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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南帆，中国作协理论委员会主任，福建省社科院院长、文联主席，研究员。 如今，还有多少人公开表露对于当代文学的景仰?舆论评价似乎相当不利。没有公认的大师，没有伟大的经典，没有震撼人心的思想，没有人类苦难的深刻展示，古典文学的优雅瑰丽不复再现，语言屏障阻断了西方文化的启示……一批资深的文学教授接二连三地抛出了这些观点。许多时候，矜持的学院传统总要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贬抑当代文学。只有文学经典才能赢得学院的垂青，又有什么必要急着给那些未经历史考验的新面孔授勋?当然，一段时间之后，这些舆论可能自行撤离。这并不是听从了某些文学批评家苦口婆心的辩解，而是出于一个明智的衡量：即使果断地删除所有的当代文学，这个世界决不会变得更好一些。所以，声色俱厉的抨击告一段落，一个结论迟早又会无声地返回——这个世界的文学意义远未饱和。 尽管如此，种种负面的声音仍然给当代文学制造了巨大的压力。如何挽回受损的形象?当代文学毅然卷入了历史。不再小心翼翼地回避粗俗的市声，或者蹑手蹑脚地绕开火花四溅的思想辩论，当代文学决定向舆论证明改造历史的巨大能量，而不是自甘寂寞地蜷缩于历史之外。从堂皇的政治理想到凡夫俗子的恩怨情仇，文学产生的意义和影响决不能亚于政治学、经济学或者科学。这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一个流行观念的纠正。当时，许多人曾经在各个场合重申一个主张：让文学回归文学，高贵的审美不负责清理这个乱麻一般的世界。“纯文学”之称的风行表明，如果当代文学向政治暗送秋波，或者与意识形态纠缠不清，这些行为不啻于可耻的失贞。这个观念并非空穴来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或者戈蒂耶“为艺术而艺术”的宣言都曾经充当这种观念的理论渊源。当然，正如许多人阐述的那样，当代文学经历的巨大挫折为康德或者戈蒂耶的登陆制造出适宜的理论气候。若干文化区域分疆而治，拒绝各种功利目的骚扰美学，这种理论设计极大地投合了当时的政治恐惧症。相当长的时间里，当代文学被迫充当各种口号的传声筒，甚至成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一切功绩与罪过都是以政治的名义颁布，沉重的枷锁几乎窒息了所有想象力。如何在政治火力网的突袭之下幸存?当代文学力图借助康德的论述修建一个坚固的美学掩体。现今看来，这种理论设计多少有些一厢情愿，支持设计的一批关键概念正在遭受愈来愈多的质疑：何谓文化?何谓艺术?何谓政治?何谓“功利”——审美的欢悦是不是另一种效用?人们很快察觉，文学话语始终盘根错节地存活于历史内部。由于反复的质疑，回避历史的文学观念显现出狭隘和保守的性质，并且逐渐退场。 首先必须解释的是，当代文学企图卷入的是何种历史?我曾经指出，相对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巨大跨越来自现代性的大力助推。唐诗宋词，浅吟低唱，传奇讲史，寄情遣兴，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终结了漫长的古典文学传统。现代性带来了一批崭新的人物、故事、场景、意象，而且形成了迥异于文言的白话文形式。相对地说，当代文学仅仅是一种缓和的渐变。相当长的时间里，当代文学围绕的是现代性主题的一个特殊分支：革命。压迫与反抗如何造就了革命?革命的动机、合法依据以及初期的展开形式曾经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当代文学关注的历史内容是，强大的激进主义如何使革命持续地膨胀，并且在达到某一个峰值之后急速滑落，继而开启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革命时期。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知识青年的下乡插队，从阶级斗争哲学到市场经济的崛起，革命以及后续的无数震荡形成了大半个世纪颠簸不定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个庞大的历史景观是当代文学独一无二的考察视域：“这些体验不可能出现于中国古典文学，也不可能由现代文学完整地展示。世界范围内，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获准进入革命历史内部，解读种种成败得失。所以，无论是激动人心的成功还是令人扼腕的代价，人们都没有理由辜负如此奇异的文化矿藏。”①革命烙在历史上的印记如此之深，无论是乡土叙事、家族的没落、知识分子的曲折命运还是传统文化与“寻根”、玩世不恭的嬉皮士精神或者声势浩大的大众文学，没有哪一个当代文学的主题可以完全摆脱这个内在坐标。 当然，历史从来不是存在于某种独白之中。革命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多种话语体系曾经竞相介入这个历史事件的描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现代的现代性构成了一条左翼理论的线索，激进主义传统的批判、告别革命的宣言构成了另一条自由主义的线索。双方的激辩已经延续多时，当代文学还能贡献哪些特殊的结论?文学话语的意义并非提出哪些不同凡响的观点，而是显示了另一种分析单位。每一种话语体系的组织方式通常规定了关注的半径，我曾经指出：“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那么，文学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生。”②相对于长时段历史考察，文学话语的聚焦区域是日常生活，是悲欢离合的个人命运。我要强调的是，分析单位的缩小并不是同一个图案的局部细化，而是导致这个世界的另一些景象及时地浮现。这是当代文学的信心所在。 长时段历史考察通常集中于某些特殊范畴，例如社会制度、政权体系、人口数据和经济总量，如此等等。显然，民族国家是统一众多方面的核心概念。汇聚和平衡各种利益的时候，民族国家提供的空间是各种政治组织、经济共同体或者地方文化小传统所无法竞争的。尽管民族国家的名义可能拥有过多的权力，尽管民族国家提供的政治空间可能被某些野心勃勃的阴谋家盗用，但是，这个概念的威望无可比拟——尤其是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度。援引民族国家及其统辖的种种范畴分解庞大而复杂的历史，这一套知识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社会愈来愈多地证明了这些范畴的重要性；相对而言，家具款式的演变、建筑风格的形成或者雕刻手艺的进展不可能引起同等的重视。当民族国家作为空间的表征充当历史叙述的基本词汇时，这一套知识热衷于使用大尺度的时间标识，“18世纪”、“20世纪”这些时间长度表明了问题的容量和抽象程度。当然，这一套知识构思的相当多情节只能放在理论的沙盘上推演，获取远见卓识的方式似乎即是剥落众多累赘的细节。时至如今，这一套知识广泛流行于学院，主宰许多知识分子信心十足地绘制世界整体。他们当然可能涉及伦敦、马德里、波士顿，涉及新德里、东京、北京，但是，这些著名的城市如同民族国家的缩影。对于许多穿梭于国际学术会议的教授说来，民族国家内部的种种特殊故事往往缺乏普遍意义，只能存而不论；众多阶层性格各异的社会成员多半被处理成千人一面的平均数。名动一时的后殖民理论曾经质疑这种知识消费方式，但是收效甚微——后殖民理论很快也成为这一套知识的组成部分。 必须承认，对于多数思想贫乏、视域单纯狭窄的庸众说来，这一套知识带来了巨大的启迪。他们可以从鸡蛋价格或者下班时段令人心烦的堵车这些琐碎经验之中挣脱出来，仰望一些宏伟的历史景象。但是，当所有的历史解读仅仅被陈述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演义时，问题的另一些部分就会隐没于模糊地带，甚至销声匿迹。譬如，这种状况至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常常只读到半部解放的叙事——半途而废的解放抛下了民族国家内部的芸芸众生。现今的全球体系之中，弱小国家时常遭受发达国家的排挤、压迫和欺凌。并非所有的弱者都甘于低头就范。一些弱小国家的首领可能因为倔强甚至桀骜不驯而闻名于世，他们闯入国际舞台叱咤风云的反抗者形象具有非凡的魅力。然而，许多时候，这些反抗的剧情仅仅上演于海关之外。返回民族国家内部，后续的情节出现了颠覆性的转折。不少著名的反抗者摇身一变，魔术般成为另一个角色——他们开始扮演铁腕的威权主义者，专横地弹压一切异己的声音。这几乎成为规律：只有坚不可摧的国家权力才能抗拒强大的国际压力；而坚不可摧的国家权力时常隐含了异化为另一种压迫体系的危险倾向。当反抗者的强悍性格与谋求自强的国家冲动合二而一的时候，专制常常至被赋予正当的名义。一些人始终无法察觉这种专制，迟钝仅仅是次要的理由。重要的是，他们熟悉的知识谱系之中，个人的意义阙如。 这时，文学话语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人命运的持久注视可能构成一种必要的平衡。文学话语的介入不是增添历史叙述的密度，或者提供一些形象组成的图解；文学话语缩小分析单位的意义是，显现了另一种价值衡量标准。由于另一种价值体系，日常生活和个人命运终于获得了文学的垂青。从英雄传奇转向了渺小的个人，这如同现代性给予文学的馈赠。文学史证明，琐碎的日常经验纳入文学视域与现代性以来的启蒙观念密不可分。尽管民族国家指定了绝大多数人的活动空间，有力地主宰个人命运，但是，个人仍然有资格充当价值的证明。个人并不是无声无息地消融到民族国家及其统辖的种种范畴之中，而是与这一切展开了复杂的对话。个人可能与民族国家颁布的各种政治主张意气相投，一拍即合；也可能貌合神离，甚至置若罔闻。无论如何，个人必须作为对话主体占据了历史的一席。不承认民族国家的重大意义无疑是愚蠢的；然而，不承认日常生活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不承认个人的坚硬存在，民族国家只能是一个无法着陆的观念构造。 我力图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意义上阐述当代文学、历史与革命主题的联结。当革命纲领诉诸理论规划的时候，国家、社会、制度、政权充当了各个部分的骨架；当革命纲领诉诸日常生活方式时，个人命运以及喜怒哀乐的种种体验汇聚为另一种评价的依据——这是文学擅长的历史。某些时候，文学的历史描述拒绝附和另一些话语体系，例如“文化大革命”。考虑到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猛烈冲击，不少左翼思想家高度称赞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与西方许多国家声势浩大的学潮遥相呼应，共同促使整个世界大幅度左倾。但是，多年之后，左翼思想家的称赞并没有得到当代文学的响应。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一个以“伤痕”为命名的文学浪潮骤然而至。“伤痕文学”集中展示了“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政治迫害和暴力虐待，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巨大的精神创伤至今尚未痊愈。当代文学提供的日常生活景象充分地表明，“文化大革命”至少不像左翼思想家那些慷慨激昂的辞句许诺的那么成功。 是不是狭隘的本土主义在作祟?“伤痕文学”目光短浅，俗气地沉溺于血泪斑斑的政治恩怨，看不到“文化大革命”为世界左翼运动作出的独特贡献。然而，一些西方的作家似乎也看不到，譬如罗兰·巴特。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人均为《泰凯尔》杂志成员。作为一批毛主义者，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深感兴趣。罗兰·巴特一行五人于1974年应邀到中国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访问。这一次访问留下了完整的记录，罗兰·巴特回到法国之后整理出版了《中国行日记》。他的众多著作之中，《中国行日记》相对乏味。可以察觉，罗兰·巴特此行产生了严重的受挫感。千篇一律的政治教条说辞，枯燥的发型和服装，僵硬呆滞的宣传演出，导演指挥之下的集体鼓掌，严格设计的旅游路线没有任何偶遇，总之，这个沉闷的社会找不到革命带来的勃勃生气，唯一可以提供的美学享受是龙飞凤舞的毛泽东手迹。这个“没有皱痕的国度”显然与西方的革命想象大相径庭。与其说这是西方的失望，不如说这是文学的失望。按照一个作家的文学趣味，罗兰·巴特的二十多天访问乏善可陈。文学意义上的失利至少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宏伟目标并未顺利地移植到日常生活领域。罗兰·巴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压抑的社会气氛，只不过阐述压抑的真正原因已经超出了《中国行日记》的兴趣。 当代文学并未否认革命的合法依据，但是，当代文学没有理由像罗兰·巴特那样绕过这个沉重的问题：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预想无法奏效?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当代文学无情地显示，各种堂皇的口号时常被理论沙盘之外的日常生活撞成了碎片。革命言辞与革命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可怕裂缝。现在，许多教授开始热衷于“细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和政治文献，试图以“知识考古”的方式挖掘各种富有潜力的理论线索。然而，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相对于那一条巨大的可怕裂缝，这些理论线索的差异微不足道。赵树理和柳青的差异不足以解释濒临崩溃的乡村经济，革命领袖对于知识分子的器重、排斥或者厌恶不足以解释那些政治悲剧的残酷——例如王蒙的《布礼》，或者张贤亮的《绿化树》。大面积的贫穷、饥饿和莫名的政治恐惧之中，所有的漂亮言辞都是那么遥远和言不及义。 历史真的如此迅速地退出了记忆?拒绝正视革命实践遇到的挫折，勉强作出一些掩耳盗铃式的解释，这只能使许多人疑心重重。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疑虑——即使机会再度幸运地降临，历史会不会绊倒在同一个地方? 人们总会在某些时候退回一个认识原点：重新评估手中拥有的知识。我想指出这一套知识的一个隐蔽特征——许多人愈来愈不信任自己的直接经验。具体形象是可疑的，普遍观念是可靠的；林林总总的眼前之物并非认识的终点，只有理论命题才能称之为思想。这种知识特征源远流长。古希腊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力图在山川河流和璀璨的星空背后发现更为深刻的奥秘，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统辖万物之“道”显示了非凡的兴趣——孔子声称“吾道一以贯之”，荀子要求“以一持万”，朱熹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总之，先哲遗下的知识传统是抛开目迷五色的现象，专注地考察隐身于万物背后形而上的宇宙本体。所以，个别知识的积累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举一反三，见微知著，认定个别与整体的有机联系方式。某些时候，哲学曾经引起无限的崇拜。人们不是对于哲学的“爱智”特征感到了兴趣，而是天真地相信那些形而上学的玄妙表述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宝典。如今，这种状况仍在持续。现代传播体系不断地传送无限扩大的全球图景，海量信息正在充塞人们的感官，所有的人无不期待一个处理这个世界的简捷公式。根据这种公式的演算，任何个别无不驯顺地担任某种定律的忠实例证，没有意外，没有突破结构控制的强大主体。通常认为，拥有这种公式不啻于拥有指点江山的话语权，无数教授争先恐后地抛出形形色色的学说。必须承认，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社会观察家或者历史预言家来自这一批饱学之士；但是，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他们正在重复的知识传统：蔑视个别和具体。他们心目中，会心的微笑或者寒风之中佝偻的背影没有多少共性意义，不屑的表情或者绝望的眼神可以表述的内容远远不及一个拗口的理论术语。许多时候，这种知识传统得到了学院围墙和研究经费的大力庇护，这一批饱学之士心安理得地栖身于生活之外。 相对于这种知识传统，文学犹如一个另类。肖像，言行，扣人心弦的曲折情节，栩栩如生的细节和气氛，幽微的内心以及无意识，文学从未放弃个别和形象。当然，文学愈来愈多地察觉这种知识传统的压力。众多著名的“主义”竞相演绎历史的时候，一个有趣的故事或者若干意象、象征又能说出什么?没有微言大义，无法与种种巨型观念无缝衔接，文学仿佛愧对历史。无奈之下，现代文学批评勉强承担了事后弥补的职责——利用各种学说的解读释放隐藏于文本内部的深刻内涵。例如，由于文学批评的刻意阐释，当代文学荣幸地充当了革命历史的图像版本。 当然，文学批评的解读并非言之无据。文学批评隐蔽地认可一个熟悉的前提：成功的形象必须完美地诠释某种普遍观念。“典型”这个术语的思想机制即是聚合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普遍观念开拓的理论空间终于克服了形象与生俱来的短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式的命题不仅表明了二者的辩证关系，而且表明了二者的主从序列：后者是文学形象化蛹为蝶的追求目标。对于当代文学说来，二者的辩证转换必须遵循革命意识形态设置的标识进入固定轨道，这是避免转换失控的有效保证。一个“典型”的马车夫现身于当代文学，他的言行、嗜好、待人接物无不汇聚于遭受压迫的底层阶级而不能转移至某种性格类型或者童年的精神创伤；相同的理由，一个地主必须阴险、残忍、爱财如命，这一切来自他的阶级本能而不会由于教育程度或者慈悲之心而改弦易辙。换言之，当代文学崇尚的“典型”最终必须综合出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波澜壮阔的阶级搏斗成全了革命对于历史的书写。被压迫阶级击败压迫阶级夺取政权，所有故事殊途同归的终点即是民族国家的再生。所以，革命与民族国家的想象被视为当代文学不可推卸的叙述使命。某些时候，一部分的当代文学流露出逃离这种叙述使命的企图，文学批评负责监督、警告、惩罚，甚至无情地开枪射杀。20世纪80年代之前，遭受文学批评残酷打击的作家比比皆是。 如果当代文学的意义收缩为呼应预定的历史主题——如果作家仅仅热衷于证明一些众所周知的普遍观念，那么，这个世界的探索不再持续。源源不断地论证同一个现成的观点，当代文学写作很快就会陷入内在的重复。这是文学批评深感苦恼又无计可施的问题。文学批评崇尚“典型”遇到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解释各种个人细节?许多细节嵌入独一无二的个人境遇，几乎与阶级、革命、国家这些巨型观念没有联系。恋人的微妙眼神与政治制度无关，嗓门的沙哑或者富有磁性与信奉何种“主义”无关，是否喜欢骆驼牌香烟与如何制定国家的公共财政政策无关。几茎白发引起了感伤，病痛带来的折磨，春天的草地上爬过一只笨拙的甲虫，月光之下一阵令人心悸的秘密思念……事实上，众多日常生活的表象迅速地导致“典型”的思想机制瘫痪。断言几个巨型观念可以管辖洪流一般的细节，这种“决定论”带来的问题远远超过了解决的问题。文学批评以及令人景仰的“典型”没有理由抑制乃至阉割文学话语的表意潜能。利用个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的理论装置压缩、删除当代文学可能涉及的多种主题，归根结底是蔑视或者恐惧历史的多义与丰富。现代性对于古典桎梏的一个重大突破即是，解放历史的多义与丰富。事实证明，个体的解放是历史的多义与丰富的重要原因。当个人被视为不可化约的社会单元，个人及其日常生活代表了一种价值，一种意义，一种合理的诉求，一种衡量是非的坐标。尽管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将“个人”带入复杂的争论漩涡，尽管原子式的“个人”想象遭到了哲学、符号学以及心理学的异议，但是，“个人”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概念。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表明，帝王将相或者英雄传奇已经后撤，文学开始为个人及其日常生活腾出了活动空间。现实主义作家心目中，日常生活之中的“个人”时常指向普通小人物，指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 对于当代文学说来，“个人”再度进入前台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动向。五四新文学初期，“我是我自己的”曾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宣言，然而，当“个人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痼疾遭到了反复清算之后，“个人”成为当代文学避之不及的难堪主题。很长的时间里，当代文学从未处理好所谓的“个人”。至少在观念上，革命、民族国家与个人及其日常生活无法完整地衔接。20世纪80年代之后，作家开始战战兢兢地接触这方面的内容：革命、民族国家如何作为庞然大物降落于日常生活与个人意识，并且制造出种种意想不到的情节。显赫的历史功绩背面存在哪些阴影?昂扬口号的周围即是大面积的饥馑和贫穷，无私的政治理想缝隙潜伏着种种阴谋和投机，献身革命的激情由于无情的当头棒喝变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普遍的不安和恐惧浮动在“人民”“群众”的崇高声望之下……如果个人及其日常生活始终封锁在厚厚的观念帷幕背后，那么，当代文学不可能容忍这些故事混入历史的描述。 个人或者日常生活是不是太零碎了?碎片无法显现整体轮廓。几个意象，若干抒情，三五个人物，一段小感觉，历史在哪里?相当长一段时间，诸如此类的顾虑几乎没有改变。然而，又有多少证据表明，历史只能寄存于寥寥几个巨型观念?知识分子高视阔步地谈论18世纪如何，20世纪如何，欧洲如何，亚洲如何，这可能是一种开阔的视野，也可能仅仅是一种没有体温的理论修辞。无论如何，人们没有理由以长时段的宏大历史覆盖传递于贩夫走卒手中的凡俗人生。贩夫走卒的微末身份不是他们遭受忽视的理由。“典型”力图指定一批人物代表民族国家或者阶级、制度包揽历史，并且自作主张地抛开大多数人的真实存在。然而，这种想法屡屡扑空。历史似乎不愿意为当代文学制造的“典型”提供特殊待遇。扑空即是一个征兆：历史的某些部分被错过了。完整的宇宙图景不仅包含气象恢弘的星球天体，同时还包含各种基本粒子，后者的意义绝不亚于前者。暴风骤雨般的革命猛烈地摇撼一切传统制度，呼啸而至的冲击波彻底改变了民族国家的命运——如果允许对于这种气势如虹的历史表述作出补充，那么，当代文学要说的是，呼啸而至的冲击波如何分解为种种独异的个人遭遇，分解为他们的欢呼、激动、踊跃地介入，或者分解为他们的惊恐、犹豫、胆怯地逃避。这一切决定每一个人如何重构自己的心目中袖珍版的微型历史。文学的特殊性质形成的有趣事实是，诸多袖珍版微型历史的总和未必重合通常的历史表述。所有的人只能根据自己的遭遇和经验构思历史，包括大获全胜的革命者。许多时候，他们的悲欢与历史舞台上演的剧目并不合拍。如果哪一个人不幸被砌入宏大历史的某一个死角，他的历史想象不可能充满阳光；伤残、捐躯以及种种形式的牺牲，创痛从不因为周围的欢快锣鼓而真正消失。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当代文学终于意识到，个人从未心甘情愿地成为同质的平均数，他们与历史舞台上演的剧目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历史之所以是一个延续的、此起彼伏的活体，历史内部的多种紧张有效地遏制了同质化的凝固倾向。 相对地说，袖珍版的微型历史显然是一种弱势的个人小叙事。独特，多元，不追求普遍和一致。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旋风一般地卷过之后，所谓的个人小叙事不再令人惊诧。相反，由于各种小叙事兴盛一时，一些思想家开始表示厌倦，例如特里·伊格尔顿。在他的《理论之后》看来，“文化研究”机智地穿梭于种种琐碎的主题已经够久了，现在又到了面对那些基本问题的时候。道德、幸福、政治、正义以及客观性难道不会比性欲或者牛仔裤款式重要吗?或许，伊格尔顿的结论主要来自西方国际学术会议的发言目录。我所熟悉的文化空间从不缺少耳提面命的巨型观念。然而，正如许多人所察觉的那样，当初策动革命的炽热言辞已经在持久的重复之中逐渐僵化，许多巨型观念的效果愈来愈可疑。这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特殊表征，当代文学内部个人小叙事仍然方兴未艾。这显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症候。如果当代文学秉持的个人小叙事形成某种压力，甚至动摇了某些巨型观念的自信，使之出现种种后退、倾斜、调整、修正，那么，人们可以从另一个方向重提这个问题：历史在哪里?当然，正视这种文化症候的前提是，毅然承认当代文学拥有领衔历史描述的能力，承认文学可能从多种话语体系的竞争之中胜出——哪怕仅仅在某些时候。显然，这种认识至少要短暂地放弃沿袭已久的知识传统：具体不再是普遍观念的附属证据，相反，具体是普遍观念有效与否的衡量；文学阐释的终点是形象的意义，而不是屈从于思想史的某个命题以及这种或者那种理论学说——总之，这意味了传统文学阐释模式的颠覆。 注释： ①南帆：《文学史的刻度与坐标》，5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②南帆：《无名的能量》，9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