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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篇博士论文给我带来了哪些启发 我看这篇博士论文的时候，主要想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红色经典”，一个就是“文化研究”。由此形成的问题是：“红色经典”是如何被经典化的？它在今天是否还具有某种文学价值？究竟该如何为“红色经典”定位？而这些问题又牵涉到文化研究层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做这种文化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来谈论几个问题。首先，“红色经典”是如何被经典化的。先从书里的内容谈起。此书专设“《红岩》的阅读与评论”一章内容，把评论家与普通读者阅读和解读《红岩》的盛况呈现了出来。《红岩》出版后，中青社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先是在主流大众媒体《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上展开宣传攻势——发表书讯、书评和整版的读者座谈会发言记录。在那个年代，《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又期望得到“两报一刊”(《人民日报》《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文学权威的评论和推荐，这样就更加增强了其影响。凑巧的是，《红岩》大批量印出的第一个月，正好赶上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大会的筹备会，文艺理论界大腕云集，在侯金镜的推介下，何其芳、王朝闻、张天翼、张光年、陈荒煤等17人让人买来了《红岩》阅读，同时侯金镜也组织王朝闻、李希凡、王子野、罗荪写出“《红岩》五人谈”，并发表于《文艺报》1962年第3期。[2]172～173有了文学权威的大力推荐和最初解读，《红岩》开始在1962年走红，多家报纸也开始连载这部小说，以至于1962年的报纸副刊可称为“《红岩》年”。1963年，《文学评论》《哲学研究》等权威刊物进一步发表专家解读文章，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也分别出版了《悲壮的〈红岩〉》，《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些什么》的小册子。[2]174与此同时，普通读者的“读后感”也大量见诸报端，他们的解读与专家的解读活动目标一致，“都是从人物和故事中抽象出一种‘思想’。只不过普通读者所‘发现’的‘思想’往往是大理念下的一些小道理，分析的对象也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些小细节。”[2]177作者指出，这种状况“是《红岩》走上经典化过程的重要标志”[2]175，但他并没有在理论层面加以论述。 我为什么要向大家呈现专家、学者、普通读者解读《红岩》的盛况呢？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秘密。为了说清楚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引入赵毅衡先生对经典问题的相关分析。几年前，我读过他的一篇文章《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赵毅衡是我们国内做新批评、符号学研究比较早、也很到位的一位学者。他其实借用了符号学当中的说法，用横组合轴和纵聚合轴来谈论两种经典。一种是传统的经典，这种经典的生成方式，用他的话说，是在专业之内，通过一些专业人士、权威人士的比较分析，也就是在一个纵的聚合轴上操作。一部作品出来后能不能成为经典，够不够经典的资格，是通过和此前的作品进行比较来确认的，在比较的过程中有商榷有争议有交锋，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这是传统的文学经典在形成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还有一种经典是在横组合轴上展开的，而横组合轴上的操作进程很快，一些作品很快就会成为经典之作，这就是所谓的“群选经典”：大家伙儿都来投票，聚集人气，依靠网上的点击、投票、海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一部作品捧红。按照我的理解，赵毅衡所论及的两种经典，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这种经典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被认可。比如现在我们都承认《水浒传》《红楼梦》是经典之作，承认鲁迅的作品是经典之作。二是当下商业大众文化时代的“群选经典”。我思考的问题是，这种经典的成型方式可不可以运用于红色经典？当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我把赵毅衡的思考移植到“红色经典”的分析当中，发现“红色经典”在成型过程中是双管齐下的。按照赵毅衡的思路，这两种经典成型方式不一，受众群体有别，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在“红色经典”的形成过程中，我们看到专家、学者、权威人士在里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推荐，他们在引导；普通读者也在不断把自己的读后感呈现出来，这又是群选经典的盛况，这两种经典的生成方式都参与到了《红岩》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图景。 既然“红色经典”是这样生产出来的，那么我们该怎样面对“红色经典”？“红色经典”在今天是不是还具有某种文学价值？毫无疑问，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争议。比较官方的观点是会承认“红色经典”的价值，但是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又会受到质疑，甚至否定。比如我们知道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很有名气的一本教材，他虽然在教材中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对《红岩》的组织生产持否定态度，这也就意味着他对这种生产模式是持否定态度的。 另外，我也看到了一些情况。2002年，在当代文学“经典”重读的第二课堂教学活动中，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些本科生倒是读了《红岩》，但首先这是一次有组织的阅读活动，其次，这些本科生读后，大都对《红岩》的文学价值持质疑和否定态度。去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生课堂上因放映电影《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曾问及学生是否读过小说《红岩》，结果应者寥寥。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对这样一种小说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了，除非是老师在中国当代文学课上布置阅读。由此我想到了美国学者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中的一个说法：“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3]如此看来，普通读者对此类作品的远离，也反证出“红色经典”与真正的经典存在着不小的距离。但是，也有学者为“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极力申辩，并把《红岩》等作品放在文学价值的第一档次。此档次“既有文学史价值，又有超越时空的文学价值，即使与此前及后来的杰出作品摆在一起，也具有无可取代的艺术魅力”。[4]48而具体到《红岩》，其文学价值则体现在“它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有生动感人的人物。确实，里面的正面主人公，其意志、品质都是超常的，与我们身边人物距离较大，但大部分读者并未因其过于完美而对之彻底怀疑以致厌弃，像对待《金光大道》那样”。[4]50我们在谈论一部作品的价值的时候，会关注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比如这些“红色经典”无疑具有文学史价值，但是有无文学价值，我觉得还是需要商榷的。 我想，在当下研究界，可能只有对“红色经典”有着特殊情结或以此申报课题成功的专业人士才会真正投入其中做文本分析，做非常正宗和纯粹的文学研究。否则，自发自愿的文学研究很难展开。比如，李杨之所以会写《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是因为做博士论文时受到某些限制，所以他“希望在完成自己的论文之后，能够有机会延续我在博士论文中未能完全展开的思路，做一次纯粹的红色经典解读，尝试一种完全从文本进入历史和阅读历史的方式”，[5]这其实是源于他的某种情结。阎浩岗之所以会写《“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是因为他从小熟读“红色经典”，多年之后依然认为“‘红色经典’的作品给我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资源，是其他类型的作品不能代替的”。而当他2005年以此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并通过立项后，他甚至“非常激动：这些过去曾给我这个地处偏远乡村，物质匮乏、精神寂寞的少年带来极大审美愉悦和精神陶冶，让我热爱生活，教我以远大理想、高尚心灵和坚强意志的作品，就要由‘国家’委托我堂而皇之地进行专门研究了！”[4]283这种研究心态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症候，值得深入分析，但我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了。我想指出的是，这种研究很可能是最后一轮具有某种“建构”色彩、依然把它们看作经典的文学研究，试图挖掘出其中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 而近年来尽管也有少数学人染指“红色经典”并出版了专著，但这些专著大都是博士论文，就我看到的情况，除钱振文的博士论文外，近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还有周春霞的《解读红色经典——〈青春之歌〉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周春霞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她为了做博士论文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专门去采访了杨沫的儿子老鬼，后来取得了老鬼的信任，老鬼就把杨沫的日记全部交给了周春霞。这篇论文做得不错。另外还有一些博士论文，於曼的《红色经典：从小说到电视剧》，姜辉的《革命想象与叙事传统：“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姚丹的《“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这些研究著作的特点，第一是研究者年纪较轻，他们已能与研究对象拉开一定距离，并能以客观冷静的姿态形成他们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意识又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研究者是不一样的；第二是他们的研究大都具有某种“解构”意味，且程度不同地呈现出文化研究的思路和路径。所以我的基本判断是，当这样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博士生还在做“红色经典”的研究，但是都不约而同采用了解构的、文化研究的思路时，文学研究界的“红色经典研究”已出现了或隐或显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位移。 紧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原因很复杂，但是这很可能跟“红色经典”失去了某种文本解读价值有关。如果还能够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去挖掘它的价值，那么文学研究还有施展的空间，但是问题是它们在这一方面无所作为了。理论家在谈及文学经典时，大都把有无阐释空间看作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要素。经典之作之所以常读常新，不同年代的人在读的时候依然能够读出不同的意味来，比如《红楼梦》一代代人在读都能被感动，就证明它有阐释的空间，阐释的空间很大。但是像《红岩》之类的“红色经典”，如果在共产主义教科书的层面去阐释是有可阐释性的，而当年包括那些专家学者在内的权威人士，他们也是在共产主义教科书的框架之内进行解读，但是这样一个阐释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在这个阐释空间中其意义已经释放殆尽，那么现在面对这种“红色经典”的时候，就不能在这个框架之内解读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之后，人们已经不再需要这个层面上的意义了，要去释放其他层面上的意义又少得可怜，这样对它进行纯粹的文学研究会遭遇到尴尬。这很可能意味着，“红色经典”在文学价值层面的贫困已导致了文学研究的贫困；或者反过来考虑，传统文学研究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也对其自身研究构成了某种限制，面对“红色经典”这样的文学作品，它的十八般武艺已很难派上用场。 当文学研究的空间日益萎缩之时，文化研究便有了它的用武之地。在文学研究的极限处，文化研究闪亮登场了。然而，如此一来，相关问题马上也接踵而至：在文学研究的框架中，即便“红色经典”难以成为真正的经典之作，但研究者依然会把它们看作文学作品，但文化研究的对象却往往是文化产品。与此相对应，文化研究的思路常常涉及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或者像霍尔等人研究索尼随身听那样，通过“接合”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呈现表征、认同、生产、消费和规则等“文化的循环”。[6]既然如此，“红色经典”能否适应文化研究的游戏规则？这就牵涉到对“红色经典”的重新定位问题。除“红色经典”这一定位外，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如今也被称为“国家文学”。但我的一个想法是，我们不妨把“红色经典”看作一种特殊形态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商业时代的产物，“红色经典”如果被看作大众文化，不是为了迁就文化研究而为药找病，而是因为“红色经典”确实呈现出了大众文化的诸多特征。而如此定位，我还是从钱振文的书中所论受到了启发。他指出：“中国当代的文学生产当然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学生产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政治文化产品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生产和被商品逻辑支配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在生产方式上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首先是一种政治文化产品，其次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另外笔者也认为，这一时段的文学生产符合一般的文化生产规律，如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组织化和集体生产的性质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化生产’的特征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程度也更高。”[2]12 这就带来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今我们谈论大众文化，往往删除了政治维度，而把那种商业化的文化工业看作是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器。阿多诺那个非常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思考这一问题时要考虑一下冷战时期的特殊语境和背景。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在冷战的时候，大众文化发展得非常蓬勃，蒸蒸日上。30年代后期，阿多诺到了美国，美国的大众文化已经发展成规模。二战之后大众文化发展得更快更猛。我们一般认为美国是大众文化最发达的国度，一般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会有大众文化，我们当时会说我们是大众化，我们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但是如果把我们那个年代的文化产品也看作是大众文化的话可不可以成立？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虽然它运作的方式不太一样。资本主义国度是商业化的操作，社会主义国家是政治化的运作。而无论是商业化还是政治化，它们殊途同归，它们最终都具有了文化工业的典型特征：就是大规模地集体生产，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寻找到了某种配方，然后按照这种模式投入到批量生产中。“红色经典”当然有好赖之分，但都是模式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按照一种模式操作下来的。比如我们经历了二战，我们也有二战的创伤，但是我们没有写出好的战争题材的作品来，为什么我们没有出现《静静的顿河》那样伟大的作品？我们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都干嘛去了？为什么没有写出好作品来？我觉得说白了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去作大众文化了。这样就可以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的文学状态，因为要想把大众文化做成伟大的艺术作品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刚才的设想可以成立，就带来了最后的一个问题：怎样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而在这一问题上，《〈红岩〉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也具有某种示范性。从《〈红岩〉是怎样炼成的》的正文部分看，作者征引的材料非常丰富，而且好多材料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是作者亲手所得之物。从序言和后记看，作者又在“田野调查”上下足了功夫。作者说，我们现在能够在公开出版物上看到的当代文学史料只是冰山一角，而大量纸质的资料或尘封在文学生产机构的档案柜里，或保存在当事人的书房之中，甚至珍藏在他们的心里。这种状况“决定了我们研究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传统的书斋式学问，而应该走出去，到文学生产现场去，进行大量的当然也是艰苦的‘田野调查’”[2]283。这是作者在后记中呈现出的思考。作者也提到，近些年来也常有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过来切磋学问，切磋到最后作者就会告诉他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固然是一种脑力劳动，但也是一种需要付出艰辛劳作的体力劳动。”[2]283“体力劳动”的说法我是第二次听到。以前有一位现代文学的老师，有一次他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我们现在做学问常被认为是脑力劳动，实际上也是体力劳动。查资料、跑图书馆都是体力劳动。我记得童庆炳老师给罗钢的博士论文写的序里面特别提到，罗钢当年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一趟一趟往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跑，一呆就是一天，带着干粮。这也是一种体力劳动。钱振文所付出的体力劳动可能更大，他做访谈，做田野调查，不仅在北京跑，还要去重庆，来来回回，只要是当事人还健在，他就试图把他找到，进行访谈，尽量把资料搜集得非常完备。后来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他说还有好多资料没有用完。现在只要谈到跟《红岩》相关的东西，他就会说：“我这儿资料是最全的，好多东西别人没有，就我这儿有。” 于是我想到了文化研究的方法。有一个文化研究学者叫巴克，他曾经指出，文化研究本身并不致力于方法或方法论问题，如果必须得谈论其方法，则更应该关心文化研究的哲学方法而不是方法的技术性问题。在认识论层面，文化研究的方法有三：民族志(ethnography)，文本方法(textual approaches)和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7]而所谓民族志，就是“主要来自于人类学的一种田野调查研究(fieldwork research)方法，研究者努力进入到某个特殊的群体文化之中，并‘从其内部’提供有关意义与行为的解说”。[8]从实际情况看，英国的文化研究者(伯明翰学派)最初更擅长采用的就是民族志方法。而种种事实表明，钱振文的“田野调查”已融入了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民族志为主，同时兼顾到了接受研究。与此同时，他还采用了文化人类学所谓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即把“那些在任何文化实践中都会出现的、看上去无足轻重却又丰富的细节”呈现出来，从而“揭示在某种文化中正在起作用的内在的矛盾力量”。[9] 这里我想特别谈一下细节呈现和厚描的问题。每年我都在看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看多了之后总是对一些论文感觉不太满意，当然每篇论文的问题都不太一样，但是其中的共性是，当我们看到一些论文的选题时，常常会知道它会得出什么结论。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研究者要大量做的事情是用丰富的细节把它撑起来。就是你的结论不研究大家也能想到，这个时候就要看细节上的功夫，你能不能用一些细节把论文支撑得血肉丰满。我觉得有时候论文写作和文学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性。比如一个没有细节的文学作品一定是粗线条的，读了之后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文学作品想要感人，没有细节怎么可能？塑造人物需要细节，要呈现特征也需要细节。论文写作也是需要细节的。当然不同题目的论文写法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能够用细节把文章呈现得饱满，那么论文就会生动很多，就活了，而且论文的含量也就相应地上去了。但是细节从哪儿来？你肯定要去做一些调查。大家可能也知道，从事文化研究的好多学者是从文学研究转行过来的，他们文本分析的方法很擅长，但是民族志的方法相对来说却较生疏。这并不是说民族志的方法如何难做，如何难以掌握，而是因为民族志的方法确实需要研究者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乃至体力，你的笨功夫下到了就做出来了，功夫没下到就是做不好。材料如果很丰富，分析甚至都成了次要的东西了；很重要的材料摆出来，事实就可以说话了。我们的文化研究做不到位固然有多种原因，而在我看来，举证缺少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厚描没有可资利用的资源，文化生产的细节无法呈现出来等等，很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最后我来谈一下结论：我觉得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而一些年轻的学人在此方面已作出了某种示范。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从小处讲是对“红色经典”祛魅，从大处讲是对当代文学生产与消费机制的一次重新评估。在“计划经济”时代，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尚且波谲云诡，而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年代，介入到文学生产与消费中的因素就更加丰富复杂了。假如当代文学研究者能够借用文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去面对已经生产和正在生产的文学作品，甚至去面对正被建构的文学经典，可能会形成与此前研究不尽相同乃至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或许会对某些作家和学者的感情构成伤害，但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却无疑是功德之举。 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话题。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