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讨论迟子建的作品时，总喜欢提到萧红，这大约因为她们共同来自黑龙江，都是属于那片黑土地的骄傲，当然，也因为她们艺术风格上的某些相似性。在迟子建初登文坛之时，她就已经被联想到萧红。戴锦华认为，她的《秧歌》书写了一如《生死场》那般沉重、艰辛的边地生活。
    随着迟子建文学作品的日益成熟，文学研究领域里关于萧红与迟子建之间比较的论文也成倍增长，研究者们不断地发掘着迟子建与萧红之间有联系的话题：都擅长以情动人，都追求小说散文化倾向；都喜欢童年岁月；都喜欢在一个母题内部不断开掘；作品中都有着某种带着露珠的轻盈；都受到萨满教的影响；写作中每时每刻都有黑土地和皑皑白雪的浸润……甚至还包括这两位小说家都喜欢用“空间”和“具象”的方式起名字，比如萧红的《生死场》《商市街》《呼兰河传》《后花园》，而迟子建也有《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等等。
    萧红和迟子建都喜欢在作品中讨论生和死，尤其喜欢将“生”与“死”并置书写。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迟子建将各种各样的离奇的死亡进行并置，同时，她也写了人的活着：无常、吊诡、卑微、无奈。某种程度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迟子建的“生死场”，与萧红的《生死场》不同在于，它的整体脉络是清晰的和透明的，而在萧红的《生死场》里，人如蝼蚁般死去，生死是很寻常的事，有如大自然的轮回一般。萧红书写的是人作为“物质层面”的“生死”，迟子建则讲述了人在“感受层面”上的“生死”。
    在萧红的世界里，人们对生和死的理解并不敏感，甚至很迟钝；但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不同，每一个死亡都令人震惊和触动——蒋百嫂在黑夜停电后凄厉地喊叫出我们这个时代埋在地下的疼痛；当“我”打开爱人留下的剃须刀盒，把这些胡须放进了河里，“我不想再让浸透着他血液的胡须囚禁在一个黑盒子中，囚禁在我的怀念中，让它们随着清流而去吧。”——情感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经络，个人情感和悲悯情怀相互交织，叙述人最终使自己的悲苦流进了一条悲悯的河，她咽下了自己的悲伤，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世界上所有的黑夜中，都有哭泣的人群，她只是其中一个。也正是在此处，迟子建和萧红在某个奇妙的高度上获得了共振：她们都放下了一己之悲欢，将目光放得辽远。
    对生死的不同认识表明，萧红和迟子建对世界的理解有很大差异。面对世界，萧红是“忍心”的，这一点与张爱玲很相似，从《生死场》开始，萧红的世界是“天地不仁”，即使是《呼兰河传》中写祖孙情与世间暖意，她也能在人间看到鬼魅，在繁华中看到荒凉，在盛景中看到末落。
    迟子建则执著于“人生有爱”、“人间有情”，她以丰沛的创作实践一直在书写“温暖”和“爱”。迟子建的世界里永远都有温暖烛照，即使是身处最卑微之处，她也要倔强地为读者和自己点起微火：迟子建以自己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使读者相信这里的美好；以自己对世界的良善理解使读者相信人间的温良。由此出发我们会看到，同样书写哈尔滨的生活，两个人对世界温度的表现差别很大：萧红笔下的哈尔滨寒冷彻骨、饥寒交迫；而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中，即使面对罕见的瘟疫，哈尔滨也是有温度的，人们坚忍生存，互相取暖，有情有义。
    从对“生死”、“冷暖”的敏感认识出发，萧红和迟子建相遇；也因为世界观的整体认知不同，两个作家又各自出发，各行各路，也各有各的精彩。这尤其体现在她们小说中共有的“放河灯”情节上。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最后，叙述人去“放河灯”，河灯里放着她的委屈、思念、爱情和祝福：“它一入水，先是在一个小小的旋涡处耸了耸身子，仿佛在与我做最后的告别，之后便悠然向下游漂荡而去。我将剃须刀放回原处，合上漆黑的外壳。虽然那里是没有光明的，但我觉得它不再是虚空和黑暗的，清流的月光和清风一定在里面荡漾着。我的心里不再有那种被遗弃的委屈和哀痛，在这个夜晚，天与地完美地衔接到了一起，我确信这清流上的河灯可以一路走到银河之中。”
    迟子建的放河灯里有深情、有祝愿，她看着河灯远去的视线，是从“这里”到“那里”，从“此岸”望向“彼岸”，由“人间”遥祝“天上”。而萧红的《呼兰河传》中放河灯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当河灯一放下来的时候，和尚为着庆祝鬼们的更生，打着鼓，叮咚地响；念着经，好像紧急符咒似的，表示着这一工夫可是千金一刻，且莫匆匆地让过，诸位男鬼女鬼，赶快托着灯去投生吧。……同时那河灯从上游拥拥挤挤，往下浮来了。浮得很慢，又镇静、又稳当，绝对的看不出来水里边会有鬼们来捉了它们去。……这灯一下来的时候，金忽忽的，亮通通的，又加上有千万人的观众，这举动实在是不小的。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
    完成《呼兰河传》时已经是1940年底，萧红的生命还有一年，她似乎是感受到了生命的大限。因而，这段放河灯里有对“人世”的留恋，更是对“世界”的离别，所以叙述人看“放河灯”的视角与迟子建正好相反：她是从“那里”看“这里”，从“天上”看“人间”， 从“彼岸”望“此岸”。她看到了人们看到的，也看到了人们没看到的——男鬼女鬼，人间好景。在萧红的这个世界里，是人鬼相杂，是天地不明，是生死不分，这样的叙述视角，构造了《呼兰河传》中独有的暧昧、复杂的基调：彼岸里有此在，生中有死，故乡里有异乡，繁华里有悲凉。看似相似，实则有大不同——萧红和迟子建之间的差异，是作家世界观和审美观的差异，它最终导致了作品内在肌理和艺术气象的迥然相异，也因此，萧红成为了萧红，迟子建成为了迟子建。
    萧红和迟子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萧红和迟子建之间是影响者与承继者的关系吗？萧红和迟子建之间谁写得更好？这是今天许多研究者们乐于讨论和分析的话题，一如今天很多人讨论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关系一样。也许大可不必如此。作家之间的承继恐怕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世界上哪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会永远走在他人身后？一个总是走在他人身后的作家又有哪个真的称得上优秀？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得有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把萧红和迟子建，看成世界上所有优秀作家之间应该具有的关系也许更为恰切。借用余华在分析作家与文学史的关系时所言，“两个各自独立的作家就像他们各自独立的地区，某一条精神之路使他们有了联结，他们已经相得益彰了。”又或者说，具有优秀传统的文学史就像迂回曲折的道路，两端都是方向，人们经过萧红之后，可能会来到迟子建的车站；反之，人们经过了迟子建后，同样也会回抵萧红。没有谁超越了谁，每个作家都生活在大量优秀的文学传统中，她/他们各自都会“人尽其才”，构建属于他/她们各自的天地。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