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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选择(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光明日报 孙郁 参加讨论

    
    有一个现象意味深长,许多文人由托尔斯泰主义进入马克思主义。细想起来,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构想,可能更具有革命性,托尔斯泰主义则流于劝善之途,无力感便增强了。与托尔斯泰从道德与审美的角度打量生活不同,鲁迅关注的是底层人自身解放的问题。托尔斯泰无论爱意多深,还是对现实无力感的爱。鲁迅以为,新的知识阶级,已经不是托尔斯泰那样的人物,还应当是进入生活深处的改革者。
    恰是这个思路,鲁迅的艺术追求里,从无宏大的叙事。他的作品被称为匕首和投枪。托尔斯泰因为沉浸在自己的宗教里,便不免如亨利·詹姆士所说“结构松散、拖泥带水的怪物”。鲁迅作品都是细小的存在,小说几乎没有长篇大论的,杂文的字数更少。一方面没有依傍在确切性的宗教般的理念里,另一方面更接近底层复杂的生活。托尔斯泰关注的是世界的不平等,鲁迅则更多看到是不平等后的深层原因。前者以庞大的宗教说教不断忏悔、冷思自己的选择,后者则在无路可走里苦苦跋涉。托尔斯泰的苦楚来自对自己的欲望克服与否的焦虑,鲁迅则看到中国人正常欲望不得舒展的苦运,故有着做人的焦虑。他后来倾向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对人的解放的另一种渴望。
    鲁迅特别注意域外学者对托尔斯泰的弱点的描述。在他关注知识分子的有限性的时候,托尔斯泰的问题,差不多也成了世界范围内读书人不能不内省的问题。在翻译片上伸的《北欧文学的原理》的时候,他发现欧洲知识界对托尔斯泰的批评,那感觉引起鲁迅的兴奋是自然的。片上伸说:
    托尔斯泰倡导无抵抗主义的时代,是俄国正在和土耳其打仗,一个冷嘲的批评家曾说,当残暴的土耳其杀害俄国的美好的孩子之际,俄国人应该漠视这暴虐么?假使托尔斯泰目睹着这事,当然是不能抵抗的,但因为也不能坐视太甚的残虐,恐怕即刻要逃走罢。
    这是基于对人性恶的问题的思考,其间有现实经验与无抵抗主义的抵牾。鲁迅是赞佩这样的观点的。他在与绅士阶级的交锋里,完全放下了托尔斯泰的立场,成了面对邪恶的斗士。这种斗士精神,与俄罗斯革命派的理念便十分接近了。
    在托尔斯泰和诸多西洋文学家的思想的参照里,鲁迅不是讲什么是人道的文学,而是指陈什么是非人道的遗存。对非人的存在的攻击,才是那一代人题中应有之意。
    我们细细审视鲁迅的言论,在言及托尔斯泰传统的时候,保持的是对过分书生化气质的警惕。在他看来,中国这样的地方,只有人道的幻想远远不够,非暴力在专制主义面前是孱弱的。而唯有对黑暗的存在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够真正坚持人道的立场。
    1925年,在致徐旭生的信里,鲁迅说,在中国要成大事者,需学者之良知与市侩之手段。学者的良知,自然就包括托尔斯泰式的传统,而市侩之手段,乃俄、法大革命的遗风。鲁迅接受托尔斯泰的前提是,不是从孤立的层面摄取其遗产,相反,则在其中加进相反的因素。我们看他后来很少讲托尔斯泰,其实是现实性的吸引所致。在他看来,第一要务是铲除历史的垃圾,只说几句人道主义的话,大概是不得要领的。
    鲁迅的意思很明显,实现托尔斯泰及西洋个人主义精神,在中国要先铲除不平等的障碍。空谈理想,自己憨厚地对待别人,却不幸被对手所害,在中国不乏其数。他在《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就说: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
    这句话暗含的逻辑是,人道的精神固然好,可是在中国,仅仅拥有这些还不够。天真的学者说几句漂亮的托尔斯泰式的话,并不得要领的。
    他后来在译介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的时候,以平实的语言转译了这位俄国批评家对托尔斯泰的批评。其中《托尔斯泰与马克思》一节,观点颇为明晰。那译文的看法是,托尔斯泰还不能以复杂化的观点看待社会的矛盾,也无法解决其间的内在紧张。卢那察尔斯基以为非暴力、无抵抗主义可能使敌对的黑暗肆意蔓延,乃一种助纣为虐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几个口号和观点是不能改变世界的。
    这找到了旧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在鲁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可能比托尔斯泰主义更为有效。鲁迅渐渐远离托尔斯泰,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的增高不无关系。鲁迅在译了《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后,谈到自己的用意:
    一、托尔斯泰去世时,中国人似乎并不觉得,现在倒回去,从这篇里,可以看见那时欧洲文学界有名的人们——法国的Anatole France,德国的Gerhart Hauptmann,意大利的Giovanni Papini ,还有青年作者D.Ancelis的意见,以及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本论文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来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预见的事,是非常之难的。这一篇上,作者还只将托尔斯泰判作非友非敌,不过并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而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多数派已经掌握了政权,于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
    显然,这里有鲁迅的疑点。俄国人对托尔斯泰评价的变化,是有文化与政治的原因的。鲁迅意识到革命到来的时候,旧式的知识分子的尴尬,伟大如托尔斯泰者尚且不合时宜,那么普通的文人要经历更苦的磨难吧?在鲁迅看来,中国知识界是有偷懒的积习的。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的深入研究,可能打开思想的窗口。鲁迅对于译介不同声音的文章的思考,也是他精神世界最为迷人的一部分。
    刘半农形容鲁迅的那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话,可以说意味深长。从鲁迅与托尔斯泰之间的断断续续的逻辑关联里,能够感受到一种呼应。比如他们都厌倦旧文人的作品,主动关爱自己之外的底层的人们;比如他们都为他人而献身,不惜放弃自己的一切。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主流文化的敌人。鲁迅对托尔斯泰的关注,有精神信仰调整的考虑,也有知识分子有限性的问题。托尔斯泰对于他来说,艺术之高明不必证明,而要证明的是他何以被新俄的评论家视为落伍的一员。避免落伍,随着时代走下去,才是鲁迅的根本之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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