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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理解张欣的犹疑，因为在中国的半个多世纪里，贵族是一个被否定和被贬责的名词，它只能退缩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因此我要为贵族辩白一下。虽然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看它包含着血腥、不公平，但贵族是文明的产物，它是提炼文明、传承文化精粹、导引文化趣味的重要因素。显然我在这儿所说的贵族是一个更宽泛的文化含义，而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概念。有意思的是，中国革命彻底摧毁了旧时代的贵族阶级，并始终在其旗帜上写着反对贵族阶级的宗旨，但新生的社会在逐渐完善社会结构的同时也逐渐复原了等级的秩序，以权力和知识为砝码，一个新的享受着物质和精神双重优待的贵族群体基本成型。他们基本上包括革命阵营的领导者(所谓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以及加入到革命队伍或被新生政权所收编的知识阶层。但是，贵族阶级在一个人民的社会里是不具备存在的合法性的，社会权力结构以及他们本人也极力否认或遮掩他们事实上的贵族身份，所以他们的发育很不充分，他们必须以一种伪饰的面目出现。尽管如此，他们的子女在一个相对良好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培育起比较纯正的贵族气质，他们具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感，他们内心也酝酿着优雅的贵族理想。江渭澜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形象。有的学者认为一个社会大致上分为贵族、平民和流氓三种群体，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精神意识。贵族精神代表了人类文明的高端，流氓精神代表了人类野蛮的底端。贵族精神应该是精英文化中的精英，有的学者认为，贵族精神有三个精神支柱：第一个是教养，第二个是责任，第三个是自由。而这三个精神支柱无一不在江渭澜的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示。我还要说，张欣在塑造江渭澜这一形象时，非常清楚什么是他身上最值得褒扬的价值。她不去炫耀江渭澜曾经有过的优雅身份，而是将重点放在书写他选择了艰难的命运后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他优雅的教养，坚守他内心承诺的责任，以及如何维护他的精神自由的。 完全理解张欣的犹疑，还因为随着阶级斗争时代的结束，贵族一词逐渐变得时髦起来，却也变得面目全非了。现在人们所理解的贵族，就是成为上等公民，进入上流社会；就是可以尽情享受物质带来的愉悦，住别墅，开宝马车；就是泡酒吧，听音乐会，如此等等。总之，人们对贵族的定位，折射出欲望化、物质化和犬儒化的时代症候，贵族一词变得极其庸俗，充满着珠光宝气和奢靡的味道，那些脑满肠肥的富人们自诩为贵族阶层，精神却猥琐得很，因为他们只看得到贵族的物质和享乐层面的东西，对精神世界毫无感觉。这是一群虚假的贵族。张欣有不少小说所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段的现实生活，也会写到这类虚假的贵族。她对这些虚假的贵族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如《用一生去忘记》中的亿万富翁刘百田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如此说来，张欣在贵族一词变得极其庸俗的背景下，也应该对贵族精神的呈现持谨慎和犹疑的态度，也许正是她的谨慎和犹疑，使她没有陷入90年代以来的一种都市文学的时尚写作之中。这种时尚写作就是90年代以来流行的所谓中产阶级写作。它典型反映了消费时代的审美趣味，当时有一本名叫《格调》的书大为畅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社会等级与生活口味”。所谓中产阶级写作是指那些以表现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都市小说，如卫慧的《上海宝贝》等。这类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炫耀性消费，“对衣食住行各种名牌商品不遗余力的追捧，借助于名牌商品的符号价值来展示他们的阶层地位，进而实现阶层和阶层内部的文化区隔”。中产阶级写作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虚假贵族的状态，以及倾慕财富的社会情绪。在这些中产阶级写作的作品中，酒吧、舞厅、高级住宅、写字楼，是经常出现的空间，年轻而充满奢华幻想的白领则是活动在这些空间里的主角。在张欣的小说里，也会出现这些高雅的空间，也会出现白领的形象，但不同的是，张欣在小说中并不认同所谓的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相反，她对于中国转型期出现的虚假贵族是持批判态度的。 张欣的批判不是那种张扬凌厉的批判，她的批判锋芒藏在她的叙述里。比如她的《不在梅边在柳边》，看上去这是一个关于都市爱恨情仇的故事，编辑对这部小说的介绍是：“写蒲刃与梅金、柳乔乔的情感纠葛，实际上是写大都市男女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所遇到的心灵、情感与精神危机。”应该说这样的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我更看重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成长史，张欣在设计好几位人物的成长史时，特意强调了他们的精神教养的缺失。这或许透露出张欣对于虚假贵族的直观感受。不妨把《不在梅边在柳边》看成是张欣对虚假贵族发起的一次集中火力的批判性写作。张欣把那个时代称之为“一个暴发户辈出的时代”，这无疑是一针见血的判断。贺润年就是这样一名暴发户。他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但张欣同时又指出：“他出身低微，学历粗浅。”就是这样一个暴发户，财大气粗后，也不相信“要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的说法，想尽办法要把自己变成贵族，他终于请来了专为迪拜的酋长之流服务的国际设计大师来为自己设计，便觉得自己已经跻身于贵族的行列中，倍感荣耀。张欣对这类虚假贵族的嘲弄是不动声色的。如她说贺润年“尤其重视优雅和洗底”，而他的优雅就是体现在“不能露出半点穷相”，他就相信钱，“说钱的一大功能就是改变”。张欣对贺润年的儿子贺武平的形容也是耐人寻味的。张欣安排贺武平在一次高雅的音乐会上出场，国际知名作曲家谭盾还邀请他上台指挥乐队演奏一曲。在张欣的笔下，他的形象和举止的确很不错，张欣说他“带有些许难得的浑然天成的艺术气质”，但张欣说完以后还要捎上一句：“所以当他与真正的艺术家并排而立时，压根闻不到一丝铜臭。”言外之意，他的身上有铜臭，但他隐藏得很好。张欣就是这样捎带着一句话，非常含蓄地表达了她对这个人物的鄙夷之情。张欣更是通过梅金这个人物，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虚假贵族的恶劣本质。生在贫困农民家庭的梅金很小就知道只有上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她学习格外努力，考上了大学。就在她因为家里没钱供她上学而要绝望时，一个慈善的城里人答应资助她上学。她在大学读书时，就寻找赚钱的机会，终于她也挤进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圈，并且被贺武平看上，从此嫁入豪门。她不是那种唯有色相作资本的花瓶，她的能力和智慧让贺润年刮目相看。当她成为贺润年的儿媳妇，又成为松畸双电这个大公司的副总经理后，她的身份和举止就像一名贵族了。张欣不惜笔墨描写梅金的高雅，如写她对食材的讲究，她在日本料理店专点“怀孕的鲷鱼”，盛蘸料的木胎金箔小盏要用“轮岛涂”。站在底层的立场看，梅金完全是一个不甘屈辱、个人奋斗的成功典范。但最终她还是失去了她奋斗来的一切，甚至包括她的儿子。是谁把她打败了呢?说到底还是她自己把自己打败了。因为她的成长经历是一种培育劣质精神的经历，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最稀缺的就是贵族精神这种高贵的精神。当然，在梅金所生活的时代，已经是一个削平了精神高度的时代，她完全可以凭借造假来掩盖她的先天的不足。张欣在这部小说中所写的人物都可以说是这个时代身处上流社会的高级人士，而他们的共同缺陷几乎都是缺少高贵精神教养的成长经历，因此他们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心理缺陷，而这些心理缺陷都可以追溯到精神培育的缺失。正是这种精神培育的缺失，造成了他们的人格分裂。张欣不惜将他们的人格分裂推到极致。比如仪表堂堂、举止文明的大学教授蒲刃，竟然悄悄地用慢性投毒的方式折磨自己的亲身父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欣对于现实的强烈不满。张欣曾对记者表达过她的忧虑：“拿什么拯救你，物欲横流的现实?”这一忧虑便成为她的写作动机。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富有高贵精神的女作家张洁。张洁和张欣虽然不属于同一个年龄段的作家，但她们的共同处就是都经历过那个特殊的革命年代，那种发育得还不充分的贵族精神都会在她们身上留下印记。这也是经历过革命年代的作家群体的共同特征——从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张洁们到50年代出生的张欣们，尽管在那个年代，他们身上的贵族精神气质曾被遭到无情的扫荡，但所幸的是，在有些作家身上，多少还保留着些许遗风流韵。张洁甚至是毫不掩饰她的高贵。在她看来，这是一个普罗文化盛行的时代，所以她要高调地显摆她的高贵气质，因此她在书写现实时，会显得特别愤世嫉俗，也特别地对于现实的恶化无法容忍。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已入古稀之年的她，仍然高调地展示她的高贵。既然在她看来现实生活已经在世俗化的过程中烂透了，无法用来展现她高贵的气质，她便舍近求远地将自己的抱负寄托在遥远的异域历史和不知名的小岛上，这就是她写的长篇小说《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她劝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世俗功利而日夜奔波的人们，流浪去吧，因为流浪的灵魂才是高贵的。 张欣对于现实的恶俗也是不满的，但她并没有采取张洁那样的激越态度，完全拒绝了现实，相反，张欣对现实充满了热情。也就是说，她对现实是有所区分的，她把世俗与恶俗严格区分开来，她对世俗是持肯定态度的，因此在她的小说中，同样具有平民精神。这或许与她生活在广州有关，广州是一个洋溢着生活热情的城市，人们充满了活力，人们对未来抱有希望而乐于脚踏实地，因此这个城市的平等意识十分普及。张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把内心的高贵气质与建立在平等意识基础上的平民精神融合在一起。这也使得她能够接受通俗化的小说形式，并能深得通俗小说和类型小说的优长，化用到自己的写作之中。她的小说能够拥有众多的读者，应该也是与此有关系的。难怪会有人将张欣称为大陆的琼瑶，也难怪有人将她的小说称为市民小说。但张欣的小说与琼瑶相比，有两点重要的不同。一是在现实感上的不同。琼瑶基本上是一个虚拟的言情世界。但张欣是一位现实感非常强的作家，她的作品多半都是针对现实问题有感而发，许多素材就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二是她在书写世俗生活时仍然保持着高贵气质，流露出她对贵族精神的追慕。张欣的小说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市民小说，则在于她并不是完全认同于市民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并不去迎合市民的审美趣味，她的小说明显体现出优雅和高贵的审美追求。正是以上原因，我认为张欣的小说对于都市小说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我们处在一个平民时代，都市化的趋势是逐渐削平不同文化的等级差异，提倡民主和平等的现代意识，这也是一个越来越蔑视文化威权的都市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带来否定精英、消解经典的危险。当代都市小说的问题就在这里，作家们多半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性，而是被都市化牵着鼻子走，因此虽然反映了当下都市的五颜六色，反映了都市人无限扩张的欲望，却在精神内涵上显得很贫乏，在精神品格上越来越朝低端滑行。要改变这种状况，既有赖于作家对时代和都市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也有赖于作家自己具备高贵的精神气质。我从张欣的小说中感受到了一股绵延不断的贵族精神的潜流，不由得为之叫好。这应该是提升都市小说精神品格的有效途径。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卓有建树的学者许纪霖在描述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问题时说过这样的话：“在平民时代之中，这一贵族传统不再是对少数精英的要求，而是对所有公民的要求。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没有贵族时代的贵族精神，就是现代的公民精神。”当然，许纪霖也强调了，他所讲的贵族精神是关乎教养、责任和自由。对于都市小说而言，我们则是要通过贵族精神抵达现代的公民精神，通过贵族精神去铸造一种优雅、高贵和诗意的审美趣味。 如此看来，张欣完全应该坚定地将手中的终极底牌甩出来。她应该将小说中的那股贵族精神的潜流变成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