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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50年代后，文学“乡愁”强烈地显现出“遗民”内生性“故乡原型”的原始驱动力和顽强的中国民族意识。台湾文学的“乡愁”演绎着对中国文化之“根”的追寻和民族国家认同之思。分析台湾“乡愁文学”中的遗民情结，并由此影响两蒋时期在台湾岛内外社会政治因素关照下的“故乡原型”意象在文学“乡愁”中的独特存在，揭示台湾“乡愁文学”叙事中，“战斗文学”面具下“怀乡”的“乡愁”叙事、“女性文学”凄美牵魂的“乡愁”叙事和“无根”文学在原乡时空叙事下“乡愁”的国家认同。 关 键 词：台湾文学/“乡愁”/遗民情结/“故乡原型” 作者简介：刘鹤(1957-)，男，副教授，浙江宁波人，主要研究方向：民国浙江文学、台湾文学。 “故乡”是沉潜在大陆赴台移民心理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乡愁”激活并召唤起沉潜在大陆赴台民众内心深处共同的“故乡”心理经验。因此，无论日据时期、还是20世纪中叶迁台民众心中，都有相类似的“故乡原型”意象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具有恒久的历时性，而原型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一次又一次的复现，只有将历史作整体审视才能发现，荣格说：“由于它是原型，它具有历史性的一面，我们不懂历史就不能理解那些事件。”[1]纵观台湾20世纪70年代前随着岛内高压与岛外孤立，偏安台岛的台湾社会潜涌着“怀乡”的暗流，这种具有遗民失根悲凉的“乡愁”，弥漫在大陆随蒋赴台的第一代、第二代作家心头，使得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间，以一种“故乡原型”文化意象将文学的“乡愁”或曲折、或明晰地再现于“战斗文学”、“女性文学”、“现代派文学”和“乡土文学”的创作中，这无疑是一种以“遗民情结”为内在驱动力的文学的“乡愁”，使之成为这一时期台湾文学的主流意识。 一、“战斗豪情”掩饰下的文学“乡愁” 文学是心灵自由的产物，在一个作家自由意志被政治高压禁锢、阉割下的社会，文学产品是扭曲的。20世纪50年代，台湾文坛在政治的魔咒下，文学已然成为暗影，当局一手挥舞政治的大棒而另一手则以胡萝卜加以诱惑，在“战斗文艺运动”的鼓噪下，一时间依照当局政治意图而写作的“反共八股”文学蜂拥而出，这种虚假的文学“繁荣”，掩盖了国军在大陆战场惨败的事实，给退守台湾军政界人士以“反共复国”回家乡的一线希望。但是败退孤岛和两岸不共戴天的现实，使得这种政治运动下的文学“虚长”没有可持续性，而“复国”无望的失落和在台湾的“过客”心理，在赴台军民心头滋生出“亡国亡家”的“遗民”心结，“怀乡”成为他们心理抹之不去的阴影。“战斗文学”外表的强悍掩饰不住内心仓惶：一方面反映出抗争、对立、不屈服的“遗民”心理，另一方面却从文学的历史叙事中，将“失国”怀乡的“乡愁”，在大陆“故乡”的场景、人物等意象的描写与叙述中展示出来。“战斗文学”内在的思乡元素，最后在文学“乡愁”中发酵，使得后续的“乡土文学”应运而生。而“战斗文学”的军旅代表作家，如司马中原、朱西宁等，都以“乡愁文学”成就其文学史的地位。文学“乡愁”作为“战斗文学”的副产品而附生，催生出“乡土文学”却终结了“战斗文学”，其内在的“遗民”情结与“故乡原型”文化是推动这一变化的深层因素。而乡愁主题在一些男性作家“战斗文学”的“怀乡”主体诉求中表现为“失败者的政治情结与复仇情绪所缠绕，原乡的土地反而成了政治言说的场域”，[2]33文学中浓重的原乡风土的渲染，在事实上削弱、淡化“失败”遗民的“复仇情绪”，使之化作缠绕在作品之上的“乡愁”意识，使得这些作家“以乡愁为血液，以流亡为骨架，以憧憬为粮秣”[3]来书写乡愁文学。 “战斗文学”因主题的政治“八股文”的僵化性、内容的枯燥单一性和艺术的浅薄性，绝大多数都成为见光死的垃圾，而极少数上乘之作，却充满“遗民”悲剧性的“怀乡”之痛，在“故乡原型”意象的催化下，塑造出“乡愁”感伤的文学意境，如果以此与80年代后出现的“台独”文学意识作对比而论，其文学的“乡愁”超越了狭隘的政治阈限，强化了“中国”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的价值存在，这是构成其现代台湾文学史地位的意义所在。 在“战斗文学”中，“战斗”仅是皮相，而遗民“失国”的“乡愁”之悲才是实质。“战斗文学”影响较大的文本是“战斗小说”。如姜贵的《旋风》、陈纪滢的《荻村传》、王蓝的《蓝与黑》、潘人木的《莲漪表妹》、司马中原的《乡野传闻》、朱西宁的《狼》等作品具有代表性。号称“战斗文学”的代表作陈纪滢的《荻村传》和王蓝的《蓝与黑》等小说，也同样弥漫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陈纪滢是河北安国人，1949年8月去台湾。《荻村传》是他去台湾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背景是北方乡村，作品虽然借主角傻常顺儿之口反共，但却留下了北方的乡土、北方的人情、北方的故事，在不自觉中流露出对吾乡吾土的还念。同样是河北人的王蓝，他在1954年完成的《蓝与黑》，以主人公张醒亚所经历的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和逃亡台湾为故事线索，描写了他与两位姑娘的爱情纠葛和悲欢离合的故事，尽管仍然是“反共”为主题，但在自然环境与人文故里的摹写中同样掩饰不住对大陆故土悠远的乡情，将“怀乡”贯穿于背井离乡的苦难之中。即使是军旅作家被誉为台湾陆军“凤山三剑客”的司马中原、朱西宁、段彩华，他们最高成就的作品，还是那些思乡之作。如司马中原的系列小说《乡野传闻》，将大陆故乡浓浓的情，渲染成遥不可及却又记忆犹新的内心深处的伤痛。而朱西宁的短篇小说集《狼》《铁浆》，则将一组组故乡农村汉子与土地的深情糅杂在一起，在《铁浆》集中，收罗的主要是以大陆“乡土中国”为场景的作品。[4]16而《狼》一集中，只有3篇(《骡车上》《小翠与大黑牛》《狼》)是反映大陆农村背景的作品，其余5篇都是以台湾战后风情为背景的小说，其中的中篇《蛇屋》虽然以台湾原住民聚居的山村为场景，但是，原住民歌声的“祖国、祖国”却是指的“统治族群新近失去的大陆上”，[4]21作品的叙事仍然以“乡愁”①为其主体意识，并视大陆“原乡”与台湾“乡土”同为一体的“故乡”而合编一集。女作家潘人木反映重庆校园生活的小说《莲漪表妹》虽然获得台湾文艺奖，但她成就最高的作品却是以“新疆”为背景的怀念、反映汉族与新疆少数民族患难与共的充满“乡愁”审美意境的作品。无论姜贵《旋风》的“山东T城和小村方镇”，还是潘人木笔下《莲漪表妹》的山城重庆、司马中原《荒原》里的中国北方辽阔的“大荒原”等故土“原乡”的背景，都是“故乡原型”意象的再现；而陈纪滢《荻村传》模仿鲁迅阿Q的人物“傻常顺儿”，还是朱西宁的《狼》中企图“借种求子”的欧二婶、《骡车上》鄙吝贪婪的马绝后、《生活线下》说理的庄五等人物，都深深烙下了故乡“汉人”的印记。 此阶段台湾以“战斗文学”为旗号的“战斗”叙事中，大陆的人物、事物细节、场景等一箪食、一瓢饮的乡土意象，却将“隐现的乡愁”②扩张为一种弥漫于作品的“失国”悲情的叙事内涵，其“战斗文学”的时空叙事营造出一种对故乡人事的怀想、亡政失国的哀痛、大势已去的感伤，“从美学上来说，时空的距离，往往构成一种事物本身的美感”，③而“战斗文学”的代表作家司马中原将这种“隐现的乡愁”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概括为“打破单线性文字的束缚，纯然境界的浮现，超文字意象的凌空显影，一些极端化的个体感受，生命原貌的裸托，已逝生活境界的召回……”，[4]17无不构成“战斗文学”中“乡愁”的常态原型意象，化作生命的有限与思乡的无穷的哲思。 二、“女性”语境下牵魂的文学“乡愁” 台湾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女性文学，与当局主导的“战斗文艺运动”下产生的“战斗文学”不同，是迁台女作家发自内心的“怀乡”心结下的自觉产物。 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女性作家的“怀乡”与男性以貌似“阳刚”的人格面具遮掩其内心“乡愁”的哀伤不同，却是以悲苦凄婉的真率来表达“乡愁”的无奈。台湾20世纪中叶，在大多数男性作家创作“战斗”文学的同时，大部分女性作家却以悲苦的怀乡作品避开了“战斗”，填补了男性作家“豪迈”假象面具里的内心“乡愁”的空虚。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犹如北宋南渡后李清照的词作：以直白思念故乡之言，化作“愁”场，无一字不是“愁”，无一意象不是“愁”，营造出一种“乡愁”的文学意境的“场”。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历经战乱的漂泊，到台湾后生活相对稳定，乡思之情随之而生，而以一道海峡相隔的故乡，在残酷的政治对峙面前已经成为遥不可及地方。“生离死别的割舍之痛不是文学字句，而是这一代人的亲身经验”，[5]因此，女作家们的文学“怀乡”，以思念故乡亲人、漫忆故园乡土风情、感怀漂泊人生等内容展开，其笔法更多以女性聪慧敏感、细腻幽怨、凄美感伤的诗性叙事，将“乡愁”演绎为对大陆故土依依不舍的深情。这一代女性作家，特别关注在国家的危难与动荡中个人命运的沉浮与不幸，加深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因此，她们把小说、散文中人物的“怀乡”与追怀过去的青春岁月交融，从而将“乡愁”对故乡风物的具体细节的怀想，提升为遗民对民族精神家园的追寻；将“怀乡”的亲情思恋与儿女情怀，提升为对国家、民族命运思考的高度，使之始终不渝地书写“中国人”的主题。“战斗文学”的男性作家，徒有虚情的干嚎，徒显“英雄气短”，而女性作家细腻的文学“乡愁”却因“儿女情长”的“延绵”上升为对国家和民族之思，其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远非“战斗文学”可比。 谢冰莹、琦君、张秀亚等女作家都以绝美的散文叙写“故乡人”、“故乡事”与“故乡景”，抒发漂泊遗民的乡愁。如谢冰莹的散文《故乡》把家乡写得温馨亲切、细腻恬美，以诗的语言，摹写家乡的山峦、村庄和小河；以生动的笔触写“啁啾的麻雀”、“竹叶上的露珠”、“采花的蝴蝶”；以深深的感情怀念父亲的微笑和“做好人”的教诲、母亲“温暖的甜吻”、祖母的慈祥、三哥的嬉戏。全文以“自从漂泊以来，我没有一天不想她”一句结束，表现了作家对故乡亲人梦牵魂绕的思念，对故乡一草一木深情的怀想。而琦君是浙江永康人，原名潘希真。她怀着一颗晶莹的童心去创作散文，并以“爱”的执着理念，贯穿于作品始终。而“母亲”的“母心”是她作品“故乡原型”意象的归依。在她的笔下，童年是心灵的桃花源，她把故乡的思念，化作童年视野下的江南：江南的人文风俗、江南的自然美景。在《外祖父的白胡须》里写冒着大雪看社戏；在《灯景旧情怀》中写母亲酿的“八宝酒”；在《红纱灯》写做红枣糖糕、糊纱灯、赶庙会；在《西湖旧忆》中写西湖的十里烟波，写西湖边的塔、寺庙、湖上的雪景、雪中的梅。在她的散文里，将童年的江南写得如诗如画，但是，江南的风雨雪、江南的人事物，这诗与画的意境，却只是停留在回忆感伤的叙事中。散文《下雨天，真好》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如同一首用雨珠串连而成的江南故乡的恋曲，深情地回想童年、亲人，充满了温馨而感伤的基调。而故乡被渲染得越美，故乡就越亲，越是牵扯着内心“乡愁”的痛。张秀亚是最早叙写“乡愁”的散文家，《三色堇》是她的代表作。她善于运用细腻真挚的文笔，抒发浓郁的“乡愁”，“故乡”在她的散文中留下了灵动的意象：京津古城之貌、邯郸田园之村、雾都重庆的抗战等等。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於梨华的《梦回清河》，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等则以童年记忆的小说，来怀念故乡故土故人，描写人世沧桑、悲欢离合，抒写岁月消失的物是人非。林海音以自己的童年到少年时代为背景，创作出长篇小说《城南旧事》，小说借助主人公小女孩英子童稚的视线，去铺展、反映古都的人世风情，描写父亲的亲情，作品以如梦般悠远的故事，叙写对故乡的眷恋。 尽管潘人木、张爱玲被划入“战斗文学”作家序列，但是潘人木的《莲漪表妹》和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等作品更侧重于女性“怀乡”的历史叙事，叶石涛认为“张爱玲的《秧歌》着重描写农民生活的日常性，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观察描写农民琐碎的生活细节”。[4]28 因两岸敌对所造成的天各一方的“乡愁”，何处是归途的民族、国家认同思考，则首先出现在女性作家於梨华、聂华苓的视野中。於梨华在美国留学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梦回清河》，虽然同样是回忆中学时代在浙东故乡生活的作品，但却加入了思想的光华。於梨华是浙江镇海人，她的作品除了“乡愁”外，更有对祖国、民族和台湾现实的深层思考，“她的小说贯穿了一条对美国的幻灭、对台湾的失望，进而对祖国大陆的认同的思想线索”。[2]177於梨华的“乡愁文学”，揭示了台湾文学“乡愁”不可回避的归宿指向：国家分裂与国家认同问题，因此更具有思想的深刻性，而她的留学生“失根一代”题材的文学叙事，则是“乡愁文学”中最具思想深度的作品。 三、漂泊“无根”意象下的文学“乡愁” 台湾三百年来的历史轨迹诡谲多变，除了承受国家民族裂变的痛苦外，还受尽与内陆其他省份不同的凌辱，承载中华民族更多的苦难。清初浙东遗民文化深远地影响着台湾文学发展的轨迹。遗民是汉民族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作为亡国亡政、又不与新朝合作的前朝个体，他们固守着原有政权的政治标准和政治(民族)文化理念，其亡国的悲哀与精神的孤独使之产生无所依存的“无根”心理。在历史上，遗民往往是一些散居各地、失去反抗现世政权的前朝政治遗老，如周初商朝遗民伯夷叔齐、元初的宋遗民、清初的明遗民。清初的明遗民在南方人数众多，尤其在浙东宁波一带。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中，将清初浙江宁波遗民诗人沈光文，列为台湾文学第一人，④沈光文也被鲁迅挚友许寿裳先生称为“三百年前台湾破荒的伟人、东海文献初祖”。[6]而沈光文是反清的南明浙江鲁王政权的“太常博士”，[7]漂泊到台湾后，写下大量遗民诗文，首创台湾文学“怀乡”的爱国主义主题诗歌，其遗民“乡愁”的感伤美学风格深刻地影响台湾“乡愁文学”。而“乡愁是人类家园文化与离散现实的矛盾冲突并人生羁旅心灵诉求所触发的带有悲剧意味的普遍情思与深刻感想”，②因此，无论清初的明郑时期，还是日据时期，三百年来台湾遗民的“乡愁”如影随形，构成台湾文学中汉民族不屈的灵魂与爱国主义刚直的骨骸。 荣格曾认为：“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土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9]原型意象与承接不断的情感方式，催生了台湾遗民的文学“乡愁”，使得赴台第一代知识分子、第二代知识分子都沿着“故乡原型”的昭示，以“乡愁”叙事，再造台湾文学独特的“乡愁文学”。台湾20世纪70年代前，无论是当局主导的外强中干的“战斗文学”、还是女性知识分子自主创作的思乡怀乡的“女性文学”、或者是反传统的“现代派文学”，甚至后续的“留学生文学”，“乡愁”意识都以变幻着的“故乡原型”意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因此，换种说法，不是赴台文人创造了“台湾文学乡愁”，而是“乡愁”这一情态创造了台湾各种类型的乡愁文学家和各种体裁的乡愁文学文本。 1949年国民党战败后，200万人渡过海峡到台湾，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台湾。随蒋赴台人士中，集中了大批原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他们同样以“复国”返乡为目标，其中包括深受浙东文化熏染的两蒋。在两岸对峙、天各一方的现实状况下，使得暂栖变为永久居留。而孤立、势若危卵的台湾与强大的大陆形成巨大的反差，岁月老去，“复国”既无望，而又不能心甘情愿称臣，在这矛盾的两难心理结构中，遗民情结的阴影笼罩着台湾社会，无形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遗民文化心理群落。精神家园的失落成为大陆赴台知识分子的无尽悲悯，尽管第一代与第二代知识分子对“失根”的诠释有异，但其精神家园的失落而无所依附的心理是一致的。台湾“乡愁”意识推动“怀乡”的“乡土文学”思潮的出现，是这种“失根”心理寻求精神归依的表象之一。漂泊“无根”的文化心理阴影，不仅在大陆赴台现代派作家作品中反映出来，还在台湾赴海外留学生的留学文学中以“反思”为内核的作品中得以深刻的反映。 主张文学为“横的移植”而否定“纵的继承”④的现代派元老纪弦，原为30年代施蛰存、戴望舒先生旗下的现代派诗人“路易士”。他尽管主张现代诗的“横的移植”，但是在其作品中，却充满对原乡的思念与感怀，与其提倡现代主义“知性”的文学理论主张大相径庭。在纪弦反映“乡愁”的名作《一片槐树叶》中借一片“失根”的“槐树叶”对“故国”的怀想，诗中“古老的诗集”一句，象征中华古老文化。强烈的“乡愁”，在此冲破了纪弦自己定下的“现代派”的铁律：诗歌“非纵的继承”。而诗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让我回到你的怀抱里？”则揉进了诗人怀乡的期待的凄凉，揉进了遥不可及的“失根”的感伤。《一片槐树叶》是一位背井离乡身居孤岛的老翁，面对大海，思念彼岸的故乡。在此，“故乡原型”意象，使得情感物化为那一片无根的“槐树叶”，在时空飘零，联缀大陆故乡与栖身的台湾，将浓浓的乡情，穿越政治铁墙的阻隔，回归梦的故里。另一位现代派诗人洛夫的诗作主题，则以乡愁和文化寻根为主，在他《边界望乡》一诗中，题名“边界”(国共分治的两岸)其深意可见一斑，“望乡”而不可复归，则以“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来形容遥望大陆故乡所产生的深深伤痛。 余光中以“怀乡”的悲痛，将“乡愁”意象化作现代诗的灵魂，而文化归宿、精神家园的探寻则是其诗作的核心。他的名篇《乡愁》一诗，则以震撼灵魂的意象，将亲情、故乡与隔海相望的大陆并列对比，以一种感伤悲恸的“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与“母亲”、“妻子”和“大陆”活生生的分离作为叙事意象，引入生命、家族与民族、祖国的思考，升华了“乡愁”的内涵。“故乡原型”意象，在余光中诗作中，已经化作一股浩然爱国的神圣，回荡于天地之间，因此，其感染读者的力量，不仅仅停留于字面，更在于一股凌然之气震撼灵魂、净化灵魂！最为可贵的是，余光中的“国家意识”已经摆脱政党政治“国家”的羁绊，超越党派之争而上升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的高度，超越时空的“爱国”意识。在两岸政治对峙、军事对峙、民族血脉割裂的惨痛现实面前，余光中的爱国诗作，无疑成为溶解两岸坚冰的最早的文学呼唤。在他的《乡愁四韵》中从对大陆故土思念的“乡愁的滋味”，到不能回归乡土的“乡愁的烧痛”；但对家书希望的期待，而又出现迷茫中“乡愁的等待”，究竟等待什么呢？等待的是“母亲的芬芳”——故园“乡土的芬芳”，而痛苦期待的，是最终回归母体文化“根”的期盼。余光中诗篇充满“故乡原型”意象召唤的焦虑，这种焦虑源自“无根”遗民潜意识的文化精神无依无凭的失落的困惑，同时也是源自“叶落归根”的汉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寻根的急迫。从纪弦《一片槐树叶》对故土的怀想，到洛夫的《边界望乡》“十倍乡愁”的痛楚；从纪弦《狼之独步》的孤独，再到郑愁予《错误》的匆匆“过客”的失落；再从纪弦渴望回到“故国”的“怀抱里”，到余光中《当我死时》要头枕大陆江河、再到余光中《乡愁》《乡愁四韵》的文化寻根、文化精神家园回归期盼的点线相连，给我们画出一道20世纪60年代台湾现代派代表诗人的“乡愁”轨迹：思乡之痛——羁旅过客“无根”之愁——回归“故乡怀抱”的期盼，而文学乡愁运行的“故乡原型”意象的内在动能则是“中国情结”。 台湾地区赴美的留学生，是最早开始思考台湾人个体、民族、国家意识的群体。他们带着美好的理想到美国，最终却发现美国“‘既非乐土，也非天堂’。祖国大陆不能回去，台湾不愿回去，美国又融不进去，于是成了‘无根的一代’”。[10]这是由于留学生身居异国，除了乡愁外，更以漂泊者的超脱，反思台湾在国际、国内的地位。而留学生文学，则最早从文化“失根”的苦闷彷徨和生存意识的危机感，思考国家、民族分离，思考精神家园的回归、民族文化的皈依。於梨华被称为“台湾留学生文学的鼻祖”和“无根的一代的代言人”，[2]176《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其代表作，反映了主人公牟天磊留学美国在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失根”者无处不在的乡愁与孤独；而於梨华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傅家的儿女们》，则以塑造的群体形象，反映了从“无根的一代”到“觉醒的一代”的过度。这种“觉醒”是基于“寻找他们以一个中国人立场作出发点的心态”，[11]这是一种“无根”痛楚后寻找到“根”的精神归依的觉醒。 留学生“无根”文学，还有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芝加哥之死》，《纽约客》是其中的一篇，描述了从台湾赴美的留学生吴汉魂既无法与母体文化割裂又无法融入西方文化的尴尬，最后只能在茫然绝望中选择自沉湖底自杀的悲剧结局。这种文学“无根”的现象，并非局限于异国留学生生活，白先勇的《台北人》、聂华苓的《台湾轶事》则反映了在台湾生活的“台湾人失根”的悲情。 纵观台湾日据时期到当代的文学，遗民的“乡愁”心理轨迹忽隐忽现：“‘孤儿情结’—‘怀乡情结’—‘本土情结’贯穿于各时期文学叙事类型之中，为我们深入理解台湾文学意识的嬗变，具有积极意义。”[12] 注释： ①此集的最突出特色是把反映大陆农村人物、场景意象的小说和反映台湾农村人物、场景的小说混合编辑，全面反映包括大陆、台湾在内的“乡土中国”场景。 ②鲁迅曾这样描述过“乡土文学”的“乡愁”：“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们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乔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乔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的乡愁”。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③朱西宁之语，引自李瑞腾主编：《台湾文学三十年菁英选》，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9页。 ④叶石涛认为“明末，沈文光来到台湾开始播种文学，经历二百多年的培育，到了清末，台湾的旧文学才真正开花结果，作品的水准达到大陆旧文学并驾齐驱的程度。”见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序》，台湾春晖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⑤《现代派公告》，刊于1956年1月15日台湾《现代诗》第13期。 参考文献： [1]荣格.分析心理学原理与实践[M].成穷，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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