艺术的环境里实施美育？从一部描写“80后”青年成长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北京中学生的生活状态：“在匆忙迎接中考的前几个月，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每星期和他在电话中聊半个小时，我常常在傍晚呼他，那时看得到金色的夕阳和翠绿的树，我们的谈话是那么谨慎华丽，像活在神话世界里，没有一切，只有艺术、秩序、美丽。这种虚无缥缈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他告诉了我他的呼机，我知道这是不被允许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他的姓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也许只有在做心理咨询员的短短几个小时，他的心才是沉静、不被打扰的。所以我不愿意多给他打电话，我害怕他暴露出生活的局促和无奈。我只愿意感觉轻松悠闲的谈话。这些，他肯定都明白，他那么聪明。”（春树：《北京娃娃》，2002） 在改革开放环境中长大的青年，他们仿佛就直接生活在艺术环境里，那里“没有一切，只有艺术、秩序、美丽”。这里所描写的泛艺术或泛审美状态也许过于特殊，但毕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代青年的状态已远远不同于孙长宁时代那种非艺术、非审美状态了，而是处处都可以寻找到审美与艺术环境。如今的青少年学生不是对艺术或审美无知，而是对它们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甚至麻木不仁了。或者，他们在竞相发出诱惑信息的五光十色的艺术面前，丧失掉选择的主动、清醒。 二 在当前的泛审美环境中实施学校美育，我们已经和正在面临怎样的现实语境挑战？对此可以从不同方面或途径探讨。这里仅依据笔者刚刚完成的一项全国在校大学生中外文化符号评选调查结果，作简要的个案分析。因为，这个个案有可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当前青年学生的人格状况，从而对学校美育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文化符号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显豁而又重要的载体，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中处在特殊的位置。在校大学生作为一国文化认同的精英群体和未来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其对本国文化符号和外国文化符号的体验和认同，会影响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自我认同及外向传播。由此，对在校大学生群体进行中外文化符号调研，了解他们对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外国一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感知和判断，有助于从一个特定方面了解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以及大学生群体对本国文化软实力的自我认同，使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制定更具有现实感和针对性，同时还有助于促进高等人才培养改革措施更适应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本次调查有三个项目，即“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文化符号调查”、“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调查”、“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推广价值的外国文化符号调查”。我们采取多阶段整群抽样，共调查了全国24所高校，回收有效问卷1878人份。首次全面考察了我国在校大学生对文化符号的认知与评价状况。 调查之前，我们担心“80后”、“90后”大学生，特别是全国不同地域、不同性别、不同层次的大学生群体，在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文化符号时会从自己的感性生活以及个人喜好出发去作多样化的不同选择，而忽略那些主流的或传统的文化因素。但调查结果还是让我们感到意外：当代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的感知呈现出一种高度的趋同性和理性化趋势。 从对“大学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绝对测量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所认同的中国文化符号集中在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符号上。这一点在因子分析所归纳出的7个因子中表现得更为清晰。而从对因子的回归分析看，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的认识与其人口特征的关联竟然很小。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大学生社会身份因素如性别、年龄、专业、高校所在区域等，对他们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识和选择都没有体现出显著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尤其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文化消费对象和日益多元化的物质文化符号，如麦当劳、肯德基、章子怡、姚明、李宇春、周杰伦等，居然也没进入中国文化符号的认同和选择视野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代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代表性的认识具有一种趋同性和理性化倾向。事实上，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我国文化现代化水平已经达到了初等发达国家水平，文化传播水平也较高①。在这种状况下，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识和选择就显得过于理性化了，没能体现出预期的多样性特质。 对这一现象，我们不得不提出一种原因假设：一方面，中国当代大学生已经生存在一个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传统生活方式与新的生活方式、个体与社会、中国与西方等交织成复杂多样、令人难以选择的生活情境。另一方面，面对这种生活情境，当代大学生往往可以有灵活的多样化选择。他们诚然可能在感性上喜好某些时尚文化符号如周杰伦等，但同时又可以在理性上认同另一些文化符号如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他们一方面可以感性、开放、趋时，具有年轻一代大学生特有的追新入时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理性、守成、稳重，具有令人感觉沉稳的社会责任感和建设意向。也就是说，他们的日常感性喜好与理性的文化价值认同似乎可以相互分离、分立和共生，从而在个体人格上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二元构造——即感性的入时需求与理性的责任意向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共生。比较起来，20世纪80年代在校大学生群体则往往具有另一种情形：他们的日常感性喜好与理性的文化价值认同总是大体一致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那时的生活状况总体上还是一体化的或一元化的，不存在今天这种多样化或多元化局面；另一方面，那时的大学生在文化价值观方面也总是一体化的或一元化的，还没有出现今天这种多元价值观相互并存的复杂状况。这种对比还有待于充分展开和深入研究，但至少可以见出，这是一种令人深思的有趣的矛盾现象，这使我们对“80后”、“90后”大学生不能不做出新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判断。 这也许可以说明，当代大学生目前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双重文化人格或多重文化人格。人格(per sonality)一般被视为一个人的思维、情绪和行为的特征性模式，以及这些模式背后的或隐或显的心理机制②。单从心理学上说，双重人格是多重人格的一种形态。一般把一个人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对立的亚人格称为多重人格，而双重人格正是多重人格之一种，体现出一种内在分离和矛盾的心理障碍。而文化上的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则又不同。我们所谓隐性的双重文化人格或多重文化人格，是指大学生个体并存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对立的文化认同取向。例如，当代大学生本来少有接触京剧、中药、刺绣等古代文化遗产，而且他们自己未必喜欢。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选中国文化符号时颇富理性地选择了它们，而自己的日常感性喜好则被暂时隐匿起来或者干脆放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喜好什么呢？根据俄罗斯研究者的旁观：“当世界越来越钟爱营养健康的中餐时，中国消费者却对汉堡包、炸鸡腿和用转基因土豆做成的薯条趋之若鹜。……中国有数万年轻人赴西方大学深造。数百万人在本国学习英语。在掌握现代化知识的同时，他们还学到了西方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中国年轻人播放器里的音乐是其西方同龄人正在听的音乐。他们观看同样的好莱坞特效大片、肥皂剧和电视娱乐节目。美国的电影和体育明星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本国。中国有的城市还准备建迪斯尼乐园。”③这位外国研究者的观察至少部分地是准确的。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是这些被他视为“生活方式西化”的“中国年轻人”，当他们理性地选择中国文化符号时，却又表现得那么“中国化”或“传统化”。 这种情况的出现，到底表明他们富于理性、头脑清醒，还是表明他们精于世故或深谙人生策略？对此双重文化人格现象，确实需要进行分析和研究。心理学家认为，“人格是存在于文化背景中的”，“文化在理解人格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当代大学生在感性层面倾向于把自己看作独立的、独特的人，可以我行我素，从而体现出一种“个体主义文化”的人格；那么，他们在理性层面则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更大群体即家庭或国家的所有物，从而带有“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格特征④。这样，在大学生的内心就至少同时并存着个体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两种人格倾向，这两者在当代大学生心理上是如何相互冲突、共存和调和的？我们既需要联系当前现实文化状况去理解这种双重文化人格，又需要通过这种双重文化人格去理解当前现实文化状况。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妨进一步提出两种文化人格的理论假设：当代大学生与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有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人格特征。如果说，80年代大学生有着一种固体型文化人格（简称固体人格），其表露在外的言谈举止与内心理想之间可以大体稳固而一致，宛如那明确、坚固而沉稳的固体物质；那么，当代大学生则具有一种流体型文化人格（简称流体人格），其外在言谈举止与内心理想之间可以形成灵活而流变的多重关系，恰似那流动起伏、变化多姿、随物赋形的流体物质。这就是说，同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明确、坚固而沉稳的人格相比，现在的大学生有着流变、灵活而飘动的人格。 三 如果上面有关固体人格和流体人格的假定大体能够成立，那么，它如何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学校美育的课题呢？ 20世纪80年代，美育是基于那时青少年的非中求美、无中有知和由朴及文的特定状况而设定的。那时在校大中小学生的人生价值取向，主要还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集体性精神愿景为个人愿景，因而美育的课题可以设定为以精神性审美去开启青少年学生的心智。这就意味着，那时美育的人格范式目标，主要在于一种非个人化的集体性精神人格的养成。 进入21世纪，美育面临的状况已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非中求美、无中有知和由朴及文，分别被代之以美中立美、知中出知和多中难择。究其原因，这是同现在社会建构的核心课题密不可分的，即以人为本和社会和谐。以人为本，并非以20世纪80年代那种人的集体性精神诉求为本，而首要地表现为以人的复苏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为本。这就是要以人的利益为本，即以人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及其协调为本。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处理并协调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集体与集体等诸种利益关系的基础上，达到社会和谐。因此，当下的社会和谐诉求，并不追求单纯个人的克制了个体私利的集体性精神和睦，而在于个体利益诉求与集体和睦愿望之间，达成大致的平衡，并以此为基础，去追求个体的精神提升。双重文化人格和流体人格的出现，应当说正是来自这种复苏的个体利益的需要与已有的集体性精神诉求。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调和的目的，大学生可以在评选中外文化符号时，采取非个人化的理性选择。 在这样的语境中，美育的课题就不得不做出改变：不再是以单纯的精神性审美去开启青少年学生的心智，因为那样显然是置当今强势复苏的个体利益诉求于不顾；而是要在精神性审美与物质性审美的对话中，去探索新的介乎非功利性审美与功利性审美之间的协调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此时的美育人格范式目标不能不发生变化：主要在于一种个人化的物质性愿景与非个人化的集体性精神愿景之间的平衡和协调。 应当讲，上面谈到的双重文化人格及流体人格等问题，虽然出在大学生身上，但它的发生实际上应回溯到他们的中小学时代成长历程中，因为那时的教育已为现在的人格构成埋下了伏笔。所以，今天的学校美育应当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整体上予以设计，这就需要上升到国民艺术素养的整体结构上去构想。 这里的国民艺术素养，是指包括公民和未成年人在内的全体民众的审美与艺术素质及其养成。在席勒看来，“自由，无论是政治的自由还是市民的自由，永远是所有财富中最神圣的东西，是最值得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是所有文化中伟大的号召因素”。但是，如此神圣而伟大的“自由”，却是必定依赖于公民的特定素养的。“这一辉煌的结构只能建立在坚实的、具有高贵特征的基础之上：赋予某个公民以宪法权力之前，必须确保这个公民自身具有良好的素质”⑤。而这种“良好素质”的取得，恰恰要通过美育达到。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正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⑥。美育甚至被视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而迈向“自由”境界的必由之路。而在蔡元培那里，美育被规定为实施现代国民“世界观教育”的中介环节——“津梁”。“然则何道之由？曰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之教育”⑦。美育在这里被规定为从“现象世界”到达“实体世界”的桥梁。 自从蔡元培于1912年在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中输入学校美育以来，尽管其间有过诸多曲折，但通过美育途径而培养新型国民或公民艺术素养，已成为我国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问题在于，通过美育去培育国民艺术素养，这在不同的时代应当有其相对不同的问题重心及具体途径。在今天这个倡导以人为本并寻求社会和谐的年代，当个体利益诉求获得强势复苏，个人化的物质性愿景与非个人化的集体性精神愿景之间形成多种多样的冲突时，美育就作为一种必要的调解途径被铺设开来。这时的学校美育，势必不能满足于主要致力于诉诸青少年学生的精神性审美渴求，而需要面对他们所陷入其中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多重冲突，特别是流体人格的存在现实，提供想象的或假定的协调方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学校美育的任务，应当针对当前国民艺术素养建设所处的特定社会与文化境遇以及学校美育自身面临的特定问题，例如流体人格问题，经过必要的调整或变通后，方可设定并付诸实施。同时，还要在实施中不断反思、调整和完善。而本文的主要任务，正是要突显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注释： ①参见《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271页。 ②Lawrence A.Pervin & Oliver P.John主编：《人格手册：理论与研究》，黄希庭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9页。 ③雅科夫·贝格尔：《中国：没有围墙》，载袁殿池编选《海外望神州—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④参见Jerry M.Burger《人格心理学》，陈会昌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⑤转引自列维、史密斯《艺术教育：批评的必要性》，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⑥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⑦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1912年4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