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呂正惠，台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教授。
    内容提要：“鄉土文學”這一稱呼，在台灣現代文學發展史上曾多次使用，但其內涵卻並不相同。究其緣由，實因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與台灣政治處境的變化密切相連。大部份人對此並不清楚，並頗感困惑，本文因此仔細加以釐清。
    关键词：台灣鄉土文學/台灣現代文學/鄉土文學論戰/台灣話文/台灣文學性質論
    

    “鄉土文學”，不論在整個中國的現代文學史中，還是在台灣的現代文學發展中，都佔據著極重要的地位。由於台灣歷史的特殊性，台灣“鄉土文學”的歷史發展尤其複雜，它在不同的時期可以代表不同的意義。可以說，如果不能了解各個階段的“鄉土文學”的差異，也就無法真正掌握台灣的現代文學史。
    鄉土文學的源頭：德國
    
    不過，“鄉土文學”這個概念並不是中國人所創造的，而是源自於西方的德國。
    德國和西歐的兩大強國——英國、法國——最大的差異在於，它遲至1871年才統一，而英、法在十三四世紀時已逐漸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在1871年之前長達好幾百年的時間裡，德國一直處於許許多多的諸侯分立的狀態之下。因此，德國沒有辦法像英、法兩國那樣，以倫敦、巴黎為基礎形成全國性的文化中心。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歌德和席勒成為“全國”性的作家，可以說是?{藉著他們個人傑出的才華和超人的成就而得來的。
    十九世紀中葉，德國極少出現全國性的傑出作家，大部分的作家都以自己所生長、所熟悉的地域作為取材的重點，他們的作品具有明顯的“地域”局限性(特別是南德的斯瓦本地區)。因此，文學史家就稱他們為“鄉土作家”，稱他們的作品為“鄉土文學”。可以說，“地域性”是這種文學的第一個特點。
    在這個階段，英、法兩國都已經相當工業化，倫敦、巴黎成了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中心，而英、法兩國的文學也以“現代文明”作為關懷重點。相反的，德國在工業化方面則相對落後得多，它的大部分地區仍處在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之下。一般而言，這時期德國重視“區域性”的鄉土作家，對工業化和現代城市文明大都不具好感，他們反而喜歡描寫農村，包括農村的風土與民情。因此，這種“鄉土文學”的第二個特點是：輕視現代文明(工商業化、城市化)，偏愛農村及農業文明。可以說，十九世紀的德國，由於它相對於英、法兩國的“落後性”而產生了“鄉土文學”。
    落後國家或地區的鄉土文學
    
    德國統一以後，工業化加速進行，不久就成為與英、法並?{齊驅的強國，並與英、法兩國競相向外發動侵略與擴張。當英、法、德(後來加上美、日)憑藉著工業化的優勢向外侵略時，它們主要的侵略對象是亞洲、非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當時的亞、非地區，完全不知工業化為何物，它們有的淪為殖民地(如印?度)，有的在亡國的邊緣掙扎、奮鬥(如中國)。在這種情況下，它們都被迫不得不學習西方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它們的新文學(現代文學)也是這一“現代化”過程的產物。
    落後國家或地區的現代文學，由於它們在經濟生產上的“落後性”，都會產生強大的“鄉土文學”潮流。不過，由於它們完全的“落後性”，也由於它們是整個國家受到侵略或殖民，它們的“鄉土文學”的面貌和特性與十九世紀德國的“鄉土文學”相較，就具有極大的差異性。
    對於正要開始現代化的落後國家而言，除極少數城市(如中國的上海)外，整個國家都還處在傳統農業及手工業生產的狀態之下。依此而言，整個國家相對於西方現代文明可以說都是“鄉土”的。所以，落後國家現代文學的“鄉土”觀念極其廣泛，常常和“傳統”無法區分——現代文明是“西方”的、外來的，而自己的國家則是“鄉土的”、“傳統的”，“傳統的”鄉土和外來的“西方文明”變成是一組相對性的術語。當然，為了強?{“鄉土性”，作家可能選擇完全不受西方影響的農村或小鎮作為描寫對象，因此也就具有“地域性”和“農村生活”這兩個“鄉土文學”的基本特質；但終極而言，這不過是為了突顯自己民族的“傳統性”罷了。“鄉土”與“民族傳統”密不可分，?可以說是現代落後國家或地區“鄉土文學”的最大特點。
    這種意義的“鄉土文學”，因為作家對西方現代文明和自己民族傳統所持態度的差異，可以分成兩大類，即：“批判的”和“同情的”。我們可以舉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大陸的現代文學為例來加以說明。
    對於一個急於改革、急於“救國”的作家而言，他會強?{西方文明的進步；相反的，他會“批判”民族文化傳統的落後。因此，他所寫的“鄉土文學”就具有極強的批判性。魯迅就是這種典型的作家。他寫了許多有關故鄉紹興的小說，目的都在於表明：傳統中國的許多觀念和習慣，都已經成為扼殺生命力?的“惡”，必須革除。
    不過，這類改革派(甚至有些還可以稱之為革命派)的作家，也會寫“同情型”的鄉土文學。這時候，他們描述的是農民的善良與痛苦，強?{他們既直接受到地主的剝削，又間接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迫害。魯迅的不少學生和私淑弟子都寫過這種小說。
    不屬於改革或革命陣營的作家，就可能寫出另一種類型的“同情型”的鄉土文學。這時候，“鄉土”代表的是傳統農村生活，質樸、單純，具田園風味，而生活於其中的人則樂天、知足而有耐性。相對而言，他既不喜歡現代文明，也不習慣現代的大都會生活。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沈從文可說是這種鄉土文學最著名的代表。他把家鄉湘西加以“理想化”，寫成一個極富詩意的“田園世界”，以作為他的精神寄託。
    日據時期的台灣鄉土文學
    有了以上的說明以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討論台灣的鄉土文學了。
    台灣的新文學(現代文學)發軔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由於它在發展模式上深受大陸新文學運動的影響，所以，可以比較容易的比照大陸鄉土文學的類型來加以說明。
    赖和是台灣現代文學初期最重要的作家，被許多人稱為“台灣的魯迅”，他的鄉土作品在思考模式上相當接近於魯迅。他的“批判型”的鄉土文學也是在揭露台灣傳統社會的缺點，如《鬥鬧熱》即是描寫台灣社會為了“鬧熱”(節慶活動)相互鬥富、鬥氣，甚至鬧架的惡習。不過，賴和更喜歡寫“同情型”的鄉土文學，寫日本警察如何欺負甚至迫害台灣農民，寫台灣農民如何受到日本殖民者的經濟剝削，如《一桿稱仔》、《惹事》、《豐作》都是。賴和可以說是勇於抨擊帝國主義的鄉土文學作家的典型。
    二十年代的台灣鄉土作家基本上都和賴和相似。如果跟大陸的鄉土文學相比較的話，可以說，他們所寫的“批判”鄉土傳統的作品較少，同情農民、批評日本殖民者的作品較多。這當然是因為台灣已淪為殖民地，日本不公正的殖民統治成為最主要的矛盾。
    三四十年代台灣最重要的鄉土作家要數呂赫若和張文環。呂赫若擅長描寫台灣農民的苦難(如《牛車》)、婦女在傳統社會的悲慘命運(如《廟庭》)、傳統大家庭的敗壞與沒落(如《合家平安》與《財子壽》)。就後兩篇而言，呂赫若是日據時代批判台灣傳統社會最為有力的鄉土小說家。張文環偶而也和呂赫若一樣，寫批判鄉土的小說(如《閹雞》)，但他更喜歡讚頌台灣鄉村的優美風光和台灣農民的質樸惇厚(如《夜猿》)，看起來很像沈從文式的“同情型”的鄉土作家，但其實他這樣做是另有原因的。
    呂赫若、張文環創作的高潮期正逢中國對日抗戰以及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為了壓制台灣地区人民對祖國的民族感情，並“激發”台灣人參加戰爭，開始厲行“皇民化”政策。日本殖民者宣稱，台灣的一切都是“落伍”的，為了台灣的文明與進步，台灣應該向日本“同化”。日本殖民者的宣傳方式，雖然也迷惑了一些台灣地区作家，但卻騙不了大多數的作家。張文環有意的描寫“台灣鄉土”的光明面，事實上也就是以另一種不明言的方式來抗議日本對台灣地区的“污蔑”。
    總結來講，日據時代台灣鄉土作家對批判自己的“鄉土傳統”比較保留，他們更熱心於描寫日本殖民者對台灣鄉土的壓迫與剝削，他們有時還刻意地歌頌“鄉土”，這一切都來源於一個最根本的現實：台灣地区不幸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
    
    事實上，不論是賴和，還是呂赫若、張文環，都很少(或不曾)把自己所寫的作品稻為“鄉土文學”。不過，從“鄉土文學”的基本特質(區域性、農村生活、民族傳統)來衡量，稱他們為“台灣鄉土作家”還是合適的。
    把台灣的現代文學界定為“鄉土文學”，並在理論上提出討論的，是黃石輝。1930年8月，黃石輝發表了《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表達了他的一些重要看法：
    你是要寫會感動激發廣大群眾的文藝嗎?你是要廣大群眾心理發生和你同樣的感覺嗎?不要呢，那就沒有話說了。如果要的，那麼，不管你是支配階級的代辯者，還是勞苦群眾的領導者，你總須以勞苦群眾為對象去做文藝，便應該起來提倡鄉土文學，應該起來建設鄉土文學。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蕊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
    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話做歌?{，描寫台灣的事物。①
    黃石輝所主張的台灣鄉土文學，按這三段話，主要有三層意思：要描寫台灣的勞苦大眾(指農民和工人)、要寫台灣的經驗和事物，要用台灣話來寫。第二層意思事實上沒有人會反對，第一層意思當時大部分的台灣作家也都讚成。如以前兩項來衡量，當時所創作的台灣現代文學，絕大部分都可以稱為“鄉土文學”。
    當時引發激烈爭論的是第三點，即用“台灣話”(指閩南話)來寫。黄石輝的文章所引發的長期論戰，與其稱之為“鄉土文學”論戰，不如稱之為“台灣話文”論戰，因為爭論的焦點幾乎都集中在“用台灣話”這一點上。
    在這一次的爭論中，主張“用台灣話”或傾向於這一看法的人，顯然要比反對者多。因此，現在的“台獨派”就藉此宣稱，三十年代的台灣作家棄“中國白話文”而想使用“台灣話文”，就是要割斷和中國文學的聯繫，要追求台灣文學的“自主性”。換句話說，當時許多台灣作家已經產生了“台灣要獨立”這種念頭了。
    事實上，這是一種極主觀的、有意扭曲的“推論”。只要仔細閱讀當時的論戰文章，就可以發現這種看法站不住腳。事實是：黃石輝“用台灣話”的主張，觸到了當時台灣作家最大的“隱痛”：相較於漢文的文言文，他們反而比較不會寫漢文的白話文；而且，更糟糕的是，更年輕的一代，不論是漢文的文言文或白話文，都已無力使用，只能寫日文了。
    這種“困境”基本上是台灣的“殖民地”身份造成的。當大陸的新文學家主張用白話文來取代文言文時，很快的就獲得普遍的認同，當時的北洋政府不久即通令全國在各級學校同時教授文言文和白話文。事實上，所謂白話文，是根據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國語”而來的，而當時中國的許多地區在日常生活中並不講“國語”，而是講各種地方話(方言)，如上海話、廣東話、福州話、閩南話、客家話等等。因此，白話文學的推廣一定要有“國語”的推行來配合。這一點，大陸各地區一致讚成，因為“國語”愈普及，中國的民族意識和團結心會更強。何況“推行國語”和“講方言”可以並行不悖，在家鄉講方言，和其他地區的人交往則講“國語”，只見其利而未見其害。
    但在台灣，情形就不一樣了。日本殖民者當然非常不願意台灣人懷有“民族意識”，所以，它不但強迫台灣人在各級學校學日語、日文，還用盡辦法壓制傳統的“漢文書房”，讓台灣人沒有學漢文的機會。日本殖民者當然了解台灣作家提倡“中國白話文學”的用心——他們想藉此和大陸母國“聯繫”起來，當然更不會讓台灣人有學“中國國語”的機會(在學校裡，所謂“國語”當然是指日語)。這樣下來，傳統的“漢文”(文言文)快“絕”了，而現代的“國語”又沒機會學，“漢文”即將在台灣“絕跡”，又如何提倡“白話文學”呢?
    黃石輝“用台灣話”的主張，既觸到台灣人的“民族隱痛”，又給台灣作家以“靈感”：既然“暫時”無法學“中國國語”，無法寫順暢的中國白話文，那麼就用“漢字”來寫“台灣話”(閩南話)罷!“台灣話”至少也是中國的一種方言，寫成漢字，至少也是中國漢字，總跟中國有關係，總比寫“日文”強。所以，跟現在“台獨派”的“解說”剛好相反，三十年代台灣主張用“台灣話文”恰恰表現出他們強烈的“中國感情”。
    有兩點最足以證明這一點。第一，當時有人(蔡培火)主張以羅馬拼音來寫台灣話，從實用上來說，這是比較方便的，但很少人讚同，因為不願意捨棄漢字，隱藏於其中的“民族感情”不是很明顯嗎?第二，反對“台灣話文”的人主要擔心，“用台灣話”會跟中國切斷聯繫，而讚同的人則信誓旦旦的說“不用擔心，不會!”其中最堅決主張“台灣話文”的郭秋生還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極愛中國的白話文，其實我何嘗一日離卻中國的白話文?但是我不能滿足中國的白話文，也其實是時代不許滿足的中國白話文使我用啦!②
    “不能滿足”是指他無法很好地使用中國白話文，“時代不許”是指日本殖民者不會讓他有機會學好，通讀上下文就可以理解其意。那麼，他提倡“台灣話文”的無奈之情不就昭然若揭了嗎?
    事實上，不論這一次的論戰如何發展，都敵不過日本的殖民體制，就在“七七事變”之前三個月，1937年4月1日，台灣總督府下令廢止台灣報刊的“漢文欄”，這樣，台灣作家就不得不使用日文發表作品了(前述的呂赫若、張文環，以及日據後期的台灣作家都以日文寫作)。日本在發動對中國全面侵略戰爭的前夕所做的這一“動作”，不是也間接地證明了它對台灣作家“民族感情”的疑慮嗎?
    不過，黃石輝所引發的這一場“論戰”，也說明了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原來作為中國一省的台灣，由於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產生“歷史的特殊性”：為了對抗日本的“同化”政策，它不太願意批判“民族傳統”；為了護衛“民族傳統”，它不得不曲折的主張“用台灣話”。這種“歷史的特殊性”，使台灣成為中國最特殊的一個“區域”。由於這種明顯的“區域”特質，我們是可以把日據時代的台灣現代文學整個稱之為“鄉土文學”的。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反共文藝”與現代文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台灣文學發展所經歷的各個階段，並不複雜。但因為目前台灣各種政治立場與認同態度雜然並陳，不同觀點的學者對“台灣鄉土文學”的詮釋也就差異極大，甚至相互矛盾。這種不同態度的爭論是在進入一九七○年代以後開始產生的。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它在甲午戰爭中所竊取的台灣隨之歸還中國。當時，統治全中國的是國民黨政權。不過，國民黨不久即和共產黨展開全國性的内戰。到1949年，國民黨全面潰敗，退守台灣。第二年，美國第七艦隊介入中國內戰，協防台灣海，迫使中國共產黨無法解放台灣，完成全國統一。所以，1945～1949年這一段時間，可以說是戰後台灣史的一個特殊階段。當時，台灣和大陸之間可以自由來往，文化、文學的交流相當方便。這一階段的政治、文學發展長期受到淹沒，現在的回顧研?究又受制於各種政治立場，目前還不能完全澄清。
    1950年以後，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完全確立，為了對抗大陸的共產黨(所謂的“反共抗俄”)，它大力推行“反共文藝”政策。整個五十年代，可以說是“反共文藝”主導台灣文學的時期。
    不過，在五十年代中期，有一批人開始提倡自由主義的、與(反共的)政治保持距離的“純文藝”。開始主要是出現在雷震《自由中國》的文藝版及夏濟安的《文學雜誌》上。後來台大外文系學生白先勇等人創辦《現代文學》，大力推介西方的現代主義作品。與此同時，現代詩社、?{星、創世紀三大詩社先後誕生，它們也陸續鼓吹西方現代詩。終於，整個六十年代，現代文學或現代主義文學成為台灣文學的主流。
    六十年代是台灣經濟大步起飛的時期，不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學術各領域，大家一致期盼“現代化”，其實也就是“西化”(主要就是“美國化”)。六十年代盛行一時的現代文學潮流，可以說是這整個趨勢的一部分。
    台灣內部問題的浮現
    
    台灣社會，尤其是經濟，經過十年的順暢發展以後，內部的種種問題逐漸浮現：
    (一)民主化與省籍矛盾：自五十年代以來，國民黨“一黨獨大”已長達二十年。雖然定期舉行地方性的選舉，但整個政治大權無疑掌握在國民黨手中。隨著經濟發展，台灣的中、小企業和中產階級的力量逐漸增強，他們要求“民主化”的呼聲越來越大。而這種“不民主”的政治結構，尤其表現在本省籍人士長期被排斥在政治核心之外。本省文化人對文化媒介、機構長期被外省人“把持”，也一直鬱積著不滿情緒。
    (二)下階層問題：六十年代的經濟發展，雖然使所有人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但一般而言，農、漁民、工人等下階層得利最少，廣大農村明顯呈衰退現象。同時也有人認識到台湾少数民族群及隨國民黨來台的許多老兵，其境況可能還要更糟糕。經濟繁榮的外表下所隱藏的這些貧困現象，讓一些具社會關懷的知識分子感到不安。
    (三)經濟發展的困難：七十年代初期，中東以、阿衝突引發的石油危機，導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並波及台灣地区。這是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第一次碰到的整體性的大困難。這一危機雖然總算安然度過，但一般人終於領悟：經濟不可能一直往前發展。“發展神話”的動搖在人們心中投下陰影。
    (四)台灣地区的政治地位問題：七十年代後期，中國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這種變化給台灣民眾帶來莫大的衝擊。身份的不定及認同的危機，構成近二十年來台灣政治、社會、文學最核心的問题。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思潮
    以上所說的這些問題，因七十年代初期起於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而全部被激發出來。美國片面的把台灣宜蘭外海的釣魚台列島“交給”日本，而國民黨政權(那時候它仍然是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對於這一藐視中國領土主權的行為表現得軟弱無力。這激起了台灣留學生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許多人因此轉而支持祖国大陸，並因此而表現出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強大興趣。美國的保釣運動迅即傳播到台灣地区，台灣大學生加以響應，二十年來受制於戒嚴體制，一直不敢過問政治的大學校園，氣氛為之大變。接著，長期反對國民黨的“黨外”政治人物的結合也越來越明顯，逐漸形成政治上的“黨外運動”。在逐漸鬆動的政治控制下，在文化、文學領域反對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思潮終於成形。造就是一般所謂的“鄉土文學運動”。
    鄉土文學運動的第一個口號是“回歸鄉土”，意思是要回過頭來關心自己本土的現實問題，不要像六十年代一樣，一切只往西方和美國看，跟著人家的文學潮流亦步亦趨。也就是要把六十年代文學的“西化”傾向扭轉過來，重新審視自己鄉土的現實問题，也就是說，要求文學回來“關懷現實，反應現實”——這可以說是提倡寫實主義的文學，以反對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
    其次，所謂關懷現實，最重要的就是要求重視台灣下階層民眾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當時許多作品描寫台灣農民、漁民、工人生活的種種問題，也有許多報導文學發掘社會上一向受人忽視的現象，如原住民的惡劣處境問題。就此而言，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具有左翼文學的階級色彩，至少，它們基於人道主義，非常同情下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
    總結來講，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具有三種傾向：民族的(回歸鄉土)、寫實的、同情下階層的。正如前面所說的，這也是三十年代大陸和台灣鄉土文學的主要傾向，只是受制於反共的戒嚴體制，這些傳統到了七十年代已為人所淡忘。
    所以，鄉土文學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重新發掘和恢復這一傳統。不過，大陸三十年代的鄉土文學傳統因為和共產黨關係密切，當時的政治環境還不能自由談論，於是，鄉土文學陣營主要的工作還在於：復活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特別集中在賴和、楊逵、吳濁流和鍾理和諸人作品的介紹上，他們明顯具有反日的民族主義色彩和同情農民的寫實主義色彩。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台灣文學論”
    
    七十年代末，鄉土文學運動差不多顛覆了五十年代以來國民黨一直企圖維持的反共文藝思想(官方到七十年代仍宣傳這種思想，但影響越來越小)，以及六十年代盛行一時的西方現代文學潮流。1977～1978年間國民黨發動宣傳媒體，企圖圍剿鄉土文學，但以失敗告終，此即“鄉土文學論戰”，可以說，進入八十年代，國民黨已喪失文學意識的主導權。
    與此同時，政治上的“黨外運動”也蓬勃發展。1979年，藉著“高雄美麗島”事件，國民黨對黨外政治領導進行大逮捕。但在接下來的選擇中，黨外仍然獲得重大勝利，證明國民黨的鎮壓已無法扼殺政治上的反對力量。八十年代黨外力量的壯大，影響了文學思潮的變遷。七十年代的“黨外”是追求“民主”的各方勢力的大聯合，但無疑的，其中主導力量來自於本省籍的中產階級和中、小企業，他們當時已越來越明顯的從地區意識發展出“台獨”思想。等到他們於1987年組成“民主進步黨”以後，不能接受他們的“台獨傾向”的其他黨外人士逐漸退出。於是，台灣最大的反對黨的政治立場越來越鮮明。
    政治勢力變化影響了鄉土文學潮流。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運動，也是反國民黨的文化、文學界的大聯合，其主要思想傾向雖如前面所述，但其實內涵頗為龐雜，其中許多本省籍文化人長期以來就意識到省籍矛盾。等到黨外力量幾乎已被民進黨掌握以後，鄉土文學陣營的大部分本省籍支持者紛紛往省籍矛盾、地方意識、“台獨”傾向靠攏，並陸續發表文章，重新詮釋“鄉土文學”，最後形成了“台獨”傾向的“台灣文學論”。這一“台灣文學論”的發展過程和主要想法可概述如下：
    (一)從“鄉土”到“本土”與“台灣”的轉折：七十年代的“鄉土”蕴含了更大的範圍，它可以意指“中國”，雖然這一“中國”如何界定人人看法不同。八十年代以後，傾向“台獨”的人認為，“鄉土”就是“本土”，也就是“台灣”，既不必跟“中國”扯上關係，也必須跟中國割斷關係。
    (二)從“社會文學”轉向“地域文學”：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重視下階層的生活，強?{台灣經濟發展的分配不均，具有階級意識。八十年代的“台獨”文學論則轉而論述台灣文學獨特的地域性與歷史性，把“台灣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考量，弱化甚至不談其中的階級性。
    (三)從“反西化”到“去中國”：七十年代鄉土文學的興起，主要在於：反對六十年代的“向外看”，要求“回歸”鄉土，這明顯具有反西方、反美的民族主義傾向。八十年代許多人不再強?{這一點，反而企圖說明台灣地区文學跟中國文學毫無瓜葛，有的甚至流露出敵視中國的傾向，“台獨”意識相當明顯。
    (四)根據以上幾點主張重寫台灣文學史，形成“新”的台灣文學史觀：自八十年代末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出版以後，“台獨”派紛紛依此觀點論述“台灣文學”，基本上已不再使用“鄉土文學”這一提法。如果說，七十年代的主流意識是藉“鄉土文學”之名來談論階級文學與民族文學，那麼，八十年代的“台獨”論者則把“鄉土文學”改造成“獨立自主”的台灣文學。
    戰後台灣文學綜評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戰後台灣文學的三種主要傾向簡單歸如下：
    (一)六十年代的現代文學：向西方學習，強調現代性與世界性。(八十年代以後的後現代是這些傾向的繼承者)
    (二)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重視民族性與階級性。
    (三)八十年代的“台灣文學論”：突出台灣文學的歷史特殊性，並認為台灣文學早已“獨立自主”。
    把以上三種觀點加以對比，就可以看出：在戰後台灣文學發展的前二十年(五六十年代)中，由於國民黨主控的政治以及台灣社會的快速現代化，文學以“走向西方”、“走向世界”為標的，完全沒有民族傾向及本土傾向，這才引發七十年代“鄉土文學”的大批判。但由於七十年代“台湾当局”在聯合國喪失“中國”代表權，政治地位發生問題，引發認同危機，“鄉土派”分化成兩種傾向：中國派與台灣派，七十年代以前者為主導，八十年代以後台灣派勢力高漲。因此，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興起以後所引發的一連串的大論戰，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各種論?{(如前所述，主要可以分為世界派、中國派、台灣派)，基本上都是台灣認同危機浮現出來以後的產物。
    可以說，要了解目前“鄉土文學”各種複雜而互相矛盾的解釋，其前提就是要釐清各種政治認同派別與“鄉土文學”的微妙關係。

    注释：
    
    ①黄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台北：《伍人報》，第9、10、11號，1930年8月16～18日。
    ②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下)，台北：《台灣新民報》，1931年9月7日。
    参考文献：
    
    [1]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年。
    [2]陳映真：《鄉土文學的盲點》，見《中國結》，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
    [3]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4]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台北：《夏潮》，二卷五期，1997年。
    [5]呂正惠：《殖民地的傷痕》，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
    [6]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