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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针对当前文学理论学科面临的严重危机和日益凋敝的严峻现实，从近些年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解析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症结所在，并从多个方面：即构建理论的主体性，挖掘理论经典的潜能，重建理论的历史维度，强化问题意识、研究基本问题，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时代，回归科学的定位等，综合提出解决当下危机、寻求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关 键 词：文学理论/主体性/历史/思想/科学 作者简介：金永兵(1973-)，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 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理论不断地进行着孽变与新生，30多年来，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旗帜，反思历史教训，关注现实实践，既强调全球视野，又突出本土关怀，不断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在学科发展的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为文学理论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开拓出广阔的空间。如果从文学理论本体角度来看，文学理论在这30多年中的突破、更新与发展，主要表现在：理论观念的不断丰富与变化；研究方法的日益多样以及新学科的大量产生；理论结构逐步调整和更新；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和命题被提出；文学理论研究的自觉意识大大增强；文学理论的学派意识开始萌生，等等。[1] 与这些成就相伴随的一个现象或者说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问题是，一方面，中国文学理论呈现出与世界文学理论，特别是欧美文学理论的准同步性，各种新潮理论竞相登场，各领风骚，理论界呈现一派热闹、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欧美文学理论的运行情况也很近似地被我国文学理论重复着，因而随着国际理论热潮的退去和所谓“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中国文学理论也进入了理论低潮期。跟着国际理论的大趋势“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2]，可是，走出来之后呢？人们发现，文学理论有点像出走之后的娜拉，不知道何去何从了，其突出的征候是理论热点和问题少、理论的社会反响和影响力小、理论研究出现大量的重复性生产和空泛化趋势。 当前文学理论学科因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遭遇到存在合法性危机，出现了很多激烈的否定声音，各种“告别文学理论”、“唱衰文学理论”论调大行其道、甚嚣尘上。这种否定的理由大概是：其一，它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表现为无成型的知识谱系，无规范的概念体系、无明确的研究范围、无独特的研究方法，甚至无基本的问题框架；其二，它是一门不可能的学科，因为它无法达成最基本的共识，即或形成一点共同看法，这一结论也由于马上被现实的文学创作所超越而丧失意义。并且，文学不可定义不可规范，它始终处于变动和扩容之中，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建构，因此关于文学的研究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其三，它是没有用处的学科，认为文学理论只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毫无价值，既无益于文学创造，又无益于文学阅读，对学生文学素养的提高也没有什么作用，学生不能通过该学科的学习找到庖丁的牛刀，仍然无法认识、剖析现实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其四，它是不符合国际通则的学科，从国际经验看，认为西方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学理论学科和文学理论专业，中国的文学理论学科是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因而没有国际合法性或者说不合国际规则，无法与世界接轨。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很多文学理论界内部或外部人员直接或间接以此来否定这门学科，也可以见到很多不辞辛劳的有关论述。这诸多的诘难和质疑，有些切中肯綮，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有的则为意气之词，但是无论怎样，文学理论已经无法以一种不言自明的形式获得自我存在。理论界因此处于一种迷茫与困惑之中，于是，有人提倡“文学理论批评化”，有人提出“文学理论美学化”，有人提出“文学理论文化化”、“文化转向”，有人主张建立后现代文艺学，有人则质疑它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存在的合法性，索性提出取消这一不太成熟的学科，让其寿终正寝，省得麻烦，等等。由此，“文学理论的边界”、“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诗学何为”、“大学文艺学的合法性”、“理论究竟该怎么教”等问题，成为近些年争论的热门话题。学界五花八门的药方反映出当前文学理论学科发展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文学理论研究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面对这些根本难题该何去何从，值得我们去认真清理、思考、解决。 理论的“凋零”局面和发展困境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解决起来的困难也是巨大的，自然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细致的工作。解决这一学科重大问题的前提是深入分析当下理论凋敝的症结与问题所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危机早已潜伏，向死而生，当前危机的突显其实也意味着新的生机拐点的来临。 一、构建理论的主体性 中国文论长期缺乏主体性，没有自己的理论问题。百年来现代中国文论一直纠缠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政治/审美这样的二元冲突结构中，不同时期占据主导的因素会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无疑是西方审美主义文论成为了主导话语，整体的发展路向自然沿着西方文论的演变路径运动，因而当国际理论退潮或者说当一段时间的输入性繁荣结束之后便失去了方向感，变得不知所措了。这种判断丝毫不是忽视近三十多年来西方翻译文论对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所提供的从观念到方法，从知识谱系认知图式到概念范畴体系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贡献本身还是属于“输血”，而不是“造血”，一旦“输血”机制出了问题，我国当代文论有机体自然就会出现病症，因为作为血源的当代西方文论也已经无血可输。近三十年，被作为新潮文论输入我国的，可不是西方同步的近三十年的理论，而是自启蒙主义以来，尤其是康德美学以降的近二三百年的文艺思想，当然，这其中二战后的新思想、新理论更受关注。经过饕餮式的吸收之后，西方如何还能做到“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新时期一批学者快速成名，而之后的学者成名速度却骤降的现象。快速成名的学者多为翻译引进最新西方文论的学者，但这条终南捷径终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客观地说，从整体上看，在翻译的基础之上真正融化、吸收西方理论和本土经验，独出机杼、自成格局的学者寥若晨星，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也因此未能形成自己的主体性。并且，新时期以来的文论翻译从很大意义上说是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应和的，所谓寻求文学和文论的现代性，而此现代性也多被定位于西方关于文学和文论的现代性，故而文论翻译也大多集中在西方文论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这里心理主义与形式主义是合流的，都是随着语言学转向之后所谓“向内转”的不同层面)一脉。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中断了新时期以降文论与长期的革命文论之间的血肉联系，即或有之，也多为反向批判，历史中断了。同时，我们很少看到对西方古典文论的大量翻译研究(最近一些年有进展)，对非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的介绍和研究也很少，结果必然造成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偏食和营养不良。西方文论自古希腊以来是无比丰富的，是各种相互斗争相互补充相互激荡的文论流派思潮共生的场域，各种理论也都是基于特定的历史需要而发生和变化的，这种丰富性、复杂性、矛盾性决定了西方文论自身资源的丰厚性和形态的多样性，所以非历史化、单一化的引进吸收只能产生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当代文论资源枯竭的尴尬局面也就在所难免了。我认为，西方文论对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早已超越作为“他者”的意义，文论翻译和研究仍然是值得努力的工作，不但必要而且大有可为，但是，现在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一些，走出审美之城，尤其是应注重西方各个时期文论著述的翻译研究，把西方文论的历史重新建立起来，回到实实在在的历史中去，可以说是学界的当务之急。 二、挖掘理论经典的潜能 中国的文学理论需要创新和突破，尤其是在西方文论强势话语的压力之下，如何创造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是近代以来几代学人的内在动力。但是中国当代文论进入了现代化陷阱之中，出现了创新焦虑。有学者开玩笑说是研究者被“创新这条狗追着跑”，拿创新当做终极使命，整个学科不重视经典理论文本的细读和研究，忙于提出理论观点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所谓“打通中西马”，变成了“吹破古今牛”，真正努力去做基础积累的人很少，多是贪图短平快，大量的研究生培养都是如此，找一个有点影响的西方学者的一点思想写篇文章写本书就是成果，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显得繁荣，但却是表面的，不可持续的。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能以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创新来要求自己，它的创新不能演变为对新观念、新方法、新结论的追崇。孔子“述而不作”，恰恰是在“述”的过程中阐释出了新的意涵，是“接着讲”，而不是以所谓“逆向思维”，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目前的文学理论研究并不缺少“新见”，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么多的论文都是在陈述自己的新见，甚至到了比拼“看法”与“说法”的程度。大家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人们寻找观念之间的差异，习惯于以一种命题否定另一种命题。而这每一种看法都能以大量的经验事实即“观点+例子”来证明本命题并对其他命题证伪。因而根本谈不上“接着讲”，谈不上知识的累积性发展与进步。“理论界无理论”！并且，多年来文学理论界缺乏良好的理论生态和理论成长的良性机制，缺乏民主和谐的理论共同体的存在，基本上很少允许和鼓励学术共同体内部坦诚的学术批评、质疑与对话。这样的结果便是各说各的，各行其是。认为每个人的言说都同样有价值、有道理，那是无赖撒泼，市井争吵。价值的多元与平等只会造成“有对话而无问题无真理”的状态，话是说了许多，其实等于没说。在这种意义上，文论界可能应该多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界学习，回到中外文论经典，注重基础性经典文本的重读，注重在“述”经典理论文本的基础上出新意。综观新时期以来，大浪淘沙之后所留下的国内理论研究比较优秀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对经典文本的重读之作或基于经典文本的研究之作。这些年一方面都在说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滑坡了，另一方面却很少见到有学者认认真真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文本入手做实实在在的细读、研究，自然也就难以见到上乘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精品，尽管“马工程”的马克思主义专家越来越多。这一点上，美国学者大卫·哈维倒是值得国内研究界借鉴，他现在就是通过讲读《资本论》来阐释新的思想，他的《资本论》课程风靡美国。再看看阿尔都塞等人的《读〈资本论〉》，海德格尔笔下的《尼采》，更不用说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或中国传统的文论发展，无不是立足于经典的研读、阐释、研究。常常有一种误解，以为现时代还研究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孔子、刘勰等经典理论家的著作是落伍守旧，选题没有创新意识，我认为恰恰相反，时间是残酷的，很多时髦的花里胡哨的东西热闹一阵之后便了无痕迹，很多东一鳞西一爪东拼西凑搭建起来的体系建起之时便已经开始坍塌，只有经典才为创新奠定了根基，真正的创新一定是从经典的深入阐释中来，这也许恰恰是人文学科的特质。 三、重建理论的历史维度 文学理论学科无疑是属于“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的结果来研究”的“第三类科学”，即历史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无论内容与形式还是各种思想观念，从来都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3]。因此，在分析任何一个问题时，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列宁曾经精辟地阐释这种历史原则：“为了解决社会科学(可以读作美学或文艺科学——引者注)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5]可见，只有从具体的历史联系与变动中人们才能获得科学的文艺观点，就是说，要以历史的方法来真正解决文艺问题，获得科学的认识。恩格斯曾经非常清楚地指出如何从历史中获得文艺和美学观点：“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6]新时期以来文论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就是出现了无自身历史厚度的理论之痛，不重视中国自己的文论、文艺以及社会历史研究，在“告别革命”后，很大程度上割断了与现代革命文论的历史联系，但是中国的现实却不是如理论那样想告别过去即可告别的，而是一条无法阻断的河流。现实的中国有无自己的理论问题？问题不可能不存在。但是，美国、法国、德国的理论家怎么可能帮忙发现和解决呢？别人没有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便自认为没有问题了？我国学界关于百年现代文论的研究著作真正好的有几本？这恐怕足够学界感到汗颜了。毋庸置疑，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都是“执著于自身的历史”，而我们研究了许多舶来的输入性的问题，我们又能得出什么不同于西方的见解呢？既然问题是西方的、理论是西方的，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当西方理论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当中国国力日盛，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消费别人的理论和问题的时候，当需要我们的理论来关心我们自身现实的时候，这个难题就出来了，从而就显露出理论界的薄弱和颓势。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尤其是近百年文学和文论的历史发展，从中发现文学理论的“中国问题”，形成文学理论的“中国命题”，就显得必要和重要了。虽然说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本身应该具有相当的普适性，但是这种普遍性问题的表述只是一种概括性统称，并非表明每一种具体的理论思想或流派都只关注这些普遍性问题。具体理论的生成仍然离不开对本土文学经验、文学传统的归纳和提炼。百年来中国文论无论存在怎样的多元话语杂糅、众声喧哗的困境与尴尬，但这一丰富的理论现实所应对的恰恰是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现实和波谲云诡的文学实践，其本身是对现实社会文化和文学进行认真思考的产物。这里，现当代文论发展中鲜活的经验和痛苦的历程本身也是一笔丰厚的资源，成为今天文论进一步发展的肥沃土壤和现实出发点。也只有立足于这个历史现实，我们才能提出在西方也许并不存在，或者西方讲不出来而我们却必须面对，或者只有我们才能讲出来的问题，或可称之为文论发展中的“中国经验”。现实需要我们集中于历史上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国问题”，并反思变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经验”，构造真正的“中国表述”。构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离不开中国问题，只有中国文论问题才能形构中国当代形态文论话语系统。 四、强化问题意识，研究基本问题 国内学界空疏研究成风，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研究偏少，多是一些无问题意识的大而不当的宏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文论界的学风和文风形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的学术会议很少研究具体的问题，什么“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的未来”、“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历史走向”等题目很大很大，不能说不是问题，但是伪问题，因为谁都不可能讲清楚，也都不可能解决掉。路是走出来的，只有历史才能衍生出新的路径，规划得再好的道路也要经历现实的变迁，路终究不是想出来的。看看现在的文论文章，标题上大都充满展望、未来、纲要、走向、走势，等等，这些大的研究不可少，但是大而化之的研究一旦成了风气，理论必然缺乏根基。理论界确乎需要改变一下风气，少搞一点劳民伤财的、漫无目的的各种学会的年会，各种巫师算卦一样的关于理论走势一类的国际或国内研讨会，少一些拉帮结派、画地为牢的抱残守缺，多一些实实在在的基本问题研究，多一些理论共同体关于某个具体问题的争鸣和探讨。从这种意义上说，理论界需要多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上下气力，力争通过基本问题的突破带动整体理论的发展。并且，应该看到，这些基本问题直接构成文学理论的学科存在，是学科系统的基点和发展的增长极，自然也应是学界共同的问题域。有学者甚至提出：“决定一门学科独特性质的关键性因素是所研究的问题，而不是研究的对象、范围等等。一门学科一定有一系列独特的、有价值的问题，即使是对同一个事物，不同学科也会提出不同的问题，或者说正是对世界有独特的提问和对所提问题的有价值的独特解释，才构成了一门学科独特的性质、地位和存在价值。因此，根据学科研究的独特问题来确定学科相对独立的性质，对于建立适当的学术规范，促进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还是很有必要的。”[7]这种看法虽然把对象的形成与基本问题的形成二者割裂开来，略显片面，但也确乎看到了学科基本问题与学科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而缺乏学科的基本问题构架，缺乏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推进性研究，整个学科表面看来似乎是自由研究，其实处于一种无所依傍的飘零状态，甚至有学生会问写什么样的论文属于文学理论的专业论文这样的问题，这都恰恰反映出我国文学理论学科饱受诟病的重要方面，也正因为此，才出现了上面谈到的文论研究不接触满是真问题的地气，漫天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而空的文章的尴尬状况。 五、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时代 文学理论与时代的风云变化息息相关，借用马克思的话说，文学理论也如同任何真正的哲学一样，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因此，文学理论既是时代精神的理性的总结和升华，同时也是认识世界、变革时代的批判武器。文学理论就是要努力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时代，始终站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去思考和认识自己时代的特殊本质。没有对自己时代历史的深刻关怀，缺乏时代的问题性，怎么可能触及到中国现实的真正问题，怎么可能有“中国问题”的发见呢？曾几何时，我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具有旗帜引领作用的学科，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排头兵，为社会和文学文化的发展、人的解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充满了“解放的旨趣”。但是，最近一些年来，文学理论越来越学问化、知识化，囿于知识化的学科范围，缺乏深广的社会视野，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不能从社会发展的宏观格局中考察文艺和文化，大多演化为一些技术性的操练、无思想内涵的话语狂欢，除了一堆吓人的专业术语和名词的狂轰滥炸之外，失语于社会现实(不仅仅是现实中的文学现象)，根本不能为社会提供什么东西，这是理论衰落的致命伤。当年理论的繁荣很大程度上表征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前沿问题的学科化表达，而现在的研究变成了拿学位、评教授的所谓专业学术，写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人看，写与不写差别不大。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我们不能对时代作壁上观或在象牙塔中闭门造车，需要介入性的文论研究，要以自己学科的方式和优势，多介入当下生活，多研究现实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百姓关注的重心在哪里，譬如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问题，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与文学认同问题，消费社会的个人权利的问题，两极化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学消费权利的问题，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当代价值体系的重建问题，网络文化中小资产阶级的民意主导性问题，等等。只有恢复理论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理论才能获得自己的生机与活力，只有以思想激活理论，实现对理论的思想救赎，使其重新为社会及其文化文艺的发展提供新鲜的思想血液，中国当代文论的成长才能真正将根须扎在肥沃而真实的土壤之上。 六、回归科学的定位 文学理论学科发展之所以遇到如此大的困难以及出现了一些人对文学理论学科的非难和质疑，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在我看来，就是文学理论研究缺乏科学性或者说发展偏离了科学的轨道。这么说，马上会有人指责为科学主义、科学霸权，认为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不可能是科学。其实，这恰恰是当前存在于文学理论学科的最大的误解和偏失，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指出这个问题，难以展开讨论[8]。其实，我们只要摆脱科学主义思维的僵化，就可以看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统一性，从而建立起新的关于科学的认识：科学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以人的存在为根本目的的不断发展的特殊的文化认知过程。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对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有新的界定，提出新的科学性目标，以此作为试金石来评判文学理论研究的得与失，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当前文学理论发展的自说自话、混乱失范等诸多问题。具体来说，可以通过检验文学理论学科的解放与启示功能、研究对象的明确性与独特性、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洽适性、理论逻辑的系统性、学科知识的可检验性和话语范畴的规范性等诸多方面和衡量维度，来系统分析考量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独特的科学的价值功能。[9]现在的情况不是文学理论因为有了科学性而出现各种问题，而是由于文学理论偏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而误入迷途。作为文学理论研究者，只有“成功地把历史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将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10]。 参考文献： [1]金永兵.近30年我国文学理论的拓展[M]//李志宏，金永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2][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3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2. [7]傅安辉.文学理论的学科思考[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2(1). [8]金永兵.文学理论本体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王元骧.对于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J].文学评论，2012(3). [9]金永兵.文学理论科学性的衡量维度[J].高校理论战线，2012(3). [10][比利时]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