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骚体逐臣诗的代表作，《离骚》不仅受到此前弃妇诗的影响，而且与《诗经》中的逐臣诗也存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内在关联。具体来说，围绕“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这一核心环节，在被逐原因、被逐过程、抒悲写怨等基本形态上，《离骚》与《四月》更为接近；在怨慕心态与刺谗特点上，与《小弁》具有较多的内在关联；在心性志节与作品内含的多元义项上，与《柏舟》存在明显的承接关系。如果收拢视线，仅从《柏舟》兼具夫妇、逐臣之多元义项这一点来看，则其创作既有可能出自妇人之手，写其为夫所弃的遭遇，也可能是孤臣之作，述其见嫉于群小的境况。而无论哪种情形，都大大扩展、提升了诗的意义空间，并与春秋时代流行的对弃妇诗的政治性解读一起，强化了男女君臣间的文化关联，为《离骚》象喻范式的构成导夫先路。[12] 《离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既以香草美人作比，借特定物象喻意，又将若干个别的、分散的比兴联缀起来，整体思考，强化关联，通过对这些物象和语汇的反复使用，极度凸显其功用和地位，形成表征主体情意的特殊符号或固定载体，由此营构出一条借弃妇喻逐臣、借男女喻君臣的庞大整一的象喻系统，最终达成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的深层契合。这是一种极具典范性的创作方法，也是一种以象喻为核心的思维方式，而在其内里，则潜隐着中国文化中阴阳、男女、夫妇、君臣相对应、相关合的基本元素。《易·坤卦·文言》释“坤”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即是将妻道与臣道相提并论，而统归之于“坤”。孔颖达《正义》申言：“欲明坤道处卑，待唱乃和。故历言此三事，皆卑应于尊，下顺于上也。”王夫之《诗广传》更进一解：“臣之于君委身焉，妇之于夫委身焉，一委而勿容自已，荣辱自彼而生死与俱。”细审这里对妇与臣“应于尊”、“委身”特点的一再强调，说明二者间的关联及其要因已被古人清晰认知。而这样一种认知，在身遭弃逐如同弃妇的屈原这里则得到了文学创作层面的形象落实。在《离骚》中，诗人径直以夫妇关系象喻君臣关系，将君王对其信任喻为夫妇好合之初的“成言”，将君臣间的聚合离弃喻为“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正体现了朱熹《楚辞集注》所谓“女将行而见弃，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复离之比也”的关合情形。由是言之，自《离骚》始，“家之弃妇”与“国之逐臣”间的结合由隐微转向了明朗，由浮泛转向了真切，由局部转向了整体，由随意转向了自觉，从而具有了典型的范式意义。[13]《离骚》所展示的这种象喻特点及由此构成的创作范式一经出现，便与其深厚广博的思想内容相结合，具有了极大的吸附力和典范性，不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昭示作用，而且也在承接前人的基础上，将弃逐文学及其艺术表现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