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长达数十年的台湾新文学曲折多变的发展过程中，台湾进步作家杨逵（1905-1985）是一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新近，读了由台海出版社出版的《杨逵文集》后，越发加深了对这位台湾本土作家的印象。
    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方面，因备受列强欺凌的祖国大陆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影响，催生了台湾新文学运动；另一方面，台湾本身从中国被分割沦为日本殖民地，民众遭受残酷的奴化统治这一悲惨现实，也促使台湾的文艺青年利用文学作为启迪民智、唤醒民族意识的有力手段。可见，台湾新文学的萌生，有其时代和环境的客观需要。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台湾民报》首先成为介绍和传播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学的主要阵地，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话剧作品《终身大事》。随后，台湾新文学发展初期的领军人物张我军、赖和等人，积极开展了提倡白话文、介绍祖国大陆新文学作品的活动；并且尝试以写实的创作方法发表了一批作品，用来反对当时占据着台湾文坛的、宣扬有闲阶级“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旧文学。
    进入30年代，随着台湾文学协会（台北）、台湾文艺联盟（台中）等一批文艺团体的成立，以及由它们主办的刊物《第一线》、《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月刊》的刊行，加上专业和业余业作者队伍的不断扩大，还有文艺刊物上开展“关于台湾新文学路线”的讨论（这一讨论以张深切为代表，主要认为台湾新文学的路线或方向应是建立“道德文学”），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一时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其中，曾经留学日本，受到日本左翼文艺运动影响，回台湾后积极参加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农民组合的活动，其后又参加新文学运动的杨逵（先是“台湾文艺联盟”成员、《台湾文艺》编委，后是《台湾新文学月刊》的主编），表现甚为突出，引起岛内文坛的注目。
    当时，已经发表了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送报夫》的杨逵，出于对台湾新文学发展繁荣前景的关切，不仅毅然与妻子叶陶创办《台湾新文学月刊》，该刊物1935年11月创刊于台中，1937年6月停刊，共出版14期，曾发表赖和、吴浊流、郭秋生、杨华、朱点人等的作品，还出版了《高尔基特辑》、《汉文创作特辑》，在岛内影响较大；而且颇为重视文艺理论的建设，多次著文宣传了自己所理解、所首肯的现实主义文艺观。
    首先，他在《台湾文坛1934年的回顾》一文中，批评了缺乏内容、言之无物、只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文艺观，以及“欠缺热情和进取精神”的作品，主张学习西欧经典式作品《悲惨世界》、《双城记》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而他在《艺术是属于大众的》（1935.2）中则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捕捉大众的感情、撼动他们心魂的作品。”“如果主动、积极的文学不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话，目前就有陷入所谓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就没有稳固的社会基础；就是虚伪的文学。”在杨逵看来，这种现实主义文学也就是“劳动者文学”，它应以劳动者、农民、小市民作为读者对象，但作品也可反映其他阶级的生活。该文还提醒，不要盲目跟随日本文坛出现的“商品化”倾向，而应探索走自己的路。杨逵坚持认为，劳动大众对艺术是有自己取舍标准的。《摈弃高级的艺术观》（1935.5） 一文就指出：“人本来要求的是为不幸悲伤，为不法愤怒，是追求更完美的生活。这就是大众的心理。因此，符合这种一般而更大众化的要求的作品或表现出人们对这些切身的一般问题的情感的作品，当它能真正打动大众时，它就是最崇高的艺术。”又说：文艺作品“抬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描写马克思少年们高谈阔论的场面，大众当然会离去。可是如果描写的是正在工厂上演的事实——例如，描写再怎么拼命也吃不饱，而且常常遭遇到种种惨剧的劳工；以及描写乘坐自家轿车到处游荡，整天耗在茶室，而且不断积累数万、十数万金钱的资本家，劳工就一定不会离去，而且能够渐渐了解马克思的思想。”杨逵在这里无非要强调：劳动大众是会从他们的切身利益所导致的喜怒哀乐感情出发，鉴赏、接纳能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且有一定艺术表现技巧的文艺作品的。所谓高级的艺术一定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只为少数上等人理解的论调不可取。它与日本文坛当时尚有人推崇的、高调而不切实际的“无产阶级文学观”，并不是一码事。
    就台湾新文学的创作主流应取何种视角和态度而言，杨逵在《台湾文坛近况》（1935.11）中，也许表述得更为清楚些：“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是针对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类的文学游戏而产生的。对文学的第一要求是‘呐喊’。因此，我们并不要求像自然主义那样，从头到尾都细腻地描写黑暗面。‘追求光明的精神’、‘唤起希望的力量’才是最令人关注的。这就是广义的浪漫精神。我认为，是台湾居民困窘的社会生活，造就了台湾新文学的这种趋势。”在这里，杨逵正确地点明了台湾新文学的主流和发展趋向应当是什么。至于把“追求光明的精神”和“唤起希望的力量”归结为“广义的浪漫精神”，无非为了突出实现目标的理想色彩。而创作过程中，诚如该文所说的，仍然“必须用科学的眼光来观察现实，而在表现上也需要最高的写实手法”。这也就是杨逵在另一场合所说的： “真正的写实主义是把人的梦想和理想都考虑在内的。不如说这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吧。”“我宁可使用真实的现实主义这个名称。”（《新文学管见》）
    杨逵的上述文字，对于开阔和统一文艺界的思路，引导台湾第二波新文学健康发展，走向繁荣，无疑是有益的。只可惜好景不常。由于当时台湾新文艺团体内部领导不力，闹派系纠纷；更由于1937年7月日寇全面入侵中国，台湾殖民当局加强反动统治，全面推行“皇民化”政策，禁止新闻出版业印行汉文栏文字，变本加厉地压制有进步倾向文艺作品的发表，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因而受到惨重打击。一批有良知而又坚持笔耕的作者，不得不变换策略，以日文写作并发表作品于日人控制的报纸上。杨逵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处境十分险恶，随时会有文字狱临身，杨逵公开发表的某些篇章文字，不免有所掩饰或为遮人耳目而不得不用殖民地社会的流行词句。即使如此，仍有不少作品和短文不能发表而只能长期压在箱底。像杨逵那样，处于日据时代恶劣环境下写作的困窘状况，是今天我们两岸同胞所不能不深加体察和理解的。
    总之，台湾新文学发展到抗日战争阶段，已如后来分析的那样，成为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它所实行的是“游击战”。它的对立面，便是当时在台湾公然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的一部分日本籍作家和台湾本土文人所力持的“勤皇派”文学。
    1945年台湾光复投入祖国怀抱之后，如何重建岛内的新文学，便成了杨逵关心和思考的主要问题。从1946年起，他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文学重建的前提》、《探讨台湾新文学停顿的现象》、《纪念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台湾文学”问答》、《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等文章，认为文坛的冷寂、文学的停顿、创作的凋零与时代的要求、民众的期盼不相称。为了重建台湾新文学，杨逵满腔热诚地呼吁：“为国、为民、为子孙计，我们需要些傻子来当新文学再建的头阵。”（《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并且全力支招：认为展开真正的踏实的文学运动，克服来自官方的“包办主义”，让“自主性的文学团体诞生”，是重建台湾新文学的前提；而有效地解决写作语言混乱（指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报刊上交相出现日文、白话文、闽南方言和台湾方言的现象）、发表园地少和文艺界交流团结不够等问题，亦属刻不容缓。
    值得指出的是，杨逵是立足于充实、发展中国文学这一大背景之下来谈论台湾新文学的重建的。在《探讨台湾新文学停顿的现象》、《“台湾文学”问答》中，杨逵就明确摆正了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主次位置，指出：正如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不存在对立一样，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不可能对立。当然，由于台湾长期脱离祖国大陆，民众多年来被迫接受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奴化”教育影响一时未能消除，因而在思想、文化等方面与内地之间确实存在一条较深的“隔阂的沟”，需要时间来填平。而台湾新文学可以为此尽一份力量。
    除了上述鼓吹新文学建设的论述，杨逵也没有忘记从事小说、诗歌等创作活动，及时发表于报刊，并出版了小说集《鹅鸟的嫁人》，从1948年起，杨逵一方面应邀主编台中《力行报》文艺副刊、《和平日报》文艺副刊；一方面主持出版《台湾文学丛刊》（共出版3期），出版《中国文艺丛书》。据杨逵后来回忆，该《中国文艺丛书》共出版六册，其中包括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郑振铎的小说《黄公俊之最后》等，应当说，它们对于向台湾民众传播中国的新文学起过一定作用。
    然而就在那时候，事情起了变化。
    1948年初，杨逵利用发起组织台湾文化界联谊会，以及为《和平日报》编文学副刊的机会，为了消除因台湾“二·二八事件”形成的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膜，被推举起草了《和平宣言》。尽管言辞并不激烈，但由于该《宣言》被上海《大公报》发表，台湾执政当局即悍然将杨逵夫妇逮捕，关押一年有余，再交秘密军法审判，罪名为“以文字为叛徒做有利的宣传”，判处杨逵徒刑12年，遣送火烧岛（绿岛）服刑，直到1961年才被释放。这样，杨逵终于错过了为建设台湾新文学进一步贡献力量的最好机会。
    自遭遇12年冤狱释放，杨逵已属晚年，其为台湾新文学“呐喊”的声音不免大为减弱。其原因，一是出狱后有相当一段时间被迫将主要精力放在谋一家之生计上。间或有些作品和文字发表，大多为旧作（如小说《模范村》、《鹅妈妈出嫁》、《送报夫》等）；有些作品虽写成也不能发表。二是六、七十年代以后文学潮流变迁，台湾新文学其时已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既有怀乡文学、乡土文学，又有现代派文学、通俗文学等，作家们以其多样化作品，各逞一时之影响。杨逵虽也提出过“草根文学”的口号，然已不足以引起什么反响了。
    

二

应当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和社会作用，杨逵是有比较清醒和正确的理解的。他说过：“只要切实地去表现人民的真实的心声，文学有其促使人民奋起、刺戟民族解放与国家建设的伟大力量。”（《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又说：“健康的作家是和大众共生的，健康的文学则必须以大众的感受来创作。”（《输血》）综观杨逵一生的创作活动，基本上是朝上述方向努力的。因为他明白，这类倾向健康的作品，在当时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
    几十年间，杨逵大约写作、发表了200多万字的作品（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以日文写作），既有小说、诗歌、戏剧，也有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就其题材内容所涉及的现实深广度而言，在当时台湾作家中实不多见。
    首先，是关于揭露日本国内资产阶级盘剥、压制劳动者，以及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黑暗统治方面的。例如《自由劳动者生活的一个侧面——怎么办才不会饿死呢》、《送报夫》、《模范村》、《波莫之死》、《公学校》、《春光关不住》（一名《压不扁的玫瑰花》）、《天国与地狱》、诗《黄虎旗》、话剧《牛犁分家》等。它们有的写作发表于日据时期，有的在台湾光复之后。其中，《自由劳动者生活的一个侧面》和《送报夫》写得最早，系根据作者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写成的。前一篇写日本东京一群打工者因雨天无工可做而挨饿，拟向资本家抗议而遭逮捕的故事。劳工们都在竭力思考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怎么办才不会饿死呢？”作品不但明白无误地揭示日本政府的警察与资本家相勾结镇压工人，还多少透露20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后一篇描写一个留学日本的台湾青年，为生计所迫作了送报夫，但遭到派报店老板苛刻盘剥的故事。作品后半篇则掉转笔锋，描绘了主人公在台湾农村陷于地狱般处境的家庭：少量耕地被日本制糖公司以低价强购而去，老父受迫害死去，生病的母亲同不少乡亲一样，在绝望中自杀。这篇作品由于指控日本资产阶级严酷剥削、迫害台湾人民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强烈，加之，在描写手法上也颇能引起人们的感情共鸣，以致于引起台湾殖民当局的忌恨，初次未能全部公开发表，但在1934年10月以完整形式发表在日本东京《文学评论》上并获奖之后，还是引起了岛内外很大的反响。随即引起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著名作家胡风的注意，即从日文翻译成中文后发表于1935年6月在上海出版的《世界知识》上。 （此事《胡风回忆录》曾谈及，并说到杨逵对祖国大陆的怀念之情），杨逵也由此知名于国内读者及文艺界。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以高压手段统治台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残酷迫害、奴役台湾各族人民的罪恶行径，遍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治安等各个领域，令人发指，不胜枚举。杨逵在其作品中所反映的，当然只能是小小的一侧面。即使如此，由于体验深切，反映真实，也能为台湾这一段难忘的历史留下形象的记录并催人警醒。这些作品，如《波莫之死》揭露日本军事当局为了控制、搜刮一类战略物资粮食，禁止台湾农民“私藏稻米”，违者严惩。结果农民反抗，打死了日本警察的忠实走狗波莫。四幕剧《牛犁分家》和小说《春光关不住》（即《压不扁的玫瑰花》）则揭露台湾青年被日本军事当局强征上前线充当炮灰，或做苦工的事实。《公学校》一篇，则从学生少年的视角形象而苦涩地描写台湾籍小学生遭受奴化教育、人身侮辱等严重歧视和迫害的情况。 “白痴”、“畜生”、“清国奴”等污蔑性骂名使台湾的孩子从小仇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以及培养起民族自尊的感情。这篇作品中“我”和其他台湾籍学生的遭遇，有着作者少年时代被迫接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子。从作品开头就提到台湾人民光荣反抗日寇侵占台湾的“雾社事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欺骗性宣传，以及提到殖民地问题和迫在眉睫的满洲问题等来看，它应写作于1930年左右，可惜在日据时代一直未获公开发表的机会。
    其次，是关于揭露为富不仁、鱼肉乡民、丧失人性的台湾上层社会的寄生者——资本家、地主、绅士，或其忠实走狗的；与其相对应，也真实描写了劳苦大众的窘境。作品有小说《水牛》、《死》、《鹅妈妈出嫁》、《犬猴邻组》、《毒》，戏剧《知哥大人》、《父与子》、《扑灭天狗热》等。台湾无地农民在日据时代遭受残酷剥削，以至于要用生命来殉或出卖亲骨肉的惨状，是大陆一般读者想象不到的。但杨逵敏锐地搜集了这类题材，提炼后作了忠实的反映。如《水牛》一篇，描写农家少女阿玉因家中无法及时交纳地租，便被当牲口一样典卖给地主作了小妾。而在《水》中，佃农阿达叔、江龙伯都只为欠交大地主陈宝有限几个地租钱，或被迫卧轨自杀，或被活活踢死。在地主及其走狗日本警察眼里，只如同死了两只蚂蚁一样。作者冷峻而真实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足以增加读者感情上的吸引力。独幕剧《知哥大人》和三幕剧《父与子》同样表现了某些资产者为富不仁、人性丧失的本质。林知哥好色如命，仗着有钱以为可以随便玩弄女性，一次竟看中了早被自己抛弃而不相识的15岁女儿花子，结果遭病妻揭露落荒而逃。《父与子》中富翁陈不治不但不认有病的私生弃儿及其母，反将愤怒报复而焚烧其屋的儿子送进监狱。上述作品表明，台湾社会种种贫富的对立，亲情的对立，皆与金钱、物质利诱下人们人性的缺失有关。
    在本组题材的作品中，《鹅妈妈的出嫁》别具一格。它以一位花木种植者与某公立医院院长的买卖纠纷为线索，巧妙地暴露了人们的自私弱点：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谋取好处，哪怕是一只母鹅也好。作品以喜剧的色彩和略带幽默的调子，表现了卖花木者和某医院院长的颇具斗智味道的较量，结果后者不花一分钱得到了母鹅。《鹅妈妈出嫁》在1942年用《鹅鸟的嫁人》的题目发表后，曾引起较大反响，被认为是杨逵的代表作之一。
    贫病交迫，在死亡边缘挣扎，这对台湾下层民众来说是一大严酷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小说《毒》以其较短之篇幅，描写了采石工人与妻子不幸受性病交错感染却无钱医治的窘境；《无医村》则描写了某农民患伤寒病无钱医治而硬挺着，结果也难逃一死，剩下的只有老母的无尽伤心泪。
    作为台湾本省籍作家，杨逵一生经历日本法西斯占领和国民党黑暗统治两个时期，长期被迫接受“奴化”教育和“顺民”教育，多次蒙受牢狱之灾，一生坎坷，不离贫困。环境虽然恶劣，但他追求光明美好生活的理想不变，热爱祖国的信念不减，心胸坦荡，从容应对。他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为改变人生和国家的命运而努力奋斗。鉴于他对台湾新文学的贡献，杨逵在1983年获得台湾著名的“吴三连文艺奖”，1984年又获得“台湾新文学特别推崇奖”，并且被称为台湾新文学“成熟期”与“战争期”的最重要作家之一。
    杨逵与台湾新文学联结在一起，与台湾广大民众的心联结在一起！

（作者单位：求是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