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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傅逸尘，《解放军报》文化部编辑、记者。 新世纪以来，以李亚、王棵、王凯、王甜、朱旻鸢、裴指海、卢一萍、曾皓、刘猛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军旅作家进入读者的视野，并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创作实力不容小觑。他们的创作虽有长篇小说，但大多还是体现在中、短篇小说上，不但数量可观，并在质量上葆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可谓当下军旅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新生代”军旅作家大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们的军旅生涯伊始，恰逢我军新军事变革浪潮开始涌动，军队从战术、武器、兵种到部队官兵的知识结构都发生了历史性遽变，这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表现领域。而且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论，无论是部队读者，还是地方上数量众多的“军事发烧友”，也都希望从军旅文学中获取新军事变革的诸多信息，感受当代军人的风采与“亮剑”精神。军营生活的新变和读者的阅读期待，无疑为“新生代”军旅作家提供了创新的空间和施展才华的舞台。 “新生代”军旅作家作为一个日渐活跃的写作群体，他们以其独特的审美体验与视角，关照着当代军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状态，为和平时期的军旅文学写作开拓了新的题材资源。他们迥异于他们的前辈，更愿意将自己的文学目光聚焦于高强度压力环境中的个体，表现逼仄空间内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命运轨迹；在取材上，他们更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人物丰富而驳杂的生命情态和生活经验，对细节进行放大甚至夸张化处理，探索柔软敏感的人性与人的内在心理，外化到文本层面便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伤痛痕迹。“新生代”军旅作家普遍具有本体的、异质的独特审美体验，具有重构日常生活之诗学理想的文学自觉；在叙事内容上，他们倾力展示平凡个体与世俗现实之间的种种纠葛，揭示新型军人面对军营与社会的急速变化所遭受的各种尴尬的精神处境和命运遭际，在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两个层面上呈现出鲜明的文学特色，为新世纪军旅文学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当然，“新生代”军旅作家还处于生长期，个人的文学风格尚未形成；尤其是文学格局与气象还相当狭小，生长的瓶颈既显而易见，也相当致命。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鲜艳夺目的存在，“新生代”军旅作家群值得文学界予以持续关注并研究。 聚焦“小人物”形象和日常生活经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新写实”主义最早地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将笔触伸向“小人物”，希望通过对普通人生命欲望与生存环境之间矛盾冲突的描写，展现普通人生活上的窘境与精神上的困惑，读者的视线被引入了平庸而琐碎的现实生活。这种文学思潮对军旅作家的深刻影响在新世纪到来以后迅速显现出来，尤其是日常经验在军旅文学中受到青睐，彰显了新世纪军旅文学对于文学本体和人性本源的回归和深入探索。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观照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文学的规训和异化，军旅作家获得了新的更加丰厚的精神资源和宽广的观察、认识生活的角度，以及新的叙事方向和动力，得以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广阔的层面，探寻军人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性与精神的既特殊又普通的存在。“新生代”军旅作家在初出茅庐之际便遭遇了这种更为开放的文学思潮与创作环境，他们在承继了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对自身的经历与经验更为珍惜，叙事伦理的向内转使他们无论是面对现实，抑或是勾勒战争历史，均习惯于从小人物的个体经验出发编织故事，并竭力避免宏大主题和场景的建构。 王凯的《一日生活》以基层连队普通一天的日常生活为线索，表现了在军营的严格限制下指导员“我”和战士马涛各自苦闷而濒临幻灭的爱情。《魏登科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叙述结构上别具特色，作者采用了类似影片《罗生门》的结构方式，以“我”受命整理资料无意中发现一本调查笔录为线索，把一场意外事故当作故事起因，列举了若干谈话人对魏登科同志的评价，并把这些评价作为笔录原封不动地“誊写”到小说里。作品有如一面多棱镜，读者在每一个棱角上会见到未曾谋面的主人公魏登科的不同侧面。魏登科只是一个小人物，谈论他的人也同样是小人物。作者想表达的是时代强加给人的政治性符号对人的扭曲，以及小人物对时代荒谬的无奈与无力。王凯的长篇小说《全金属青春》展现出丰厚扎实的生活积淀和炽热的情感，塑造了一群可爱、可亲、可信的军校学员群像，风趣的故事让人忍俊之余，不能不心生淡淡的哀愁。朱旻鸢的《参军记》描述了客家娃时毛一波三折的参军过程，作品在略显苦涩与伤感的语调中缓缓道来，颇有“农家军歌”的味道，细腻地表现了一个农家孩子对逃离黄土命运的渴求，对军营生活的向往。刘跃清的《遥远的手榴弹》和《连队是一条河》同样融入了“新写实”元素，前者记录了普通一兵焦文文对投弹从恐惧到成功的心路历程，后者通过对几个士兵的追踪式描述，道出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一军中谚语所蕴含的苦辣酸甜。两部作品均体现了作者对部队基层生活的细腻体验和真切感悟。 如果说“新生代”对当代现实题材的处理方式上延续了“新写实”的美学风格，那么在对历史战争的书写和追忆中，作家们则更倾向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抒写方式构建历史，以感性的目光洞察历史，在各具特色的审美关照中注入情感内核。王甜的《昔我往矣》在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选取了女军医蒋南雁和孪生兄弟罗永明、罗永亮三人之间的爱情线索作为故事支点。小说回避了对正面战场的宏观描述，在三人跌宕起伏的爱情脉络中构建历史，既表现了渺小的个体面对战争时命运的错位和不可逆转，同时也娓娓道出了一段真挚哀婉的革命爱情。同样是“以情写史”，曾皓的《篝火燃烧的地方》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大家族中几个女人支援抗战的故事。小说中身在前线抗敌的“爸爸”和“舅舅”始终没有出现，前方战场则用“篝火燃烧的地方”这一意向性的词语指代。作者将目光定位在外婆、表姐和女仆胖丫身上，几个身手不凡的女人的离奇遭遇既为小说增添了神秘感，也从侧面表现了正面战场的惊心动魄。个别作家的视野溢出了小人物的范围，投射到异化或弱势的群体身上。裴指海的《勇士》刻画了一个名为“陈傻子”的另类士兵形象。小说中陈傻子训练中的“痴”和上战场后的“勇”形成鲜明对比，在结尾处陈傻子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严重受创，他怀着更加悲怆的心情与敌人同归于尽，于生命最后一刻爆发出强大的人性力量，读来令人震撼。 悲悯情怀与“存在”的焦虑 进入新世纪以来，军旅作家们开始以“个人私语”式的诗学策略消解着“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创作主体背弃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视角，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以小见大，以点写面，把生活改写成了片段式的、具体可感的生命过程与人生经验，赋予了“现实生活”以生命性和存在感。正是基于这种自觉性的主体建构，“新生代”军旅作家小说中的主人公通常被置于某种尴尬的生存境遇，生活的景象在他们敏锐而细腻的个人体验中被赋予某种荒诞色彩，而内心丰盈的人物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断被迫接受冲撞，命运在时代的浪潮里沉浮，作家的悲悯情怀得以张扬。 卢一萍的《索狼荒原》中，将一位年轻女兵柳岚安置到了一个荒原上的诸多男性之中，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而并非一个独立的个体。柳岚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按照组织决定，成为英雄营长的妻子。作家在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了非常细腻的描述，从最初的尊敬、厌恶、反抗到最终的顺从。紧张激烈的故事发展，折射出人物内心巨大的心灵煎熬。小说关注到特定的年代给女兵性格造成的扭曲和心灵的伤害，带有强烈的批判意味与悲悯情怀。王瑞胜的《省亲》写一个士官回乡探亲的故事，并对他内心所产生的波澜进行了耐心描摹，揭示出“士官”这一部队中重要且特殊的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境遇。尹德朝的《勋章》刻画了一个军人从失望到希望，再从希望到失望，然后是微渺的希望，到最后则是彻底绝望的情感变化，起伏跌宕，直击人心。这是一个无名军人的心灵史，充盈着强烈的悲剧感与沉重的忧伤。 “新生代”军旅作家精神上的漂泊和不安定的特征投射到现实题材的军旅作品中，使得他们笔下的军人形象也或多或少沾染了作家本身的忧虑和焦灼。和平年代的军人已不同于战火纷飞时，当代军人的生存状态多半是平和而固定的。也因此，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和其他职业愈发趋同。作家的视野亦随之淡出了宏大叙事，转而对民间立场产生认同感，向平静的日常生活靠拢，将情绪或细节放大，剖析最本真的“存在”的焦虑。 王凯的《任务》以伍秋原和老宝贵一家的交往为线索，写出了一名面临转业的军官的生活常态，这或许也可以看作当下许多军官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的缩影。小说沉浸在一种蓬松而绵软的叙述情绪中，叙事脉络是简单的，但故事牵出了诸多社会问题。有伍秋原工作前途不可预测的苦闷绝望，有新闻干事寻求升迁捷径的急功近利，有冒充老汉侄子的青年骗取丧葬费的诡诈。这些林林总总的元素汇集在一起，有一股势如破竹的张力，凝聚到一个焦点上亟待爆发。但在主人公得知被骗的一刻，这股本来期待宣泄的力量又瞬间土崩瓦解，一种对生活的无力感和虚无感瞬间弥散开来。也由此，作品呈现了多重审美趣味，衍生出若干可延伸和挖掘的触角，彰显了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捕捉力，融入对当下军人生活的现实关照。在小说中，军旅文学固有的“崇高感”已经被解构了，普通军人所面临的真实生活，就如同伍秋原一般，是职业上的困顿和外界无孔不入的欺骗。刘跃清的《党龄》通过对战争年代一块黄手帕的追寻将历史和现实作了巧妙的对接和勾连，将“光荣的临汾旅”老军人李如虎苦苦追讨五年党龄的历程娓娓道来，于心酸处传递一位老兵长达半生的对信仰的坚守，让我们继《集结号》之后再一次看到“为英雄正名”而无门的苦楚。曾皓的《看不见的军功章》中瞎眼老汉在老伴善意的谎言中把想象中的“军功章”作为唯一的精神支柱，读来可笑而可悲。这两篇小说表现了军人所追寻的英雄主义和崇高精神与现实碰撞后的残酷结果，真实反映了社会令人无奈而阴暗的一面，引人深思。 “现实性”缺失与想象力匮乏 受新世纪文学语境和军营文化的影响，“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小说写作多半集中于表现现实军营中小人物的生存境遇，放大和捕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细腻感受；但是，这种日常化、碎片化、低视点的叙事伦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它局限了作家的视野，制约了作家的想象力，导致他们的创作很难超越他们的前辈，达到应有的深度与高度。问题当然还不止于此，对“小人物”与自身经验的过度关注，以及低视点的叙事伦理，不仅决定了他们与老一辈军旅作家的美学追求相去甚远，而且因为放弃自觉担当“启蒙者”的精英意识，不愿去建构宏大的意识形态主题，导致他们对“现实性”的理解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偏差，很多作品对当下军旅生活的表达还停留在事象的表层和故事层面的起承转合，没能向着更为本真的“存在”之境深潜，向着更富于生命痛感和思辨高度的写作伦理挺进。想象力是小说最重要的因素，它在诸多层面上考验着作家，而超越作家自身经验建构更为广阔的文学性空间则是它的核心要求。小说叙事上的复杂化与陌生化，智性与艺术性都是想象力的具体表现。但遗憾的是，“新生代”军旅小说的模式化和类型化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意味着他们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在“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王凯的小说是现实感最强的。他的作品有较为明显的两类书写资源：基层连队和部队机关。前一类的作品有《沉默的中士》、《一日生活》、《蓝色沙漠》等，后一类有《正午》、《魏登科同志的先进事迹》等。还有的作品在两种生活资源之间交叉叙述，如《换防》、《迷彩》。王凯小说中的人物往往生活苦闷，处在事业或情感上两难的撕扯状态。《沉默的中士》中，指导员“我”和沉默寡言的战士张建军建立了兄弟一般的情谊，几年后当“我”上调到新的机关任职时，却意外得知张建军是个多年在逃的杀人犯，不得不痛苦地亲自给他戴上手铐；《迷彩》则写一名军人为了爱情而抛弃事业的故事。这些小说在故事之外总有一种情感上的延展，表现带有英雄主义情节的主人公在现实面前不断妥协，理想和伦理道德两相冲突所遭遇的困境。王棵的“守礁”系列小说侧重书写了当代军人对职业伦理的坚守。王棵笔下的守礁军人是脱离都市光鲜生活的寂寞一族，时间对于他们而言，是寂寞中大把岁月的无尽投掷，成为对生活本体的“守望者”。守礁是伟大而沉重的职业，无论怎样繁华的文字都掩饰不住骨子里的悲壮与无奈。《海戒》、《飞鱼》、《暗自芬芳》、《对鱼说话》、《美发史》等小说没有回避单调、寂寞、孤独的生活，以及诸多不便给军人家庭和生活造成的严酷现实，极其真切地贴近士兵的生存本相。对守礁生活的真切体验让王棵随意将一个细节或一件细小的物件信手拈来大做文章，比如《飞鱼》以一种寻常不见的气味为线索，写人在压抑的环境下极度敏感以致精神失常；《美发史》则拿“头发”说事儿，用很小的生活细节表现坚实而又无奈的沉重感；《海戒》则以精湛独特的描写将守礁的寂寞艰难上升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富于人情味与美感。 如果说王棵对现实题材的书写有沉郁、厚重的味道，那么朱旻鸢对部队基层的把握则有几分戏谑和调侃。在《坝上行》中，他采用了戏谑与戏仿，轻松与幽默，甚至小小不然的滑稽变形等方法，将底层连队生活呈现为一种似真非真、似像不像的笑闹场景与喜剧状态。青年人的活力与智慧，青春期的激动与狂想，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这是那种刻板地模仿军营每日生活的小说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的。卢一萍的《快枪手黑胡子》、《索狼荒原》具有浓郁的边疆特色，写驻扎荒漠的官兵生活，以男女的情感勾勒生活全貌，读来颇有趣味感，但缺乏基层生活的真实质感不能不说是其存在的问题。王甜的长篇小说《同袍》是一部难得一见的洋溢着浓郁青春气与时尚感的军旅长篇小说，以崭新的视角塑造了置身于消费时代语境中的高学历年轻军人群像，拓展了新世纪军旅文学的题材领域。《同袍》在文学性层面的成功具体表现在语言、细节描写、人物心理刻画，以及叙述的耐力和人物塑造上。语言是推动小说叙事前行的首要动力，这在当下的军旅长篇小说中恰恰是极为少见的。但也应看到，作品所表现出的军旅生活质感略显稀薄，亦缺乏更深层的军营文化底蕴作为支撑，与当下正在进行中的新军事变革也还有不小的距离。 概而论之，尽管我对上述这些作品作了最大限度的正面阐扬，但其本质与我所理解的“现实性”还不在一个层面上；很多作品，看到开头就会想到结尾。故事走向重复，人物形象雷同，切入生活的角度和思考人生的向度亦缺乏独异性和原创性。从某些作品的情节处理上就可以明显看出作家想象力的匮乏以及对小说叙事难度的自我降低。 气象格局与生长瓶颈 “新生代”军旅作家们近年来虽然已经异军突起，但通过上述简要分析，不难看出尚属萌芽阶段，无论对生活的把握，还是文学风格都不太成熟。此外，与地方“70后”作家相比，“新生代”军旅作家还没有形成具有辐射影响的集群，论作品质量和名气也有一定差距。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让我忧虑的是，“新生代”军旅作家们还存在着气象格局的狭小与未来生长的瓶颈。优秀的小说一定是不满足于仅仅表达作为个体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则是通过对于个体内心世界特别是陷入困顿中的精神挣扎，来表现复杂人性中的诗意与崇高，并将这种诗意与崇高升华至哲学或形而上的高度。只有这样，小说的气象与格局才不至于显得狭小和空洞，才更具有饱满和开阔的精神气质。“新生代”军旅作家还没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新生代”军旅作家未来生长的瓶颈，首先是认知与把握现实军旅生活的能力较弱。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文学，因其始终密切跟踪当代军营和军人生活的新变，深刻洞悉社会文化心理转型，经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的生动描摹与深度透视，展现出了军旅作家强大的思想能力、真诚的文学态度和崇高的精神立场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现实主义堪称军旅文学的精神底色和写作传统，它自身的性质和属性都决定着军旅作家需要及时快捷地追踪、记录当下军营正在进行中的变革。新时期之初，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等中短篇小说与生活的距离之近、对生活的认知之深刻、把握之精准、思想之高蹈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引领着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而当下的“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军旅小说却缺乏在更高与更深两个向度上认识和把握当下军旅生活的能力。从上述这些作品中，看不到我军新军事变革浪潮和信息化建设的图景，看不到我军战略战术、武器装备、训练方式和兵员成分的新变化，基于这些新变化所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也没有得到及时反映，甚至于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在当下的军旅小说中都是缺席的。当前军旅作家与军旅现实生活的隔膜与疏离由此可见一斑。即便是年轻的业余作者，尽管曾经或正生活于基层部队，所写的也是现实题材，但缺乏紧跟当下军队新变化、观察军营新情况的自觉意识，缺乏宏阔视野和整体性思维，缺乏穿透事象直达本质的锐利目光，导致作品所关注的并非是当下军旅生活中最震撼人心、最带有趋向性的景观，所传达的思想和意识并非是当下军队发展的主流，所塑造的人物并非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主体。 其次，“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军旅小说沉溺于“底层叙事”，视角狭小，缺乏大气象。军旅文学的审美品格既要有低沉悲壮的，也要有昂扬向上的；既要聚焦基层官兵的生存境遇，也要关注中高级军官们的生存图景，需要有大视野、大气象、大境界。当下的军旅小说依然难以摆脱“农家军歌”的阴影，所塑造的人物、反映的生活和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过于低矮、狭小、逼仄。作家执迷于对小人物、小挫折、小苦难、小悲剧、小事故的书写，执着于军旅文学的“底层叙事”，这样就与当前波澜壮阔的新军事变革进程中的军旅生活拉开了距离。“新生代”军旅作家似乎需要跳出自己所熟悉的题材资源，更新文学观念，尝试以崭新的创作姿态，写出具有经典性和恒常性的人性光彩，写出和平年代军队整体性的发展变化和新型军人形象。诚然，二十年前的“农家军歌”以对军人生活和军人心灵的揭示，突破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某些禁锢，解构了已经化为军旅作家创作定势的“英雄情结”，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军人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又经历着异化与蜕化的双向过程。然而时过境迁，在当下的军旅小说中，农民军人的形象早已不再是绝对的主角，“新型高素质军人”成为军旅作家们，尤其是“新生代”军旅作家们努力刻画与打造的全新形象。然而，比之“农家军歌”中那些鲜活动人、丰满深刻的农民军人，“新生代”军旅作家小说中的军人形象却显得相对单薄苍白、模糊与僵硬。这种差距，我以为除了和作家的生活经验、情感投射与写作资源有关之外，勾连出的是一个亟须对“军人职业伦理”进行重新认识、深化认识的问题，也是一种新的写作伦理自觉的问题。 再次，职业化的军人伦理与传统的牺牲奉献和英雄主义精神之间的张力与错位，是书写新型军人和当下军旅生活的重要向度，而“新生代”军旅作家对此尚缺乏文学的自觉。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和平状态的不断持续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曾经笼罩在军人头上的崇高光环渐渐褪去，“价值解圣”之后的军人职业日益退至社会的边缘。1990年代之初，“农家军歌”的唱响和朱苏进创作风格的转变作为当代军旅文学“英雄主义写作”主潮之外的一种变调，较为敏锐而及时地触及到军人伦理的职业属性。但是“农家军歌”写作因为对农民军人狭隘性和功利性的过度戏剧化表现和片面性的价值评判，而丧失了对军人职业一般属性和生活基本面的把握。朱苏进的《醉太平》尽管偏离了其一贯张扬的理想主义英雄美学追求，象征着创作主体“英雄梦”的破灭，但是却历史性地开启了当代军旅文学对军人职业伦理的正面书写。然而进入1990年代中期，随着“农家军歌”的式微和朱苏进从军旅文坛的淡出，军人职业伦理叙事刚刚启动便戛然中止。笔者认为，当下军人伦理的内涵，简言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使命任务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军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活内容都有着独立于社会——地方的特殊性，军人生而为战胜，要在战争和战争准备中追求其终极理想和价值；二是军人职业的一般属性，决定了军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通约性，在特定的体制之内成长，军人也要面临职业的选择、职务的晋升、“职场”的竞争，以及婚恋问题、琐碎的日常事务和家庭生活；三是英雄的军史和优良的传统对军人的理想信念、精神追求、立场原则、价值判断、道德规范等等方面的传承性影响。这三个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的缠绕、渗透和交融构成了现代军人伦理体系，也成为新世纪军旅小说“军人伦理叙事”的内在要求。 英雄叙事是军旅文学的精神风骨，新世纪的军旅文学同样需要塑造当代英雄形象，而“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作品过分抽离了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与地方作家作品的同质化，难以形成独特的品格。笔者认为，对当下军营的深度挖掘、对新型军人形象的新鲜塑造是“新生代”作家今后在创作上有待挖掘的资源和可以提升的空间。当今社会生活正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军队、军营和军人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反映军旅生活的新变和新型军人的生存状态，以文学的方式构建军人伦理的现实意义，是“新生代”军旅作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