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20世纪被公认为“批评的时代”，西方文学批评获得了新的高度的自觉，林林总总的思潮以各自的方式观照着文学。然而，文学批评究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却是一个很难一言以蔽之的问题。特里·库内曾经给美国的文化批评传统梳理了一条近代脉络，即1910年代的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和伯纳(Randolph S. Bourne)，1920年代的威尔逊(Edmund Wilson)，1930年代的纽约知识分子(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①尽管这条脉络略显单薄，却为纽约学派的文化批评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历史来源。“纽约知识分子分享了创建一种成熟而深邃的美国文化的目标，能够像欧洲文化那样既保留文化传统的丰富性，又具有艺术变革的清新气息。”②文化高于一切的理念，在纽约学派的文学批评中占据了上风。
    纽约批评家虽然都不热衷于建构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甚至有意回避理论建构，但他们对文学批评所应承担的职责却表现出普遍的关注。在纽约批评家看来，文学批评不仅是对已有的文学现象的言说，还承载了相关的文学理论、政治诉求、伦理规范和宗教哲学等思想，尤其是承载了重大的文化使命。纽约学派努力让批评与文学平起平坐，而不只是为文学服务的工具。文学批评应该是批评家与作家、作品一起进行的精神创造活动，既是对文学创作的尊重、理解并使之对象化，又是充满论辩色彩的对话。正是在这种理解和论辩中，纽约批评家要引导公众，而不是代表公众。他们有着明确的使命感，即树立美国文学自身的现代传统。因此，文学批评理应成为文学运动的先导；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作用不在于证明一种现存文学的合法性，而是探讨并推进一种未来文学的创造。
    一、涅奥普托勒摩斯的隐喻
    
    纽约批评家最初都是大学体制外的文学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对批评功能的认识是阿诺德式的，与学院派批评家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在他们进入学院体制之后，其早期的学术经历也奠定了后来的立场取向。美国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由于过分倚重工具性的形式主义技术分析，忽略了文学的人文内涵。纽约学派的文学批评却透过充分感性化的理性思维，产生了深厚的思想意蕴和人文魅力。《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1937年复刊所表明的立场，即“不束缚于一种指定的意识形态，也不束缚于一种指定的看法或技术”，③为纽约学派的批判性思考和观点的自由表达奠定了基调。这一价值结构在纽约学派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变化甚微。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1980年依然撰文强调，“批评家应该更关注变革文学而不是解释文学——也就是说，应该更关注文学价值观而不是解释学”。④
    威尔逊⑤的批评思想中就明显存在着一个“走出(Exodus)”的重要意象，即“从个人走向群体，从小圈子走向公众，从格林威治村走向美国的现实社会，从阿克瑟尔的城堡走向历史的大舞台”。⑥他在《菲罗克忒忒斯：创伤与神弓》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古希腊戏剧《菲罗克忒忒斯》⑦的寓意，指出作为艺术家的索福克勒斯就是一个在病痛困扰下失去理性而胡言乱语的菲罗克忒忒斯。⑧“创伤”与“神弓”分别代表了人类道德上的弱点与意志力，二者在这里呈现为一种并列关系，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排除另一方的存在。如果说菲罗克忒忒斯隐喻了艺术家，神弓代表着艺术家的天赋和抱负，渎神而遭蛇咬表现了艺术家的先知先觉及其与时代的冲突和格格不入，脚疾象征着艺术家不为公众所理解的敏感和痛苦以及公众对艺术家的排斥，荒岛彰显了艺术家自我流放的姿态及其与公众之间难以跨越的距离，⑨那么，涅奥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的存在则极好地诠释了威尔逊心目中理想的批评家形象，即在特定文化语境中艺术家、文学文本和公众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发挥着艺术家的同情者，以及艺术家个人和公众之间矛盾调停人的双重功能。
    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虽然并不认为菲罗克忒忒斯的故事解释了艺术家力量的来源，却也承认这一“道德神话(moral myth)”隐喻了“我们在通常的事件中应有的正当行为”。⑩他在肯定福斯特作为一个印象式批评家的价值时，强调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个人感悟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不会制造混乱。即使批评家没有专门把这些感悟系统化和规则化，它们自身也遵循着批评家的个性，而批评家的个性则与那些更加有规律、更加明确的愿望和目的有关。一个好的批评家，不仅仅是由洞察力所造就的，也是由信念所造就的。批评家虽然不会把个人感悟转化为铁的定律，却会把它们归属于使其聚集在一起，并且对其产生有利影响的信仰、传统和理想。(11)这样的批评家才能既表达对文学的独立思考，又保持对文学的敏锐感受，才能拒绝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和“标新立异”的诱惑，不至于沦为工程师和预言家。
    卡津(Alfred Kazin)则提出，由于美国文学的主流就是努力创造一个真正民族的文学，实现广泛的民主，“美国的批评——时而担任了天才的接生婆的工作，时而对国民的风度发出了公意的责备——企图团结美国作家，使服务于一个或别个必需的理想”。(12)菲利普斯和拉夫(Philip Rahv)在谈到革命文学1933-1934年在美国的迅猛发展时，特别指明此时的批评“不仅包含通常的形式分析，还涵盖了在组织和编辑方面对革命文学的总体引导，以及作家对自身和他人的批判态度”。(13)鉴于美国批评界只是间或有一些文章能够帮助作家和读者，而在总体上没有把这样的理论著作置于讨论的中心，因此，他们强调批评家最需要恢复自己在文学事件中的参与者角色。
    二、为公众的文学批评
    对于文学批评读者层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批评家的自我定位，即对于文学批评应该担负怎样的职责这一问题所做出的回答。新批评令人不安的真正原因，是它把文学批评的中心任务界定为阐释文学作品，并且置作家于不顾，转而强调批评家阐释文学的权威性。这相当于表明，读者曾经赖以评价文学的感觉和传统标准都是不可靠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通过率直而简朴的情感来感染人，而是通过复杂而内省的文本分析来加以欣赏，需要一支专门阐述理论的队伍来挖掘其意义。(14)这就把文学与公众隔绝开来，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批评本身也成为学术界小圈子里的孤芳自赏。
    美国新批评派接受了艾略特对于“批评”这一概念的狭义用法，即批评“指的是对艺术品的书面评论和说明”。(15)虽然艾略特并不认为批评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但还是把批评局限于对艺术品的解释和对鉴赏趣味的纠正。纽约学派则接受了阿诺德关于“批评”这一概念的广义用法即“人生批评”，“一种旨在了解和传播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的不偏不倚的努力”，(16)其目标就是要在所有的知识分支中“如实看清事物的本相”。(17)这一清晰的界定，应和着阿诺德关于文化的概念，将批评的触角伸展到人类的全部知识领域，追求人生的“美好与光明”。阿诺德并没有给文化简单地贴上精英主义的标签，但确实还是从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出发，坚持文化和谐而普遍的完美，反对迎合公众的粗鄙与盲目。在阿诺德的语境中，文化作为“广义的教育”是走向完美的必然途径，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一心追求自身完美，以及引领公众走向完美的人，即批评承担着引发越来越多的“最优秀的自我”成长和发展的重要职责。
    威尔逊、特里林都是在阿诺德的意义上理解批评家的功能，并且与阿诺德一样把自己当成“以写作为业”的人，而不是语言哲学家。(18)既然文学是对人生的批评，文学就应该是公众的鉴赏对象，而不是少数人的审美情趣；文学批评就应该是“为公众”的，批评家就应该要“了解和传播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文学批评家绝不能脱离历史文化传统的根基，绝不能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而应保持着宽广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切入问题的独立视角，致力于使文学批评拉近文学和公众之间的距离。但是，纽约学派不赞同阿诺德思想的另一面，即把批评看成脱离政治和其他一切实际利害关系的智力和精神活动。他们坚持指向人生的文学批评不能仅仅执著于精神自身的探索，而是既要有超然无执、客观公允的理性态度，又要有勇于介入现实人生的实践精神。文学批评应该成为“为公众”的人生批评，这正是纽约批评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
    菲利普斯和拉夫在1953年谈到，《党派评论》的理想读者应该拥有广泛的艺术和政治视野，必须关注小说、艺术和批评，必须把握现代社会的走向，尤其重要的是必须觉察到文学和艺术对于人生的直接影响。(19)对于理想读者的这一界定，显然隐含了纽约学派对于理想批评家的要求。如果说，美国新批评派对设计有效的教学手段或多或少有些热情，那么，纽约学派却把自由撰稿人和独立的文学编辑的人生视作批评家的楷模。他们也许并不轻视学院教育和专业学者，但采取了一种质疑的态度；他们抵制把批评简约为一种文本说明和课堂诠释，因为文学批评是一种面向广大公众的文化活动，不能也不应该局限在大学课堂和专业期刊；他们保持与大众文化的疏离，抵制其社会一体化进程，不信任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文本分析，因为这种教学法无疑也推动了一体化的可怕现实，导致他们所喜爱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社会化和学科化；他们并没有人为赋予经典文学代表美国文化整体的功能，但希望以此为主导去带动、提升公众的文学和文化品位。
    卡津追溯了美国文学批评关注社会的传统，指出从爱默生、梭罗到门肯、布鲁克斯的批评总是美国哲学之凡俗的一系，是知识分子的良知。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能够提出新的问题，能够活跃文学想象，其最伟大的品质就是满怀热情地宣告人类的真实本性和应有命运。“用想象力为生活进行辩护，这就是艺术家生命的意义，批评家的工作则是要阐明和支持这样的信念，并同样为之奋斗。”这样的批评家，必然是与文学同呼吸，投入并审视与文学相关的一切；他们必然是为公众而写作，为令人信服而写作，为文学伟大传统中的道德主题而写作；他们必然拥有充满活力的价值体系，拥有激昂而持久的时代追求，拥有对具体观念和美学差异的敏锐深入的分析；他们必然充满激情地宣告人类的本性及其必将面临的命运。(20)纽约学派坚持，批评本身不是目的，批评家的批评话语必须介入人生。无论给予严格的艺术考虑多么大的关注，文学也必须在社会背景中加以分析。批评家必须以人文关怀、文化干预为批评目的，把作家和作品都放到公众的视野之中，提供关于其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公开讨论，缩小高雅文学和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真正把文学带到公众里去。
    纽约批评家的为公众的文学批评，并不意味着文学价值是一件可以由公众决定的事情，也不意味着文学作品应该迁就公众。他们是出于服务公众的目的，希望为公众提供有用的帮助，即通过文学批评帮助公众提高社会历史意识和审美品位，发展强调美国思想统一性的高雅文学和文化。菲利普斯和拉夫认为，批评并不直接接触公众，其功能是引导和调整文学。把文学当作涵盖了政治的复杂的文化构成中的一个因素，把作家和批评家都看成赋予了专门的社会特性和行为的知识分子。文学和文学批评就是通过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反映文化问题。纽约学派致力于拓宽批评视野去关注人生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政治方面，因此，总体上保持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同时也一直坚持文学、文学批评的独立地位。
    纽约学派关注社会、关注公众的同时，坚守一种知识分子的疏离。这种与社会的疏离，与那种真正同社会隔绝，或者完全拒斥社会的情况，并不是一回事。对纽约批评家而言，疏离既是一种严肃的观念，也是一种自觉的姿态。一方面，这种疏离可以充当他们进入社会中枢的条件，局外人有时是更完美的局内人。纽约学派秉承这种疏离的观念和姿态，在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现代主义中融入了关注现实的激进主义。另一方面，这种疏离可以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他们既可以拥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也可以拥有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观点，甚至可能模糊二者之间的界线而自由地转换。当纽约批评家在智识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开始融入美国社会时，这种疏离又可以让他们继续自认为是局外人和激进分子，允许他们与社会变迁保持一定的距离，保证他们以开放与独立的思想关注文学和文化。(21)
    三、对文学批评自身的反思
    纽约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早期，美国批评界主要受到两种思潮的影响，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批评，与此同时，美国新批评派又占据着主流地位。这个时期美国的文学批评分裂为两大阵营，各趋极端，或者只要求社会意识，堕为政治武器，或者只谈技巧问题，堕为学术性的技术之谈和狭小的心灵财产。纽约学派认为这将阻碍成熟的美国文学出现，并且坚信只有文学与文学批评都以一种恰如其分的综合与平衡的方式发展，二者才能都有真正的进步。
    纽约批评家对文学批评自身进行的反思，实际上就是对美国文化的反思。威尔逊为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提出了深刻的警醒，即文学史“不能给人以文学运动是一个紧接着一个发生这样的印象”，而文学批评“当然不是一套方法论或价值观完全被另一种取代，相反，一切是在反复对抗和修正中生长的”。(22)威尔逊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一贯拒斥思想、理想的商品化，坚信美国经验的潜在力量，完全把自己融合在美国文化之中。卡津的《扎根本土》对美国文学批评的关注，就是因为它作为不同价值观相冲突的重要场所，表征了美国思想的迅速发展。他毫不迟疑地断言“批评的目的至少是在于通过作品以了解世人”，并且深入考察了美国趋向两极的批评界，对当时存在的两种文学批评倾向都表示不赞同——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一种形式主义的批评。它们之间本来不可能有共同点，但它们对于一种“绝对”的搜寻在精神上却是一样的。(23)这种精神所形成的没有美学的社会学批评，以及没有社会学的美学批评，都会引发狂热和独裁的危险，都没有关注文学为什么对人而言是重要的。
    美国文学批评此时所陷入的危机，与19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一样，都是美国社会和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表现。文学不是中性的，文学作品不是绝缘体，文学批评不能回避其中的价值问题。卡津相信，文学在这个时代能够发挥它为社会政策和道德行为提供观念的第一流功能。“真正的文学批评进入最佳状态，可以实际地引发新的主题，能够激活文学想象。这是批评的伟大传统，即批评的既定价值观随着时代变迁的一部分。它惟一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它的力量，它热诚地宣告真正的人性和人类应有的命运。”(24)但是，他反对批评家站到社会的对立面去一味地批判社会，提倡来自社会内部的清醒的观察和批判。卡津盛赞威尔逊作为疏离者的批评姿态，即“不贪求收获，只安静地求一个明了”，(25)强调批评家的职责就在于做一名公共知识分子，逆潮流而思，顺潮流而动。文学批评的指向性和目的性，就是人生，即以人生为旨归。文学批评既要站在人生与文学之间，也要介入文学且介入人生，同时又超越其上。这种文学批评才能使有价值的文本得以凸显。
    对于纽约批评家来说，批评的功能还在于衡量文学再现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距离。这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一。欧文·豪(Irving Howe)提倡文学批评要向社会和历史维度敞开，对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保持敏锐。菲利普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是无价的。文学是感知、观念、情感和价值的载体，批评家由此把文学作品作为个人对社会的反应加以衡量和检验。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能够帮助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以及了解作家拯救了怎样的社会价值。(26)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文学是一种感知方式，一种关于作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表达，所以，作家是文学的焦点。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其实隐含了一种对心理分析方法的要求。当批评试图寻找并认可文学从社会中所拯救的价值，就分享了文学的想象的可能。从社会中拯救价值，就是作家和批评家的功能。
    纽约学派的激进主义冲动在二战前后整体上有所减弱，但仍在继续，同时增强了对现代文学的传统和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的关注。他们以未来文学的名义挥舞的批评之剑，逐渐打造成了更适于照料文学田地的耕犁。(27)美国知识分子在这一阶段面临着是否还能够继续保持有思想性、有创造性和有识别力的考验。纽约学派中的特里林和拉夫，尤为成功地把此时的怀疑和失望转化成他们展开深入思考的有利条件，试图指明文学批评的方向。特里林通过对整个传统的质疑来反抗斯大林主义。他在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和史密斯(Bernard Smith)对文学的曲解和对批评标准的强求一致中，看到了已经过时的19世纪科学的影响，即事物就是事物本身而非其他，现实是坚固的、不可辩驳的。特里林赞同更为感性的历史批评，反对新批评把对诗歌含糊性的说明变成了一种智力体操般的程序。(28)
    文学是灵感、思想和激进主义的活力，既是根源于时代风尚的思想成果，又是文学传统和艺术标准所滋养的工艺品；既要关注现实生活，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不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处方，更不是政治操纵。文学批评既要在艺术和人生之间进行调和，又要为文化服务。为了弥补此前只重视社会现实的不足，拉夫转向了对文学传统的分析，其中最著名的论断就是提出美国文学有两个传统，即“苍白脸”与“红皮肤”。他的关注对象虽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仍然是出于考虑均衡的批评立场，相信文学创作只有既表现个性又承继传统，才能抑制文学的极端倾向。这也是纽约学派当时的总体倾向。
    新批评所关切的是分析评价文学文本的结构和语义的前后照应，不仅拒斥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而且淡化批评家本人的文学修养和趣味，排除批评家的个人感受。菲利普斯指出，“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维系这一现代批评理论脉络的因素就是对于文本的重视，几乎彻底从文学创作、阅读和评价中排除了历史和人类经验的积淀”。(29)纽约学派的文学批评所关切的根本，是现代的价值问题。批评的危机，在1930年代就是“文明的道德秩序的危机”，批评家在危机中将扮演主角——“寻找新的标准，应用新的标准，照耀那必需的社会力量”，来帮助创建灿烂的新的文学和新的文化。在危机的时代，批评的特征就是为了拯救世界，为了拯救整个文化。(30)可以说，卡津的这种表述更多地呈现出对批评家职责的自我期待与定位。他推崇威尔逊融合了社会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就是为了在文化中理解文学——“这样一来，文化成了一件作品的背景，而这一件被讨论的作品多少总不是孤立地被讨论的作品。其价值于是乎被认识了，文化给了它以意义；这部书就活在心灵之中，大约就因为一切社会的、环境的以及智识的历史都被利用了来帮助这个作品的被理解。”(31)
    菲利普斯和拉夫也自觉地承担了这样的职责，坚信伟大的文学会在伟大的文化中诞生。菲利普斯和拉夫认为，批评实践与文学创作一样，也是要求极高的技巧和感觉的艰难工作。尽管受到科学的方法与权威的吸引，但他们也看到了文学与科学的不同，即文学尽管常常包含着似乎可以应用于全人类的洞察力，却仍然特别地为文化所充满。(32)纽约批评家对文学批评的反思，显然还是在自身的逻辑中循环，还是站在文化激进主义的立场，从文化批评的视角洞察美国文学的现状和未来。在批评理论日益翻新的今天，如果我们既要跳出形式主义专注文学文本的细读式批评的拘囿，又要避免对经典文学进行盲目的文化解构和宽泛的文化阐释，纽约学派的文化批评所包蕴的对社会、人生、历史及其与文学的错综关系的思考，无疑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参照。

    注释：
    
    ①纽约知识分子是指1930年代末期至1950年代中期，一批活跃在美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纽约、聚集在美国现代文坛影响最大的学术刊物之一《党派评论》周围的文学批评家群体。他们以其坚守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批评事业，形成了与美国新批评派同时并存的纽约学派。详见拙文《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研究综述》，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②(21)(27)Terry A. Cooney, The Rise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Partisan Review and Its Circle, 1934-1945,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pp. 25-26, 263-264, 166.
    ③Editorial Statement(1937), in William Phillips ed., Partisan Review: The 5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85, p. 13.
    ④(29)William Phillips, The Statement of Criticism: New Criticism to Structuralism, in Partisan Review, 3(Autumn 1980), pp. 383, 374.
    ⑤威尔逊是纽约学派所直接效仿的前代文学批评家，对其文化批评的生成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因而在关于纽约学派的讨论中不可或缺。
    ⑥邵珊《走向文明的批评：现实与诗性之间——论埃·威尔逊的批评观》，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⑦索福克勒斯著，张竹明译《菲罗克忒忒斯》，选自《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2卷第613—716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涅奥普托勒摩斯在该剧中是阿基琉斯的小儿子。
    ⑧Edmund Wilson, The Wound and the Bow: Seven Studies in Literatur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41/1978, p. 240.
    ⑨Lewis M. Dabney, The Edmund Wilson Reader,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97, p. 423.
    ⑩Lionel Trilling, Art and Neurosis, in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 180.
    (11)Lionel Trilling, E. M. Foster, Norfolk, Connecticut: New Directions Books, 1943, pp. 165, 171-172.
    (12)(23)(25)(30)(31)A.卡静著，冯亦代译《现代美国文艺思潮》第522，8、523，581，528—530，584页，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版。
    (13)Philip Rahv and William Phillips, Recent Problems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Granville Hicks, et al eds., Proletarian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p. 368.
    (14)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杨仁敬、詹树魁、蔡甘露、甘文平主译《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八卷)·诗歌和文学批评：1940-1995年》第28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15)托·斯·艾略特《批评的功能》，选自李赋宁译注《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第6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6)Matthew Arnold,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in 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 Vol. 3, R. H. Super e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865/1962, p. 283.
    (17)Matthew Arnold, On Translating Homer, in 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 Vol. 1, R. H. Super e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p. 178.
    (18)Mark Krupnick, Lionel Trilling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Criticism, Evanston: Th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
    (19)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 eds., The New Partisan Read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3, p. vi.
    (20)(24)Alfred Kazi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Today, in Contempor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2, pp. 494-501；505, 496.
    (22)埃德蒙·威尔逊著，黄念欣译《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第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6)William Phillips, The Esthetic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in Partisan Review, 3(March 1938), p. 21.
    (28)Lionel Trilling, The Sense of the Past, in Partisan Review, 3(May-June 1942), pp. 230-231.
    (32)David A. Hollinger, Morris R. Cohen and the Scientific Ideal,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75, p. 59.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