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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借鉴西方的口头传统文本研究成果，从文本角度重新审视史诗类别，深化了对南方史诗的完整性与多元性特征的认识。当代西方学者约翰·麦尔斯·弗里，劳里·杭柯等学者借鉴了洛德的“表演中的创编”及鲍曼的“表演理论”，把史诗研究对象的文本划分为三个主要层面：一是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二是来源于口头传统的文本(或半口传文本);三是“以传统为导向的口头文本”。这三类文本的划分悬置了以社会进化论逻辑的史诗类别划分的做法，而是以文本本身的特定语境中予以分析比较，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南方史诗的多样性特点及文本的不同时代语境，譬如南方民族史诗大多数是以口传文本形式而存在的，但也有傣族、彝族、纳西族、壮族、普米族等有文字经典的半口传史诗文本，同时涵盖了两次民间文学“生产运动”中产生的以传统为导向的口头文本。任何史诗文本都是应运而生的，既使是格式化了的“以传统为导向的口传文本”，但也有其不可替代的文本价值，它体现了某一时期人们的“史诗观”。正如美国学者马克在研究彝族史诗《梅葛》中所提出的观点：无论是口头文本，或是与口头有关的文本，还是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都应该纳入到文本本身的特定语境中加以评价和鉴赏。这样才能在口头语境中区别表演与表演之间的不同，才能在与口头相关的语境中分析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不同，才能在已出版的作品中考察版本与版本之间的不同。基于对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和客观评判，每一种文本的归类和界定都有一定的分类准矩和评价规范，并取决于文本本身的主体特质。[36] 每个概念的提出必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尤其是后期提出的概念理论是基于对前人研究的成果及不足的批判吸收，有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上述提及的口头传统视野下南方史诗类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中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诸多问题。如复合型史诗的主旨是指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三种类型史诗的混融性特征而言，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这三类史诗在文本中是否均衡分布?还是以某一类占主体地位，其它处于附属地位?史阳通过对彝族、纳西族、普米族、羌族、傈傈族、傣族的英雄史诗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南方民族英雄史诗常与本民族的创世神话、创世史诗紧密联系在一起，史诗中往往是先讲述创世的经过，紧接着就讲述英雄率领族人征战和迁徙，也就是说，“这些英雄史诗已融入到该民族的创世史诗集合之中，这与我国南方民族中创世史诗相对于英雄史诗要丰富得多是分不开的。”[37]同时，“复合型史诗”与“原始性史诗”、“神话史诗”也存在概念重合之嫌，后两种史诗概念中也包含了“创世”、“迁徙”、“英雄”的主题。另外，北方英雄史诗中也存在着“复合型史诗”，如在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把英雄史诗分为单一型、复合型两个类型，[38]仁钦道尔吉把整个蒙古英雄史诗归类为单篇型史诗、串连复合型史诗、并列复合型史诗。[39]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学术界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会不会带来概念混淆?如何区隔这些虽名称相同但概念内涵不同的学术名词? 口头传统理论是基于帕里、洛德二人通过对南斯拉夫地区活形态史诗的田野研究来解决“荷马问题”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现存的《荷马史诗》以及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生存形态与南方史诗不可同等观之，二者不仅在历史背景、经济基础、文化形态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且研究对象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如帕里、洛德师徒二人关注的是歌手如何传承、创编口头史诗内部的规律，而对仪式与史诗的复杂关系并不作为研究对象。南方民族中的壮族、傣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口头传统是与保存完整、体例丰富的经籍文本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口传文本与半口传文本的分类标准难以揭示这一史诗传统的深层内涵，另外，把两次民间文学“生产运动”中产生的史诗整理文本是否可纳入“以传统为导向的口头文本”中也存在不少疑义，这些文本只是一种“文学读物”而非民俗学意义上的科学资料本，[40]同时这些“文学读物”不可能再回到活形态的演述场域中，已经失去了“口头性”的本质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