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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乡土小说的审美品格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嬗变，这体现在审美风貌、审美内涵和审美艺术等多个方面。这一审美嬗变与现实乡村形态发生的巨大变化直接相关，也关联着作家与乡村之间复杂的现实关系和情感联系。审美嬗变给乡土小说带来了一些新风貌和新气象，但它背后隐藏的“内伤”对乡土小说的创作质量有较多制约，并影响到乡土小说的生存和发展。审美品格是乡土小说的存在基础，对此，学者们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深化和拓展，作家们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当前最迫切的，是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乡土小说概念拓展与基本内涵之间的关系；二是乡土地域性特征与乡土精神之间的关系。 【作者简介】贺仲明，山东大学文学院 一 乡土小说作为一种与地域现实关联密切的文学类型，其审美品格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具有一定流动性的，不同的乡村社会形态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都会对之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全方位地进入到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现实和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迁。这些方面，深刻地影响到乡土小说审美品格的状貌。具体说，近年来①乡土小说的审美嬗变主要有以下体现： 首先，在审美风貌上，乡土地域色彩显著弱化。乡土地域色彩是乡土小说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周作人当年所强调的“地方色彩”、“乡土趣味”②，茅盾之“特殊的风土人情”③，以及鲁迅《呐喊》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地方色彩”，都与之密切相关。《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乡土小说”的界定：“它着重描绘某一地区的特色，介绍其方言土语，社会风尚，民间传说，以及该地区的独特景色”④，也明确以地域特色为中心。一般而言，乡土地域色彩主要包括自然风景、生活场景(特别是劳作场景)和地方方言等几个方面。近年来乡土小说中，这几方面都有明显弱化的趋势。 其一，也是最引人关注的，是乡土自然风景。风景作为乡土小说最外在也最醒目的审美风貌，曾经受到众多乡土小说作家的青睐。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也许受社会文化世俗化的影响(“新写实小说”是这一影响的典型产物)，作家们的兴趣点普遍转移到故事性等方面，叙事内容也往社会、政治方面倾斜，“严肃的社会主题冲淡了地域色彩的表现”⑤，风景描绘显著淡化——当然，淡化并不意味着消失。近年来乡土小说中，还是有一些作家在坚持比较细致地描画乡土自然风情。最突出的是来自西北边陲地区的作家，如陕西的红柯、宁夏的石舒清、新疆的刘亮程和黑龙江的迟子建等。然而，从这些执着地展示乡土风景作家们创作上的变化，也许能够更充分地呈现出乡土小说自然风景从丰富到衰微的过程。比如红柯，从其早期的《美丽奴羊》、《吹牛》，到近年来的《跃马天山》、《西去的骑手》等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创作重心的转移：对草原风景和人情的细致描摹，逐步变成了传奇和曲折的故事。同样，迟子建虽然一直没有放弃对乡村风景细腻温婉的刻画，但随着她将笔触深入到城乡之间的生活，如《踏着月光的行板》、《泥霞地》等作品中，风景画色彩也有明显削弱。 其二，是乡村生活场景。生活场景是比自然风景更内在也更深刻的地域个性，农民们的衣食住行、生活习俗，包括他们的日常生产劳作，都具有很典型的地域色彩，更蕴含着独特的地域文化个性。虽然宽泛说来，乡土小说只要表现乡村生活，就自然会表现出一定的乡村生活场景，但是，真正细致地将生活场景展现出来，呈现出其充分的地域个性，则需要作家多方面的努力。它需要艺术的锤炼，更需要丰富的生活细节。在这些方面，近年来乡土小说都有明显的匮乏。以乡村民俗而论，近年来倒不乏表现乡村民俗的作品，如贾平凹《高老庄》、《秦腔》等对地方碑文、民间戏曲的展现；韩少功《山歌天上来》、肖江虹《百鸟朝凤》、关仁山《醉鼓》、刘庆邦《响器》等对乡村音乐的关注，等等。不过这些作品表达的，主要是对民俗所面临没落命运的悲叹，民俗的具体细节往往被情绪色彩所遮盖，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现。比乡村民俗更加缺乏的是乡村劳作场景。劳作是农民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生活世界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但近年来，除了李伯勇、李一清、罗伟章等少数与现实乡村关系比较密切的作家作品中，对现实乡村劳作场景作了一定展现外，绝大多数乡土小说作品都缺席了这一内容。 其三，是地方方言和人物口语。关于地方方言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较为激烈的论争，而现实中，在越来越规范化的教育背景下，文学创作与地方方言之间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疏离，这也直接影响到人物口语的呈现。最典型的是，近年来小说创作流行对人物对话的间接叙述，这就自然过滤了人物语言的方言属性和口语色彩。这一点对于乡土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在乡村生活中，方言口语最为丰富多样，也最能体现乡土小说的审美魅力。事实上，在近年来小说中，部分城市小说倒呈现了较显著地域色彩的方言口语叙述(如何顿浓郁长沙话色彩的小说，以及金宇澄完全用上海方言叙述的《繁花》)，反而在乡土小说领域，很少能看到鲜活生动的人物口语和具有地方气息的方言，以往乡土小说中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和地方方言已经基本绝迹——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方言口语不是简单的人物语言实录，而应该是将它们融入生活叙述之中。所以，像林白《妇女闲聊录》这样完全舍弃作家提炼、没有与生活叙述相融合的作品，很难进入优秀的乡土小说之列。 其次，是审美内涵的空心化。所谓空心化，最直观的表现是在题材内容上。近年来乡土小说中，以纯粹的农民和乡村生活为叙述对象的作品已经为数不多，更多作品展示的是在城乡之间徘徊游弋的农民工生活，其中不乏作品甚至完全舍弃了传统乡村生活场景、只以城市生活为背景(关于这些作品是否归属于乡土小说，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接纳它们进入乡土小说阵营。有关争议将在后文论述)。这样，按照传统意义的乡土小说概念来理解，“乡土”内涵呈现出的自然是“空心”的态势。不过，审美内涵的“空心化”特征更内在的表现还在乡土小说创作上。也就是说，近年来乡土小说对乡村的书写已经呈现出明确的“虚化”和“空洞”特征。表现之一，是作家们的关注点普遍集中于对乡村伦理和乡村文化等精神层面，较少着力于乡村的现实生活问题。“就中国发展阶段而言，乡土中国及其在此之中生存的八亿农民仍是最底层的存在，生存问题，身份问题，现代与传统的冲突问题，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挤压与不公正等等，都是目前中国最重大的问题”⑥，其中的生存、身份、挤压和不公正等主要关联现实生活层面，也更与农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很少有作家们将创作重点定位于此，很少直面乡村现实矛盾和冲突的作品。其中可作代表的，是近年来在乡土小说中颇为流行文化抒怀和哲学思辨型创作，作家们对乡土进行抽象的哲理探究，思考自我、乡土和文化的命运，现实的农民和乡土被抽象为文化哲学的背景符号。表现之二，是作家们较少致力于刻画乡村人物。这并非说作家们完全不写乡村人物，而是在书写这些人物时，作家们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人物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在各种传奇或苦难经历，却很少关注他们的心理世界、现实欲求和精神特征，这样，我们很难从中见到那种立足于现实乡村的、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对于乡村来说，现实的日常生活和人(农民)是最基本的内涵，它们的缺席，就使近年来乡土小说展现的文学世界难以丰富、饱满，而是显得虚幻和空洞，呈现空心化的内在特征。 第三，审美艺术上的情绪化和碎片化。情绪化是近年来乡土小说一个醒目的艺术特征。就像我们很少能够在近年乡土小说中见到宁静的乡村风景图画，我们也很少看到平静客观的乡村叙事，作家们多带着比较激烈的情绪，叙述往往充斥着骚动和不安的色彩。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伤乃至虚无的情绪。典型如贾平凹的许多作品都充斥着强烈的颓废和虚无色彩(当然，近作《带灯》另当别论)。此外，张炜、迟子建、孙惠芬等作家作品中也常见感伤情绪。魏微、徐则臣、鲁敏等“70后作家”乡土作品中，更是普遍充满着对往昔的怀念和对现实的排斥所导致的浓郁感伤气息⑦。二是愤激和怨愤的情绪。如罗伟章《我们的路》、鬼子《被雨淋湿的河》、陈应松《马嘶岭血案》和《望粮山》、尤凤伟《泥鳅》、胡学文《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等作品，都通过主人公的苦难遭遇或极端行为，传达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乃至充满愤激和仇恨，主人公们最终也往往以报复社会或戕害自己的方式来宣泄这种情绪。 碎片化也有两方面的表现：其一，个人化的、片断式的叙述方式。除了极个别作品(如李一清的《农民》)，作家们很少从整体时空上全局性地把握和书写乡村，他们更愿意采取个人化的较狭窄视角，融入个人的情绪和感性色彩，描画个人视野和情感世界中的乡村。这样，他们笔下的乡村自然是局部的而非全面的，碎片的而非整体的。其二，小说文体上，碎片化叙述成为时尚。90年代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安忆的《姊妹们》算是这种碎片化文体的开端，此后，林白《妇女闲聊录》对此有所承续。此外，孙慧芬《上塘村》采用的“民族志”形式，刘亮程《虚土》和《凿空》采用抽象和象征的方式，都具有碎片化的特征——它们最大的共同特征，就是以零散的、碎片的、外部的书写方式，以片断化的故事来建构起他们文学中的乡村世界。 通常而言，文学审美的变异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使这一变异具有纠缠和颉颃的特点。近年来的乡土小说审美变异当然也不例外，它也不完全典型地体现在每一个乡土作家和每一部作品之上。然而，审视近年来乡土小说的发展轨迹，确实可以发现这种变异的清晰态势，而且，这种变异呈现出愈演愈烈、加速度般的格局，其时代特征也越来越显明。 二 近年来乡土小说审美品格发生如此显著的嬗变，与多方面因素相关，其中既有时代社会整体变化的客观现实因素，也与作家主体的精神、文化和情感因素，以及文学创作观念和方法上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从现实层面看，乡村现实的变异是最直观的因素。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大批乡村、耕地被融入城市当中，更有数量巨大的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成为栖居于城乡两地的“农民工”。这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乡村的现实和文化生活。从现实层面说，青壮年农民的大量离乡，日常乡村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乡间的农村劳作数量大幅减少，自然不再有以往劳动过程中的喧哗和热闹，甚至使劳作不再成为乡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尽管乡村生活水平总的来说是在改善和提高，但其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在城乡之间辗转奔波的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困顿，比如留守在乡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艰难，比如乡村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权力侵扰和不公正因素，以及拆迁、医疗、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对农民生活的严重困扰，等等；从文化层面来说，乡村现实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城市文化观念的迅速融入农村，传统的乡村价值观念和伦理文化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与城市一样，以物质利益为主体的伦理思想成为主导乡村世界的基本伦理，甚至由于城乡之间颇为显著的贫富差距，以及农民们相对较低的文化教育等因素，乡村文化的混乱和衰微显得更为突出。因此，近年来的乡村不但在现实面貌和生活方式上呈现多层面的杂乱局面，也从根本上失去了传统乡村的温情和宁静特征。 乡村现实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作家对待乡村的态度和关系。在中国，绝大部分乡土小说作家都出自乡村(除了比较独特的、有过短暂乡村生活的知青作家群体之外)，都有着密切的乡村血缘关系和深刻的情感记忆。并且，乡村对于作家们还有很强的情感抚慰作用。因为他们虽然依靠种种机缘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生活，但始终怀有对乡村的关注，美好的乡村记忆因为时空的距离而显得更加感人，宁静的乡村伦理因为城市的喧闹而显得更加温馨，特别是当他们面对城市纷扰和不公对待时，对乡村生活的美好回忆，往往成为慰藉他们失意和寂寞的精神滋养。 所以，近年来乡村现实和文化上的巨大变异，肯定会影响到作家与乡村的现实关系。比如说，正如贾平凹的自白：“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⑧在乡村被拉入城市化的发展步调之后，传统的乡村氛围不复存在，留在乡村的农民越来越少，作家们与乡村之间的现实联系也随之减少，他们与乡村现实生活之间也会越来越隔。特别是由于现实社会中乡村伦理的迅速颓败，作家们不得不无奈地放弃对乡村的情感依赖和文化认同感，他们对现实乡村虽然不乏关怀，却更多精神上的反感和拒斥。换句话说，作家们对现实的乡村可能越来越厌恶、拒绝和远离，但又不可能真正放弃对乡村的关注。他们更普遍的情感，则是对正在走向没落和消逝的乡村伦理的强烈怀念和无奈感伤——在这个意义上说，乡村现实的变化，并不是真正隔断了乡土小说作家与乡村的关系，他们的关系依然深刻，只是态度和表现方式有所变异而已。 现实与作家关系的复杂变化，推动了乡土小说审美品格的变异。一方面，无论从所拥有的乡村现实生活积累，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愿望，作家们都难以进入乡村现实和农民的内部世界，像以往一样以熟稔和亲切的姿态来书写乡村，他们只能书写一些对他们有所触动的乡村故事，展现一些与他们心灵相通的文化衰败状貌，借乡村书写来抒发自己的文化怀念和感伤的悲悼之情。他们最深切的关注点必然放在乡村文化上，并以强烈的批判姿态来看待这一文化的巨大变化：“应该说，中国的城乡差距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大，城乡的交织也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杂而乱，一切人为了生存各尽其能，抗争，落寞，自卑，愤怒，巨大的失衡和强劲的嫉恨，人的心态在扭曲着，性格在变异着，使这个社会美善着美善，丑恶着丑恶，人性的激活也激活着社会的发展。”⑨这当中尤为突出的，是年轻的、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后的作家们。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最初的乡村记忆还基本保持着传统伦理的状态，但现实乡村已经与这种记忆形成了巨大反差。记忆的温馨与现实的陌生和冷酷，使这些作家更难熟悉和融入现实乡村，只能在感伤的回忆中去寻找昔日的乡村面貌；另一方面，它也决定了作家们难以以平静的情绪来书写现实，急切、躁动和迷茫成为他们作品的内在精神特征。贾平凹的倾诉可以代表许多作家的心声：“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⑩因为现实的失落、文化的无所皈依，作家们自然会陷入痛苦、感伤和虚无之中。也有部分作家会以更强烈的情绪来表达他们的现实态度。陈应松的话表现得非常充分：“经过了大量时间的深入生活和田野调查，我抓到的第一手资料让我时时愤怒，恨不得杀了那些乡村坏人，当然也有更多的感动”，“这些唤起了你的冲动，引起了你的思索，是装作没见到呢，还是决定要把它写出来?是以平静的心态写，还是以激烈的心态写?以及分寸感的把握等等，这都有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艺术处理和思想搏斗的过程，会让人痛不欲生，会让人夜不能寐，会让人心如刀割”(11)。处于这样的创作准备和创作心态，空心化、情绪化、碎片化成为时代乡土小说的典型审美品格就自然而然了。 乡土小说的审美变异，还蕴含着乡土小说作家的思想发展和创新愿望。一方面，剧变着的乡村社会也期待着新的书写方式，对作家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点，就如贾平凹的感慨：“原来我们那个村子，我在的时候很有人气，民风民俗也特别醇厚，现在‘气’散了，起码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消亡了。农民离开土地，那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将无法继续。解放以来，农村的那种基本形态也已经没有了。解放以来所形成的农村题材的写法，也不适合了。”(12)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更多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的空间。面对中国乡土小说虽不乏璀璨却略欠丰富的创作传统，许多优秀作家很自然拥有突破传统创作方式的愿望，力图求变和创新。比如阎连科曾说过：“文学是经过九十年代的各种借鉴、融合之后到了二十一世纪，‘乡土写作’应该走出鲁迅、沈从文之外的‘第三条路’来。这‘第三条路’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你必须要一步一步去摸索，去探索；一步一步去思考”，“我们不能摆脱对沈从文和鲁迅的喜爱，也无法摆脱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每个作家都无法摆脱文学史对你的影响。但我真的希望看到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乡土写作，看到那种全新的‘第三种写作’”(13)。《寻找妻子古菜花》的作者北北也说：“当下生活如此纷纭复杂，即使相同的素材在手，如果想要有另一层面的表述，也必定需要各异的方式来承载”，“‘变’是冒险也是进取，少重复多变化的过程，至少有更多的乐趣充斥其中”(14)。作家主体与现实客体的双重要求，刺激了乡土小说审美品格的变异。 比如，对于在乡土小说创作中长期很盛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许多作家都表达了质疑。阎连科就认为：“真实并不存在于生活之中，更不在火热的现实之中。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来自于内心的、灵魂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强大的、现实主义的。”(15)林白也对传统小说的整体性价值观有所针砭：“是谁确立了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呢?只有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有呼应、有高潮的东西才是好的，整体性高于一切，碎片微不足道”，“在我看来，片段离生活更近。生活已经是碎片，人更是。每个人都有破碎之处，每颗心也如此”(16)。更年轻的“70后”作家在逃离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开始创作，自然会寻求更加个人化的表现方式。如魏微就表示：“我喜欢写日常生活，它代表了小说的细部，小说这东西，说到底还是具体的、可触摸的，所以细部的描写就显得格外重要”，“我只写我愿意看到的‘日常’，那就是人物身上的诗性、丰富性、复杂性，它们通过‘日常’绽放出光彩”(17)。 作家们创新愿望的典型结果，是当前乡土小说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强烈个人色彩的、碎片式的乡土小说形式。这种形式的产生和盛行，虽然也许与作家们对现实乡村的了解不够充分、难以支撑他们对乡村全面完整的书写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作家们艺术追求上的创新愿望，可以看作是对追求完整、全面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叛。 三 审美品格的嬗变，对乡土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它使近年来的创作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气象和新的风貌，对传统乡土小说有所发展和开拓。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其一，审美上的个人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带来了思想方面的相应深入。近年乡土小说在审美上意蕴上更加丰富，作家们大多立足于个人感知角度来思考和表现乡村，艺术表现角度和方法更为多元，这也导致了作品思想内涵更为复杂和深刻。比如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北《寻找妻子古菜花》、白连春《拯救父亲》、孙慧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等作品，作家们立足于不同的个体身份特征(包括年龄、性别、生活经历等)来感知乡村，在个人的乡村记忆中传达对乡村世界不同的美学理解，也蕴含了对爱、温情等人性问题和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深刻思考，赋予了乡土小说比“乡土”本身更丰富的内涵和深度，是传统乡土小说所不具备的。再如近年来乡土小说对“国民性批判”主题的表现，无论是叙述方法还是内涵探索上都有所深入。如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李佩甫《羊的门》、阎连科《黑猪毛白猪毛》等作品，都将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超越了民族文化层面，与更普泛的人性、制度等问题进行勾连，作家们的立场也不仅仅是对民族性格的简单否定和批判，而是寄予更复杂的认识和感情，显然是对此问题的深化和提高。其二，在乡土小说艺术上有一定发展。近年来乡土小说不再秉持传统现实主义手法，而是充分展现出艺术表现上的探索性和多元性，发展和丰富了乡土小说艺术。典型如阎连科《受活》对写实手法和寓言手法进行了巧妙嫁接，将荒诞与现实熔为一炉，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明显突破。贾平凹《秦腔》、《带灯》等作品，借鉴了中国传统话本小说的特点，将传统因素融入现代生活之中；同样，韩少功《马桥词典》、孙慧芬《上塘村》等民俗生活体例小说，对《呼兰河传》、《果园城记》的创作传统有所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北北《寻找妻子古菜花》、白连春《拯救父亲》、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石舒清《清水洗尘》等作品，在立足于个人内心感受的基础上，对小说的想象力、艺术表现和艺术形式等方面做出了有深度的探索，达到了精致、深刻而富有创造性的高度。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近年来乡土小说审美嬗变背后也隐藏着一定问题，或者说，它潜藏着近年来乡土小说创作上的某些缺陷，伴生着某些内伤，对乡土小说的总体成就构成着一定制约，甚至对其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构成了严重影响。 首先，是作家与乡村现实的遥远和隔膜。这一点较集中体现在乡土小说“空心化”审美特征背后。虽然很多人(包括一些乡土小说作家)将乡土小说的“空心化”完全归因于乡村本身的变迁，但我却认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在乡村本身的变异之外，作家与乡村现实的遥远和隔膜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因为一方面，虽然空心化是中国乡村现实的总体特征，但并不是一概如此，依然存在较好保持传统生活形态的乡村世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使是在变化剧烈的、受到城市化严重挤压的乡村社会，乡村生活形态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依然存在着一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即使是那些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并没有完全脱离与传统乡村生活的联系，更没有真正摆脱乡村现实带给他们的困扰。换句话说，现实的乡村虽然有所凋敝，但并非完全丧失基本生活形态和内在生命力，只不过被扭曲、掩盖和变形而已。优秀的乡土小说应该能够在琐屑的生活细节中把握乡村的律动，在农民的日常生计中感受乡村的沉重，在以不同形态存在的乡村劳作、乡村风习中传达乡村的生活状貌，从而实现对当下乡村社会更充实、具体的把握和表现，而不是仅仅只是展现较“虚”的乡村文化一面——当然，这绝非说乡村文化不值得关注，乡村文化的没落完全值得作家们深入地歌吟和悲叹，但这却不能够成为忽略乡村“实”的一面的理由，而且，对乡村文化的表现也需要以实在和具体为基础。 这当中，特别值得提出乡村人物问题。近20年乡村变迁，对农民生活和精神的改变绝对是巨大的，也成长出了与传统农民完全不一样的新型农民，他们的生活或者依然沉重，或者有大的改变，他们的灵魂或者被污染，也或者在升华，但他们绝对呈现了丰富的生活活力和新的个性特征，是值得乡土小说挖掘的深厚文学资源。对这些方面表现的严重匮乏，空心化特征的普遍存在，不能不说源于作家们与乡村现实的过于遥远，以及心灵上的过于隔膜。而这些匮乏，除了影响到乡土小说表现乡村的丰富性和全面性，也影响到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当前许多作品(甚至不乏一些获得好评甚至得奖的作品)存在粗糙编造故事情节、让读者倍感虚假的情形，牵强的传奇故事更是很流行。其中，前面提到的文化抒怀和哲理思辨小说也存在可反思之处。不是说小说只能写实、不能进入哲学思辨层面，但这种思辨应该是建立在与乡村大地和农民们切身关联的基础上，只有这样，它才能传达出乡村大地的真实声音和深沉呼吸，否则很容易陷入自我情绪的无病呻吟。 其次，是作家们思想高度的匮乏。这一点典型的表现是乡土小说的情绪化特征。对于近年来社会(包括乡村社会)的剧烈变化，情绪化是普通大众的基本反应，然而，如果一名作家也停留在这一层面，则显然存在较大的不足。它既会局限其作品的思想艺术高度，也会让读者对文学感到失望，丧失信赖和信心。好的作家应该具有比一般大众更高远、更理性的思想，对社会做出更深邃、更透彻的认识，并以这种思想感动和引领大众。就当前乡土小说而言，强烈的情绪化色彩，不只是已经严重影响到其思想和艺术高度，甚至出现了一些思想的偏差，可能对大众思想形成某些误导。其一是一些作品中存在对极端负面情感和恶俗场景的渲染，某些内容甚至违背社会的普遍伦理和人文道德。比如，不少作品没有节制地渲染和肯定仇恨和暴力，甚至对报复仇杀行为给予宽容和溢美。尤凤伟的《泥鳅》、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等作品不同程度存在这样的缺陷(18)。还有一些作品在民俗描写中，对低俗内容予以大力渲染，甚至将变态行为和性描写作为吸引读者的噱头。其二是艺术上缺乏精致、沉静和大气之作。近年来乡土小说中并非没有佳作，但为数却很有限，普遍存在的是低水平作品。其中充满着粗糙编造乃至虚假的故事情节，却很少平静客观的叙述和理性冷静的思索，更缺乏思想和精神的超越高度。体现在小说体裁上，是中短篇小说领域优秀作品较多，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含量的长篇小说则很匮乏。其三是在表现内容和叙述方法上存在模式化的缺陷。近年来乡土小说数量虽丰富，却颇多雷同感。无论是创作题材、故事类型，还是情感基调、叙述方法，都局限在大体上的几种模式之内，少见具有创新和创造性的作品。 最后，但也许是更重要的，是地域性审美特征的淡化，使乡土小说失去了它最独特、也最富魅力的审美个性，影响到乡土小说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在这方面，学者们已有所关注，视野主要集中在自然风景方面。这一关注有其道理，因为正如美国学者皮尔斯·刘易斯所说：“我们人类的风景是我们无意为之，却可触知可看见的自传，反映出我们的趣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渴望乃至我们的恐惧。”(19)对于乡土小说来说，风景远不只是意味着风景本身，它还体现着人对自我生活审美层面的发现，一种自我价值的确认，它可以赋予乡土小说更丰富的内涵特征。不过我这里更想强调的不是风景，而是乡村生活。因为在乡土小说研究界，一些学者严重忽视乡土生活的意义，甚至因此将赵树理和“十七年”乡土小说排斥于外。这其实是对乡土小说本质的严重误解。最直接地说，既然以“乡土小说”命名，没有“乡土”又何以名之?正像海德格尔谈到梵高的名画《鞋》，如果这鞋不属于乡村，没有乡土的内涵，就难以被赋予那么深刻丰富的哲学内涵。乡村生活既蕴含着独特地方的民风民俗，又像地方方言一样，浸润了深厚的文化历史，与乡村、大地、泥土之间不可分割，已经成为人们的乡土记忆和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乡村生活的审美意义甚至比乡土风景更为重要，因为生活更富有生命气息，地域的色彩也更内在和全面。 地域个性特征的淡出，导致乡土小说的“乡土”特征变淡，必然影响到乡土小说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影响力，也会影响创作者们对它的信心。比如，近年来就有学者认为，随着乡村社会的逐渐城市化，乡土小说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前提，面临着消亡的命运(生态小说、乡村小说等概念的出现并产生影响，说明“乡土小说”正受到巨大的质疑和挑战)。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也对乡土小说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不少作家在逐渐淡出乡土这一领域，其中不乏成就和影响很大的作家。特别是在年轻的“70后”和“80后”作家中，真正坚持在乡土领域开拓的作家越来越少，许多曾经在乡土小说创作取得一定影响的青年作家，如徐则臣、魏微、刘玉栋等，都尝试着在新的都市生活领域中发展。显然，随着乡土小说审美品格的嬗变，乡土小说创作的萎缩正在成为事实。 乡土小说的审美变异背后具有某些时代性的必然因素，对此问题，当然不可能完全在文学内部解决，但作为乡土小说创作者和研究者，却很有必要严肃地对待、思考和探讨这一问题。其中，承担乡土小说理性思考任务的学者们尤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深入和拓展。比如关于乡土小说的概念内涵、审美特征，我们不应该总是停留在鲁迅、周作人和茅盾的思想理念中，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土小说理论需要更新和发展。只有建构起更丰富、更科学、更系统的理论，乡土小说才可望维持自己的完整特征，才能在新的时代变化中顺利地发展。作为乡土小说创作者们来说，既应该坚持近年来所做出的创新和发展(典型如个人化的方向)，也需要根据乡土小说的内在要求作出适当的调整，特别是增强对乡土小说的信心，以更积极的姿态投身其中。具体说，我认为，以下两方面的关系是当前乡土小说界亟待思考和调整的： 一是乡土小说概念拓展与基本内涵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近年来，传统的、以乡村生活为基本内容的乡土小说创作相当衰微，已经难以支撑起乡土小说这面旗帜，如果再坚持传统意义来界定乡土小说，会导致乡土小说的萎缩甚至消亡。所以，与时俱进地对乡土小说内涵予以拓展，为它补充新鲜血液，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赞同许多学者提出的将部分城市农民工生活题材作品接纳到乡土小说中来。但我以为，这种拓展和接纳不是完全的，而是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那就是必须葆有部分的乡村生活内涵。也就是说，至少在目前情况下，“乡土小说”的范围不能完全脱离其命名，乡土生活背景是一部作品被纳入“乡土小说”的重要前提——它必须部分地写到乡村、田园、农民，与乡村没有完全分割。如果作品完全与乡村生活无涉，只是书写在城市中的农民工生活，就不能被看作是乡土小说。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标准太机械、单调，但任何标准都有它的机械性，只有这种必要的限定，才能保证概念的完整和清晰。否则，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展，也就失去了概念本身的意义。 二是乡土地域性特征与乡土精神之间的关系。地域特征于乡土小说的意义前面已经多次阐释。如果丧失了地域性审美特征，乡土小说也许会沦落到只是题材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它的内涵就会与“农村题材”或“乡村题材”没有什么两样，也完全可以与工业题材、教育题材并列。这显然构不成“乡土小说”作为独特文学类型的充分理由。所以，坚持和强化地域性特征是当前乡土小说的重要要求。但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现实是，随着城市化的拓展，乡村生活肯定会进一步萎缩，乡土小说的地域性审美品格(特别是日常生活层面的地域性)就很难得到永久的延续，这势必影响到乡土小说在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作为一个对未来乡土小说的延伸性思考，可以考虑引入“乡土精神”这个概念。所谓乡土精神，主要内涵是对乡土的关注和热爱，对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观的向往与认同，以及对部分具有深远生命力的乡土文化价值观的揭示和展示——其中包括对自然的尊重和热爱，认同人类质朴的人性和价值，以及对人情、人伦的强调等。乡土精神不完全是一种题材范围(当然它在内容上也应该部分地关系到乡土)，主要是在审美上与自然、生命、乡土文化等因素构成密切联系。也许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往工业化方向发展，乡土生活会逐渐淡出，但是，正如人类的乡土梦不会泯灭，乡土精神也可以永存(20)。乡土精神将与乡土风景一道，共同构成未来乡土小说的独特审美质素，维持其作为一种独特小说类型所必要的基本特征。 注释： ①本文的“近年来”主要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也就是大致近20年。1992年开始实施市场经济后，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乡土小说审美品格(包括整个文学面貌)的变化略微滞后，但大体同时。 ②周作人：《〈旧梦〉序》，载1923年4月12日《晨报副镌》，收入《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版；《地方与文艺》，收入《谈龙集》，开明书店1927年初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③茅盾：《关于乡土文学》，《文学》6卷2号，1936年，收入《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译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第54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⑤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第3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梁鸿：《现实的超越与回归——论〈丁庄梦〉兼谈乡土小说审美精神的困境》，《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年6期。 ⑦参见拙文《怀旧·成长·发展——关于“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暨南学报》2013年1期。 ⑧⑩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⑨贾平凹：《我熟悉阿吉》，《中篇小说选刊》2001年5期。 (11)陈应松：《非文学时代的文学痛苦》，《上海文学》2009年2期。 (12)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话》，载郜元宝、张冉冉编：《贾平凹研究资料》，第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3)张学昕、阎连科：《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2期。 (14)林那北、马季：《林那北：看似平常也曲折》，《大家》2008年5期。 (15)阎连科：《寻找超越主义的现实》，《受活·代后记》，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6)林白：《生命热情何在——与我创作有关的一些词》，《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4期。 (17)《魏微：让“日常”绽放光彩》，《信息时报》2005年2月28日。 (18)周保欣：《乡土叙述的“冲突”美学与道德难度》，《人文杂志》2008年5期。 (19)转引自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译后记”，张箭飞、赵红英译，第361页，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20)参见拙文《乡土精神：乡土文学的未来灵魂》，《时代文学》2011年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