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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俗乐的流行与倡优、民间歌手的出现 在歌舞艺术发展史中，倡优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地位低下，但是却对中国古代的音乐、舞蹈、杂技等表演艺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相关文献记载，早在夏代便有了倡优这一称谓，据《事物纪原》卷9“俳优条”引《列女传》曰：“夏桀既弃礼义，求倡优侏儒而为奇伟之戏。”(15)可见，倡优、侏儒在夏代就以宫廷的“奇伟之戏”的表演者而出现。至西周时期，由于礼乐制度森严，从周王室至各诸侯国蓄养倡纳优的现象并不多见。而至春秋以后，各诸侯国在邦国的重大礼仪场合虽然也以所谓的雅乐来装点门面，但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争相养倡优、纳侏儒，供自己观赏娱乐。这些倡优们或以活泼动听的俗乐刺激统治者的听觉，或以美色满足统治者们的视觉需求，或以各种新奇的杂技表演来代替传统的程序化的舞蹈，或以讲故事、说笑话的方式取悦于他们的主人。由于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是当时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自然而然地把诸多民间俗乐和民间表演艺术带进了宫廷；随着民间艺术大量步入上流文化圈，上流文化对这些表演艺人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于是一种新型的演艺群体——倡优也随之出现。这些倡优不再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者，而是从事歌舞、说唱、杂技表演等的专职艺人。在倡优所精通的诸多技能中，最为普遍和擅长的还是歌唱，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原本是乐人出身。 先秦的倡优因为天天在君王身边，有时也会卷入政治漩涡之中，甚至参与改变诸侯国历史走向的政治谋划。如春秋时晋献公时的优施，私通于骊姬，施优多次献计，骊姬顺利地除掉了申生，逼重耳、夷吾外逃，使自己如愿以偿(16)。还有些倡优以自己的杰出的表演天赋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以艺术方式微言劝谏当政者，往往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楚国的优孟和秦国的优旃便是典型代表(17)。 当一大批男性艺人以倡优的身份进入宫廷，将民间艺术带入上层社会的同时，民间长于歌舞的女性艺人们也不甘寂寞，纷纷以各种方式展现其才艺，或求平步青云，或以闻达于世。如以俗乐发达而闻名的燕、赵、郑、卫等地之女，以其超凡的技艺与美色，游于富人之家，进入宫廷之内。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中山一带的女子“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18)。而李斯的《谏逐客书》更以“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19)来形容秦国的众多外籍女子。《楚辞·招魂》中大写楚国宫廷乐舞之盛况，所歌之乐有“吴歈蔡讴”，表演之人有“郑卫妖玩”(20)。楚国宫廷里所歌的吴歌、蔡乐固然可以由楚人自己来表演，但也不排除是吴地、蔡地艺人所为。而“郑、卫妖玩”一语则表明楚国宫中有大批的以来自郑地、卫地为代表的民间女性倡优。 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倡优之性别不限男女，大凡除表演雅乐之外的以从事专职歌舞、说唱艺术的男女都统称之为倡优，他们以歌舞表演为职业，并以此谋生，游走于上流社会和富贵豪门，被特定的人群所畜养、宠爱，有较为固定的服务对象和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与此同时，民间的专业歌手也相继出现。《宋书·乐志》载：“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声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歌假食。既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遣之。故雍门之人善歌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居高唐，善歌，齐之右地，亦传其业。……若斯之类，并徒歌也。”(21)《宋书·乐志》中所的提到的秦青、薛谈、韩娥、王豹、绵驹等，都不同于供职于宫廷或富贵之家的倡优，他们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民间专业歌手。从《乐志》“《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声起”的评价来看，是将这些歌手所演唱的歌曲视为与雅乐相对应的俗乐。这些民间歌手与倡优的主要区别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不是王公大臣，也不是富家子弟，而是普通的百姓；他们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有些甚至靠卖歌为生。为了提高演唱技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师从前辈歌手，且一旦成名之后，又会有很多追随者，使自己的演唱技艺得以广泛流传，甚至形成一个流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