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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次别离确乎是二萧常常用以处理情感隔膜貌似有效的方式。萧军日记1937年5月22日开头载有：“吟回来了，我们将要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2](P14)在日记里，萧军亦多有对自己待人接物的反省。6月2日悟出“思而后做，多是不悔”，“做而后思，多是后悔”，而他常犯第二种毛病，萧红与之却恰成对比。[2](P15)无论青年萧军在书信中、中年萧军在日记里，抑或晚年萧军在书信注释间，一向少有对萧红的正面评价。6月2日，认识到萧红在待人处事上优于自己，可能基于一种特殊情境令其激发出对萧红的爱意，以及在情感上的回归。随即，他还表达了对未来爱情的不渝：“我现在要和吟走着这一段路，我们不能分别。”[2](P16)可见，萧红自平返沪正如俗说“小别胜新婚”，二萧都有一段情感上的新鲜感，激发出彼此间的爱恋，企图抹平此前的情感裂痕。 从萧军日记来看，二萧间的“和谐”似乎只维持至6月12日左右。萧军曾将与萧红的关系，比喻成两个刺猬在一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独。”[1](P25)这或许是晚年萧军事后对与萧红相处较为理性的看待。本质上，萧红、萧军都是个性鲜明、充分尊重自身人格取向的人。萧红骨子里极其不愿成为男性的附庸。当活着为生存第一要义的时候，这一切也许无从体现；而当他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时，人格取向和艺术取向上的差异自然凸显。这或许就是二萧何以能够度过艰难的商市街岁月，恰恰成名之后劳燕分飞的深层原因。在我看来，成名后二萧间最为根本的矛盾，除萧军的情感出轨外，还在于他自认为对萧红的救赎，始终将她当作一个“孩子”，一如导师般指导其人生，而不知道这个“孩子”在拜其所赐的苦难中早已长大。 1937年6月13日萧军日记有一段对自己帮助他人心理的剖析：“一个人对旁人有过一下援助，如果被援助者反叛的时候，就要感到失望，伤心……接着就有一种‘再也不援助任何人’的心理决定。可是过了不久，这决定又破碎了，又形成了……我是在这矛盾里常常苦痛着。”[2](P20)这段话自然是有感而发，或许不只是针对萧红。但是毫无疑问，由一个落难旅馆险些被卖到妓院的潦倒女子到如今的知名女作家，在萧军看来，萧红自然是其援助的最大受益者，某种意义上是他创造的一个救赎“奇迹”。而“被援助者反叛”明显暗示萧红此期对其说教生出的叛逆与冲撞。联系二萧当时的关系，分析其语境，这段话分明有所指。更重要的是，萧军还是将自己与萧红很自然地放在援助者与被援助者的位置上进行道德衡量，其内心那份道德优胜实在太过分明。紧接着，当天日记便重新观照自己与萧红的关系： 我和吟的爱情如今是建筑在工作关系上了。她是透明的，而不是伟大的，无论人或文。 我应该尽可能使她按照她的长处长成，尽可能消灭她的缺点。[2](P20) 将爱情“建筑在工作关系上”，意指两人在情感上的淡漠。这意味着他们近20天的“蜜月期”即将终结，情感上趋于冷淡。萧军对萧红“人”和“文”的所谓“透明”的评价，实则还是想说萧红的“弱”。正因为有了如此认知，才有了他那在萧红面前导师角色的定位。由此可见，二萧之间，萧军此时以爱的名义力图指导萧红无论“人”或“文”的成长，而萧红却已然有了自己的取向与定位。因为在历经伤痛的基础上，她渐渐丧失了对萧军的感激和崇仰，分明认识到知名男作家荣光背后的虚伪与幼稚。 萧军日记6月25日记载其散文集《十月十五日》出版后，他将每篇文章重读一遍，自觉“运用文字的能力确是有了进步，无论文法或字句，全没有什么疵”，“内容也全很充实”。在稍有写作经验的人看来，萧军这些颇为自恋的自我评价，恰恰是缺乏写作自觉性的表现。他接着分析，萧红“全不喜欢”该书，“是她以为她的散文写得比我好些，而我的小说比她好些，所以她觉得我的散文不如她。这是自尊，也是自卑的心结吧”。他更谈到萧红“近来说话常常喜欢歪曲，拥护自己，或是故意拂乱论点，这是表现她无能力应付一场有条理的论争”。或许，萧军无从意识到，敢于批评，不附和，恰恰是萧红自主性增强的表征；而面对萧红这一悄然发生的变化，他仍以一个规训者和指导者自居：“我应该明白她的短处(女人共通的短处——躁急，反复，歪曲，狭小，拥护自己……)和长处，鼓励她的长处，删除她的短处，有时要听取她，有时也不可全听取她。只是用她作为一种参考而已(过去我常要陷于极端的错误)，当你确实认清了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过去有的地方实在愚蠢好笑。”[2](P24)当天日记接着还记载了两人为描述一个日常情景所运用的一个词句孰高孰低，发生有些动气的争执。两人都认为自己的表达优于对方，最终在友人鹿地亘的调和下平息。从这近乎孩子气的争执里，可以见出二萧当时见解的不能调和已是常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