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向全的长篇小说《大码头》以宏大的结构与广博的内容，着力描写重庆朝天门码头近半个世纪的人文沧桑。作家力图通过作品再现旧重庆昔年袍哥的生活，窥探军棍、地痞的险恶，管见现代商战的深邃，交织演绎着大码头的人文故事。这部沉重而苍凉的现实主义作品，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西部重镇的历史风云场景和独具码头特色的生活画卷，令人唏嘘慨叹。
    《大码头》以其独特的文字魅力使我情不自禁地步入作者精心设计的小说世界。无论在语言、细节处理上，还是在情节的发展、结构的编排和氛围的营造上，小说都很精到。神秘的历史感同小说的结构和叙述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人感觉似乎叙述者是在与读者阅读速度完全同步的状态下进行叙述的。
    小说以上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重庆码头生活为原型，以包括民国生活、土地革命、大炼钢铁、知青下乡以及武斗生活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历史上所发生的大事件为背景。作家“还原”历史真相，重拾逝去时光，寻觅历史逻辑结构中那些处于边缘状态的人生足迹，把受到历史阴影遮蔽的个体推向明处。与此同时，以自我对青春记忆的珍爱、追忆与自我剖析的方式，为这些内容带来了浓郁的个人化色彩。讲述纯属自己的故事，聆听生命的呢喃，呵护个体的成长，除去自己的阐释理解，悬置意义，让事物不经知识的整饬而呈现。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对话、行动和情节的转折、变化，似乎都具有某种暗示的意味，特别是“武斗”故事中的银竹、素芳、胡子、黑狗、钱高人等人与另一方在武斗中的对峙、搏斗，以及所凝聚成的个性面貌和群体肖像，更突出地显示了人在命运挑战面前的挣扎与顽强。然而，这其中既没有英雄和英雄意识，也没有神秘的宿命论，只有生活，只有一种真实的生命境遇。
    作者对武斗临战前的氛围做了细致描述：“天色已经黑尽，后院茂密的树林筛下斑驳的银光。他像一棵树似的立在银光下，一动不动。他的双肺像打开的扇面，轻轻地呼气与吸气，眼儿聚神地瞄着林间，聆听着微风吹拂树叶的沙沙声响。这个时候，他感觉身边突然涌起一丝温热的气息，那气息慢慢朝他袭来，却没有一丝脚步声。他继续呼气与吸气，那温热的气息越发浓烈，仿佛逼近身边了。他猛地转身，看见一双晶亮泛绿的眼睛。一匹狼，稳稳地立在面前，与他几步远相峙。”似乎只是如实的描述，分不出有什么言外之意，而叙述上的张弛急缓，又是如此顺理成章，丝毫不露雕凿的痕迹。
    小说写得洗练、平谨，既有忠实生活原态的“新写实主义”的笔致，又融入了暗示、象征等现代主义手法。通过日常生活中一个个小的“荒诞链”的连缀，组成了一个大的“荒诞链”，烘托了社会、人生的荒诞性。作者借武斗小将银竹声泪俱下的呼喊，控诉了荒诞岁月里畸形的码头生活与“文革”时期青年人青春情感和性爱心理的扭曲、畸变。在展示斗争残酷、尖锐、复杂和曲折的同时，作家把更多的情怀倾注在对严酷环境下的人性、人情光辉的礼赞上，体现出作者对笔下人物强烈的情感投入。
    作家在小说中叙述《大码头》故事，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诉说历史，通过形式转换达到对历史真实的有力触摸。从遥远的过去寻找讲述历史的话语，希望重构今天正在日益消失的个体与历史之间的想象关系。小说呈现的，是一幅对中国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的解构图景，使人感受到一种可以归属整个民族的悲怆与可叹，一种对中国的现实社会依然具有撞击力量的沉思。
    谢向全在这部逾40万字的作品中，关注现实疼痛、关注底层人物、关注青石板街上和吊脚楼里的码头工人、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境遇，表达出底层人民在生存中的疼痛和悲苦，以及他们无处不在的对疼痛的忍耐与热爱。作者在表现主人翁朱还山“垫背”之悲苦时有这样一段描写：“朱还山笑了，笑得狡黠、讹诈，声气仿佛从哭腔里发出，似笑非笑，似哭非哭。这个时候，谁也不敢正眼看他，无论是亲如手足的码头袍哥，还是满脸血污的麻老幺管事。等到怯怯嗤嗤的笑声被满脸的沟壑吞噬之后，被怒火中烧的眼泪润湿之后，他才号啕般吼叫出来：‘白干了！白——干——了！’”作家笔下的抒情不是大汗淋漓、大喊大叫，更不是煽情的哭啼，而是写作者面对写作的一种态度，是写作者面对历史、社会、现实的一种源于小说自身的疼痛，体现了作家对人的生命体验及种种人性、欲望的高度关注。
    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大量穿插运用重庆方言、土语，突出展现了重庆的地域文化。语言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非常重要，方言表达更富于质感，描摹口吻、神情毕见，更有一种可触摸的泥土之感，也更能营造出气韵生动的话语风格。方言的运用，显示了作者回归民间、回归传统的追求。此外，作者还运用歌谣、谚语、口语、俚语、乃至川江号子，来刻画人物性格，渲染故事氛围。谢向全长篇小说中的歌谣是传达人物心理活动和塑造人物性格的一种方式。比如，“出门望见桂花树/黄的黄来绿的绿/想给妹妹说句话/只是人生面不熟。/月亮弯弯像把梳/哥无妻子妹无夫/哥无妻子好凄凉/妹无夫来也孤独。/月亮弯弯像把梳/我约妹妹走江湖/高床锦被我不想/情愿和妹打地铺”。这首富有韵律感和诗意的巴渝歌谣，展现了苦难中的码头工人健康的精神世界。歌谣在作品中与情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共时性的多维叙述模式，也为情节提供了浓郁的民族和地域背景，强化了作品的民族个性，创造出兼有诗意抒情和叙事两种功能的小说模式。
    谢向全在《大码头》的叙事中加“注”这一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注”显然是作家针对文本解读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的一种有别于主体叙事的文字。注释是对民俗事象乃至文字、词语的补充说明，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小说的地方色彩和川江码头文化特色。作家巧妙地采用注释的方式，既解决了小说整体结构的协调问题，也为文本的阅读做了必要的补充，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码头小说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
    谢向全花了20余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为了收集资料、积累素材，他长时间与码头工人同吃同住，体验生活。近10年来，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谢向全对小说创作始终不弃不离、不辞劳苦。恰如迪亚娜夫人所说：“只有天生的艺术家，才能忍受成为一位艺术家所必须付出的艰苦劳动。”作家谢向全站在时代的高度鸟瞰历史，通过小说《大码头》对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描摹、细心的体察和敏锐的反映，他致力于追求小说本土化的艺术表达和小说叙事的民间原生态呈现，把对自己有感悟、有触动的历史内容充分发掘出来，贯穿在对民族传统与民间风情的观照之中，使小说表现出对个体生命力与民族精神的深切呼唤，成为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艺术文本。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