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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体验与文学叙事的距离——关于《糖果儿》文本的解析(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 吴圣刚 参加讨论

    二、叙事:主观与客观
    《糖果儿》的叙事是一种家庭、家族叙事,而且是“我”的家庭、家族叙事。家庭、家族叙事与叙事者的关联性更强,虽然成熟的作家在处理叙事资源和叙事手法时,都会考虑作者在其中的位置或与事件的距离,但是,利益关联、情感关联、精神关联会影响到人的心理、隐秘、自尊等,他述和“自述”在分寸和限度上还是存在着纠结。这体现着作者的立场和价值判断。“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下面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3]诚然,家庭、家族生活也是一种社会生活,也可以纳入社会视野做出社会判断。关键是置身其外的社会生活与置身之内的社会生活给人的影响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因此做出评判的立场就会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局外人相对客观、理性,当事人相对主观、感性。文学叙事是一种处理社会生活的特殊方式,但与人的一般认识规律仍然有相通之处。作为当事人,作者如何对待“我”的家庭、家族事件,“我”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与事件、与关系人保持什么样的时空、心理、情感距离,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影响到叙事的状态和面貌。显然,作者在作品中选择了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这是一种能够让“我”理清人物、事件、情感、事理关系的方式。
    “我”是作者设定的第一人称叙述身份,但同时也是作品中有实际意义的一个人物存在,而且,“我”在故事、叙事中具有关键的作用。作品叙事的对象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个家庭、家族过去、现在的经历和生活,其中并没有涉及这个家庭、家族以外更多的其他社会生活。作者不是按照这个家庭、家族生活的自然起始的顺序展开的,而是以家庭突然出现的变故——“我”的先生敬川“出事了”为缘起开始的。“我”本来是可以没故事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是作家自己有丰富曲折的经历和故事,但在作品中往往予以嫁接、虚拟和转移。在《糖果儿》中,敬川是“我”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幸福共同体的关系人,敬川出事直接危及家庭、家族的稳定、幸福,打破了家庭情感状态的平衡,作为敬川最直接关系人的妻子“我”,难以置身事外。在实际生活中,家庭主要成员毫无疑问是家庭故事的主角,在文学中,家庭的故事也不可能由其他人来演绎。“我”是事件的当事人,是在场的亲历者,理所当然地是故事的主角。更重要的是,没有“我”的存在,故事中的人物就可能没有了存在的依据。在作品中,作者没有改变“我”的作家身份,进一步拂去了“我”的虚构色彩,同时也赋予“我”叙事、抒情更大的空间。“我”是作家、妻子、母亲、女儿、媳妇,家庭的失重使“我”别无选择地处在前沿,既要承接原有的故事,又要继续新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抚平家庭的创伤,维系失衡的局面。此时,作家的身份于“我”并无太大的意义,“我”所履行的是一个妻子、母亲、女儿、媳妇的义务和责任,体现的是一个妻子、母亲、女儿、媳妇的形象。作品是通过“我”的活动、追忆、补录把其他人物、活动、细节续接上的,如果说把作品的叙述置换成画面镜头,“我”绝对是重头。所以,作者虽然没有刻意塑造“我”的形象,但由于故事由“我”而来、由“我”承接,“我”的分量就大大加重了。同时,由于故事完全是由“我”道来,叙事的主观性、情感性就显得突出了。
    敬川是作品故事的缘由。他是“我”的丈夫,一个官场中人。在作者叙述中,敬川是一位有才气、有个性、想干点事的官员,似乎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在其还在踌躇满志时不幸落马。正是敬川的落马导致了这个家庭一隅的陷落,对“我”的身心形成强烈的震撼和冲击,进而牵动了这家族,引出了关于“我”和敬川以及家族的背景和故事。其实,作品中关于敬川的文字并不是很多。但是,敬川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牵动“我”以及与“我”相关人物情感的关键,也是牵动作品神经的关键。没有敬川,就不可能有作品中的故事,更不可能有“我”如此深情的倾诉和抒写。幺幺是“我”和敬川这个核心家庭的一员,作为父母的孩子,一个学生,阅历有限,她可能是天真的、稚嫩的,甚至是幼稚的。当家庭变故撞击着这个家庭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保护幺幺,避免让孩子受到伤害。然而,在这样的变故中,孩子表现出意外的成熟和坚强,成了即将崩溃的“我”的精神支柱。幺幺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依赖,这是一种叙事的需要,是一种精神的支撑。因为幺幺年轻,她没有承载这个家族沉重的历史,也没有形成上一代人的处世思维,她没有负担,能够冲破这场变故所形成的精神和心理困扰,她是“我”的希望,也是这个家庭和未来的希望。
    至于相关的父亲、母亲、公公、婆婆,甚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是故事的要素,是“我”叙事的符号,更是“我”抒情的载体。作者把作品中出现的人物严格限定在自己的家庭、家族范围,从而也就界定了这是一种纯粹的家庭叙事,尽管这个家庭是一个与社会存在着广泛而深刻联系的家庭,尽管敬川是一位“入世”的官场中人,有关他的经历和故事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但是,这些都被作者剪切、过滤掉了,仅仅把“我”的家族中的人物“请”了出来。家族中有多少人物?家庭中有多少故事?我们是能够想象的。作者这样安排,原因在于每个家庭成员都是一个抒情的载体,能够满足作者抒情的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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