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丽江洞经音乐的身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地建构、表述，其背后是国家、文化精英、族群民众、西方等不同社会力量的权力实践的结果。这些不同社会话语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地互动、互构、互审，成为丽江洞经音乐身份不断地建构的内在动力，也构成了其身份表述的文本语境。对这一过程的探讨、反思，“还原”不同权力话语所遮蔽的族群艺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从而更好地理解族群艺术的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 关键词：族群;艺术、身份;表述;丽江洞经音乐 一、 相关概念的探讨 身份需要表述，表述也离不开身份。身份与表述是个互构的概念，在不同语境中具有复杂多元性，如同一族群内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自我身份表述，共时性中的不同层次的身份表述等。身份既是自身属性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也是外在他者的认同与排斥中得以型塑。 爱德华·赛义德强调指出:自我身份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身份决非是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身份的建构与每一个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密切相关。[①] 同样，身份的表述也是不同社会话语权力的实践密切相关，产生不同话语权的社会构成是表述内容的决定性因素。语言学家斯图亚特·霍尔认为 “物自身和语言的个别使用者均不能确定语言的意义。事物并没有意义，我们构成了意义，使用的是各种表征系统，即各种概念和符号。”[②]在此突出了社会意义系统对个体或群体表述的决定性作用，即语言的意义不在于表述内容本身，而是由表述系统构建、制造出来的。 本文中提到的“族群艺术”，不仅仅指向“少数民族”、“少数族裔”的概念，也包括了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地方性文化，如汉族地区中不同社区的地方文化。 如理查德·谢默霍恩对“ethnic group”的定义所强调的就是它的少数性及其与主流社体的文化差异。[③]族群艺术也是与主流、中心、大传统相对应的，突出的是族群内部的共同文化特征及与外部的文化差异。 当然，本文在此不作此方面的理论探讨，只是作为文本阐释的理论视角。对本文研究而言，“表述”视角提供了一个宏观层面的理论背景，也是与族群艺术的身份构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国内族群艺术的身份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不断地被改写、改述，其背后是不同权力话语实践结果的折射。这不仅仅是与国家、地方的气候有关，同时与世界的大气候也着深层关系。尤其是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西方列强以强者身份介入到中国历史的构建过程中，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成为中西方的话语权力关系的两极格局。在这种话语权力格局的建构过程中，中国的各阶层精英对西方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作出了强烈的反抗;同时在构建现代性国家的努力中，又在有意无意地迎合、俯就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并影响到国内话语权力格局的建构中，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主流与非主流、民间与精英、中心与边缘的话语霸权体系。以国家意识形态来改造、解构小传统的、边缘的、民间的、村落社区的文化体系，视其为构建现代国家进程中的阻碍性因素，导致这些弱势文化的失语化、破碎化，继而其话语权也被强势话语所替代，成为被表述的对象。 族群身份的建构与表述是在历史语境中得以完成，丽江洞经音乐与国内族群艺术一样，它的身份多元化表述也与共同经历的国内大历史密切相关。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晚清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转型等重大历史变迁，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国家、文化精英、族群民众、西方等不同社会话语力量都对国内族群艺术的命运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些历史变迁及不同社会话语力量既是族群艺术的身份不断被建构、表述的动因，也构成了其身份表述的历史文本语境。正如麦克唐纳强调：“话语随着话语在其里面成型的各种制度设施和社会实践之不同而有所不同，也随着那些言说的人们的立场和那些被他们教训的人们的立场之不同而有所不同”。[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