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问题在当下语境中关涉极广，业已形成了问题域。文学经典问题研究现状和前景如何？哪些问题是当下最重要，可成为今后研究走向？本论文即以此为目的展开讨论。
    一、文学经典问题域及形成
    问题域是所有科学研究均有现象。“所谓‘问题域’是指一门学科主要关注哪些问题”。①问题域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提问的范围、问题之间内在关系、问题走向、可能性空间等。问题域随问题走向而发生变化。我国文学经典问题讨论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外学术影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学经典遭受来自自由多元文化(liberal pluralism)的质疑，继而八十年代出现体制上的“经典之争”，出版了一系列论著等，译介我国之后拓宽了学者们的视野，启发了相应思考。另一个是我国具有悠久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的丰厚资源，当代学者需要解答如何继承文学遗产，惠及当代人们精神生活的问题。
    文学经典问题域形成过程中的事件和论争，以及问题的提出和形成大致如下。
    其一，一系列与文学经典相关的事件和论争。事件为标志，对文学经典理解的解放和拓展是深层原因。一系列事件和论争依次为：(1)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关于20世纪文学的讨论。(2)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1988年4期上联袂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正式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重写文学史”事件拉开序幕。(3)主要发生在90年代的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家重新排座次系列事件。该系列事件依次为：1994年北师大教授王一川在其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家重新排座次并引发了热议；1997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1996年版)和谢冕与孟繁华主编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1996年版)隆重推出；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起“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活动，最后由15位专家、学者讨论、投票选出100种图书，与以往教育界和文学界开出的经典性书目形成极大反差；整个90年代，金庸武侠小说得到了反复出版，发行量之大、读者之广堪称空前，金庸被迅速经典化。(4)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代文学研究界建构经典的潜流，目前尚在进行时。
    这些事件的逻辑关系为：20世纪文学的讨论，将影响广泛的百年来诸多作家和作品，从依附于社会政治历史概念的框架中移出来，放到人类通用的百年为世纪的自然时间框架中。自然引起重写文学史以及如何重写文学史的问题。“重写文学史”事件依此位移而提出，文学作品评价标准势必随之重新确定，文学经典于是成为问题。既有文学经典观念和评价标准被开放，在199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家重新排座次的系列事件中得到实际体现。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序言》和《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序言》均已解构了本质主义文学经典观念和标准：经典不代表神，而是一种对尽善尽美的追求。精神产品价值判断是多元的：自身繁复性；判断者自身的差异；文学史有意和无意的遗漏等都会造成判断的差异性。如何判定应由时间来裁决(北大版)。海天版编选原则为，经典是历史性的，没有永恒的经典；对于经典的确定有局限性，并且隐藏着个人趣味(海天版)。目前尚在进行当代文学研究界建构经典的潜流，也是以解构原有文学经典观念和标准为前提。总括以上论争与事件的深层思潮和文学观念为：文学经典是人为建构产物，不具绝对化本质。恰是有这些事件，我国文学理论界关于文学经典的性质，没有太多争议，即达成建构的基本共识。
    其二，文学经典问题与相关学科研究的结合，深化了文学经典建构特点的认识。并依其建构性质而置于文化研究视野之中。2003年以降为我国文学经典问题讨论最集中的时期。参与讨论的学者来自中国语言文学的各个学科。黄曼君从梳理和总结现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角度，发表了题为《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②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和延传》③两篇重要论文，从现当代文学学科出发阐述了文学经典建构性的理解。另有一些学者从经典化过程切入讨论。如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④；杨增和：《文学经典：跨时段的多维张力空间》⑤；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⑥；陈鸥帆：《效果历史与文学经典》⑦；王洁群、季水河：《公共性与文学经典的生存》⑧；邢建昌、范丽：《权力笼罩下的文学经典——从文学史、后殖民写作的角度看》⑨；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⑩等。上述讨论特别注意到了文化权利等因素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些思想回应和深化了荷兰学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1993年9月至10月北大的学术讲演中专门谈到中国经典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构成问题时的思想。当时，佛克马除了提出经典问题很重要之外，还提出文学经典形成具有外部和内部的复杂因素，外部因素发生变化时，文学经典地位也会发生变化。这是动态和辨证的思想方法。历史证明佛克马的演讲确实是“提醒了中国文人的‘经典’记忆”(11)。拓展至文化研究的视野自然引出经典化过程中更多原因的探讨。
    其三，文学经典被经典化的因素得到了更为综合性考察和探究，其外部原因和文本内部原因被置于更开阔的研究视野，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更为辩证。代表性论文，如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12)、《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13)等。童庆炳教授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因素，蕴涵“自律”问题；第(3)、(4)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涵“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决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可以忽略不计。童庆炳教授为代表的如上思想，应和了佛克马在北大演讲的另外一个思想，即佛克马认为，经典构成包括：文本的可得性(accessibility)和起到调节作用的认知动机。可得性的涵义是易接近、可亲的，容易影响的。即具有可读性；起到调节作用的认知动机，是指“如果在经典流传下来的知识和所需知识及非经典性文本中可得知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对经典的调整必然就会发生”(14)。
    其四，对文学经典概念等进行学术清理：文学经典概念的源流、文学经典观念发生及演变的过程及理论表述等。该研究突出资料性和知识性。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李玉平博士的《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学经典理论》(15)。他通过从英语词源学考察，区分出自于英文classic的文学经典Ⅰ和来自于英文canon的文学经典Ⅱ。“文学经典Ⅰ起源于古典学研究，其作品必然是古典作品，绝不可能是现代的作品。它强调普遍人性与文学经典的唯美性和永恒性。……文学经典Ⅰ的合法性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就当下感而言，古代之于现代有着或多或少的直接联系或有效性’”。“文学经典Ⅱ有着浓厚的宗教渊源。……文学经典Ⅱ是由特定的权威机构和人士，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意图，遴选出来的文学作品。不同于文学经典Ⅰ的以审美为中心的普世性，文学经典Ⅱ将文学经典政治化，彰显文学经典的建构性及其背后的权力斗争。……文学经典Ⅱ聚焦于文学经典之中和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凸显文学经典的社会、政治功能。经典化——权力的建构、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是文学经典Ⅱ的必要条件”(16)。此外，他还梳理和研究了文学经典的生成、功能、流变、拓宽和被消解等问题。他认为文学选集、中学乃至大学的教科书等都是文学经典生成的因素。“守卫文学传统”和“独创与典范”两个主要的功能。文学经典的被改写，以及文学经典的被使用是流变的主要表现。所谓拓展，则指文学经典范围发生了变化，处于变化之中，即西方的“打开经典”的含义，这一切均在社会文化条件下发生。
    至此文学经典问题域大致形成，其基本问题为：文学经典性质如何？文学经典被经典化需要哪些外部和内部因素：文学经典的生成、功能、流变、拓宽和被消解的因素及规律如何？由建构性逻辑地推导出：生成、功能、流变、拓宽和被消解均需内在根据。即童庆炳教授所说的(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两者互为因果：可阐释的空间是较高艺术价值之证明；较高艺术价值势必有宽阔的阐释空间。依此逻辑理论关注点自然倾向于文学经典内部。文学经典内部艺术价值分析、判断和评价的问题，自然成为文学经典问题域中的新问题。范畴的动态性特征呈现出来了。
    二、当下文学经典问题域的批评原则和标准问题及其困境
    文学经典艺术价值标准何在？标准是文学经典基本特征的外在表述。对此学者们认识清晰予以研究，基本共识为：文学经典的鉴别机制内部往往存在纵横两轴。纵轴是历时的衡量，衡量的依据包含了各种传统、规范、法则以及文学经典的现身说法。横轴是共时的，与周围的文化氛围相互呼应出。任何一部文学经典无不处于纵轴与横轴的交叉点上，文学经典的价值交给纵横两轴构成的坐标综合衡量。籍此共识前提，在纵横两轴的主从关系如何上却出现了分歧。一方(南帆)“更为重视横轴的衡量。纵轴仅仅显示了传统、规范停泊在什么地方；横轴显示了重新写出文学经典的动力，以及传统在什么地方被重新激活。横轴方向的内容是主动的，纵轴只能在横轴的带动之下延伸”(17)。另一方(赵毅衡)认为纵轴更为重要，“批评性经典重估，是在符号纵聚轴上的比较选择操作”。“批评家重估经典，是历史性的。没有历史认知，无法声称某作品可以跻身于经典之列。而以历史为尺度的比较，必须超越形式，今日与先前的作品艺术模式已经大变：小说的写法已经不同于《红楼梦》，戏剧不同于《牡丹亭》，诗歌不同于唐宋，因此批评比较，不得不依靠对艺术内在质量的洞察”(18)。笔者以为，其一，分歧是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根本问题在批评标准上的再次浮现。南帆说得很坦率：“我充分地意识到，赵毅衡与我的分歧超出了纵横两轴的理解差异而涉及更为深刻的问题。……赵毅衡似乎相信纵轴的起始之处高悬某种终极标准——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之所以如此重视纵轴。这种终极标准完整地昭示了永恒的价值，具有超越历史的不朽意义”(19)。其二，双方就批评标准的论述依然是在理论层面，依推导逻辑展开。其三，纵横轴哪个为主导的分歧，是现代与后现代理论范式之区别在文学经典标准问题的另一表现，脱离现代与后现代两种不同的“思考和感觉方式”的兼容思路，无法获得有效说明。可否改变推导逻辑转向从现象出发的工作方式，从思辨转换到具体行动？学者需要根据学术敏感和判断设计和提出学术价值的问题，此为问题域作为动态范畴的体现。
    三、文学经典问题域的新问题：文学经典重读
    笔者以为，可否转向从文学经验、接受主体、阅读行动出发的思路重新提出问题？借此，笔者提出文学经典重读问题。该问题含有若干子问题，本论文仅提出问题并不涉及具体问题和展开研究。下面先行讨论文学经典重读问题的涵义和可能性，即题解。分为四个方面。
    1.文学经典重读问题界定与概括
    文学经典重读问题，基于文学经典在理解和建构中存在的理解。以既有、既定文学经典为对象，以既往理论批评对其艺术特性理解为参照，立足于当今现代与后现代交融的文学理论视野，展开重读活动，重读侧重从文学经典艺术现象出发，重温、发现和创造文学经典的意义，重新总结文学经典的艺术特征。
    2.文学经典重读的目的
    讨论文学经典重读的目的，须先行确定重读主体。依据波兰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Roman Ingarden，1893-1970)的理解，“我们必须考察在以下两种阅读方式中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和认识，(1)出于研究目的的阅读；(2)以审美的态度完成的阅读。在这两种情况中，文学的艺术作品及其具体化不再是某种其他目的的工具而是成为读者的活动，尤其是他的意识活动的主要对象”(20)。阅读的行为是纯粹的读者的活动。阅读主体为：以审美的态度完成的阅读，是一般读者的普通阅读，产生审美经验。出于研究目的的阅读，属于“前审美认识”的范围，即文学经典重读相应有两种主体。一般读者和文学研究者。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一般读者会重读文学经典吗？可从历史事实和理论推导两个方面来回答。既然文学经典经过了诸如文学评奖、批评家的频繁引述和征引、人文教育通行教科书、进入文学史等诸多文本之外因素，使之被社会熟知化，即可说明人们在各种引导下阅读文学经典作品是历史事实。从理论来说，一般读者阅读文学经典是自觉自愿行为，依据主要来自人类学理解。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在借文学批评术语《叙事》认为，叙述的范围覆盖很广泛：既有生活中的叙述，也有文学叙述，而文学叙述又覆盖至小说、戏剧、史诗和叙事诗等。叙述就有故事。当我们将视点聚集在虚构叙事上面的时候，我们就面对文学叙事了，由此涉及故事。希利斯·米勒问了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故事？再给它加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一再需要‘同样’的故事？为什么我们总是不知足地需要更多的故事？”(21)他的回答可概言之：人们通过故事，可以从有节奏的形式中获得愉悦，可以通过模仿学习，学习可以获得愉悦。人类需要“同样”的故事来理解和巩固自己的经验，并在“同样”的故事所赋予的生命形式中得到证实。此外，“同样”的故事也含有以同样的方法复述很多故事的意思。这正是人类包含口头和书面在内的故事模式的涵义。他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也许我们总是需要更多的故事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故事从未令我们满意。一个故事，无论写得多么可信和有力，无论多么令人感动，也不能十全十美地完成它们应尽的功能。一个故事和每一次重讲或其变化形式总会留下某种不确定性或包含一个尚未阐明旨意的散漫的结尾……这种必然的不完美意味着没有故事能一次或一直完美地履行其整理和巩固的功能。所以我们需要另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再加一个故事，我们对故事的需求不会到顶，我们寻求满足愿望不会缓和”(22)。即故事让人们不断地需要故事：人类学的推导逻辑。将希利斯·米勒就人类为什么需要故事的三个问题的回答，置换为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经典，完全符合逻辑。叙事性文学经典则更具希利斯·米勒所说的故事功能。另一个论证来自卡尔维诺。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提出关于文学经典的几项定义中的1、2、4、5等几项也可以看作读者重读的基本原因。这些原因是：“(1)经典就是你经常听到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作品”；“(2)经典便是，对于那些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来说，构成其宝贵经验的作品；有些人则将这些经典保留到他们可以最佳欣赏它们的时机再阅读，对他们来说，这些作品仍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4)经典是每一次重读都像首次阅读时那样，让人有初识感觉之作品”；“(5)经典是初次阅读时让我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之作品”(23)。文学经典能够对人类有如许帮助，从人类本能看必将乐意重读。概而言之，一般读者重读文学经典，是为了自己的一种自觉自愿行为。
    笔者意在侧重讨论重读文学经典的另外一类主体即文学研究者的目的。身份已然确定了研究目的，具体研究目的可从两个方面看。其一，一切知识最原始产生均来自现象：研究者对现象的发现、提问、探索、分析乃至总结和归纳而成为知识。范畴是知识链条上的若干结点并依此存在。如将我国古代“滋味说”看作知识形态的范畴，即来自钟嵘、司空图、严羽等诗人对诗歌的“透彻之悟”、“妙悟”等而得到。当知识的范畴达到相当数量时，借助对相关范畴推导演绎，可能会使知识增加。但终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知识生产需要不时回到经验和现象。文学经典作为文学现象，重读作为经验，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重要途径。当初钟嵘仅提出了“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唐代的司空图则不仅认为诗歌在于“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进而提出“味”的更具体化的“咸酸之外”，“讽喻、抑扬、淳蓄、温雅，皆在其间矣”。宋代的严羽则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进一步提出：“兴趣”，“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回溯滋味说的理论链条，前后继承关系依赖诗人们反复重读前人优秀诗作妙悟之后的经验概括。其二，文学经典重读，是重温、发现乃至创造意义之途径。文学经典之为经典，意义凝聚是原因之一。人类是追求意义的理性动物。人意识到自己行为和所做的事情具有意义而感到满足。反之，人类无法忍受只有涵义没有意义的状态，以那种状态为荒诞。荒诞感是人的一种非人的感觉。“荒诞并不缺少直接的涵义(Meaning)内容，但唯其有涵义而终归无目的价值，故才荒诞。”(24)荒诞派戏剧的艺术机制，即显示了人只有涵义没有意义的惶惑与痛苦。出于本能人类避免荒诞执着追求意义。既有文学经典意义的理解和阐释即为重温。同时在后现代视野中，并不存在文本解释的边界，多样解释均具合理性。文学经典的意义不取决于作者，也不尽取决于文本，而取决于文本在当下对于读者的可能意义。即卡尔维诺文学经典定义的第六点：“经典是从未对读者穷尽其义的作品”所表述的意思。发现意义是文学研究者深化对文学经典特性认识的重要方面。即卡尔维诺关于文学经典定义的第八点：“经典是不断在其四周产生由评论所形成的尘云，却总是将粒子甩掉的作品。”(25)与发现意义相对应，在解构主义视域中，更注重阅读经典的创造意义功能。希利斯·米勒这样表述过：“在故事中我们整理或重新整理现有的经验，我们赋予经验一个形式和一个意义，……我们用小说研究、创造出人类生活的意义。那么，是创造意义还是揭示意义呢？”希利斯·米勒认为，揭示意义，“那就预示这个世界有这种或那种先在的秩序，而故事的任务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去模仿、复制或者准确地再现那种秩序。若是这样的话，对一个好故事的最高检验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事物的情形”。希利斯·米勒立足后现代视野，认为读故事是创造意义：“如果说是‘创造意义’，那就预示着世界自身并不能有序化，或者，无论如何，故事的社会和心理功能如行为语言学的理论家所称是‘述行性’的(performative)。……照此看来，可以说故事具有惊人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在于它是文化的准确的反应，而在于它是文化的创造者和谦逊的因而也更有效力的监察者”(26)。
    3.文学经典重读对象的确定
    所谓重读势必涉及何者为经典？即选取哪些作品作为文学经典来重读？从理论逻辑来说此问题无解。因为依然是何为文学经典本质的提问。笔者换一个思路，从既定事实出发：业已被经典化的作品：不去追究这些文学作品经由哪些因素被经典化的，即南帆教授在《文学经典、审美与文化权力博弈》中所说的“事实上，文学经典是在一系列的特殊待遇之中逐步被确立的”。这个看法并不排除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不排除文学经典被打造成经典文本内部根据。即童庆炳教授所说的文学经典的建构起码需要的六个要素中的(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其二，每种文体内被称为文学经典的作品，艺术成就有所差异。文学研究需要分辨它们的差异，以怎样标准分辨？这就又回到赵毅衡在《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中所说的“批评比较，不得不依靠对艺术内在质量的洞察”。南帆指出，这其实也还是需要一种标准，标准就会涉及横轴为主还是纵轴为主的分歧。笔者认为，如果以赵毅衡的“比较，比较，再比较”的看法，来对应于选择和确认经典，确有逻辑困难，如果依此看待既定文学经典，通过比较和分析，指出哪些更优秀则合乎逻辑。
    更为具体的选择是以文本现象的丰富与特异为优先选择和确定的条件。文学经典的基本特性是文本现象纷繁复杂，常常跃出理论描述和概括之外。文学经典特异现象是作家创造性表现，如果处于既有理论描述和概括范围之外，对于理论家来说是陌生和零散的，却恰是理论创新的机遇。回顾西方叙事学著作的产生，如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G. Genette)《叙事话语新叙述话语》就是通过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特异现象分析而成就的理论著作。热奈特说得很清楚：“我在此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分析方法，我必须承认在寻找特殊性时我发现了普遍性，在希望理论为评论服务时我不由自主地让评论为理论服务。”(27)
    以上仅论述文学经典重读问题的定义、合理性和可能性。具体解决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切入和研究方法等，则为复杂巨大的研究工程。
    四、后现代视野与文学经典重读
    文学经典重读问题，其本身就是现代与后现代相交叉时代的问题。也自然应该置于现代与后现代相交融的“思考和感觉的方式”。(这个思想借鉴了周宪的论文《文学理论范式：现代与后现代的转换》，该论文对于应超越于现代与后现代两分，并形成综合视野，及其综合视野的“思考和感觉的方式”有详细且有说服力的说明。)
    有如下几个方面需要再思考。其一，重读即表明确认，含有认定和继承之意。认定以其文本的存在、存在的合理性为前提，也就认定了文本有其艺术价值，读者通过重读，重温和发现之意义即来源于，这是现代性的逻辑。可是既然重读是回到现象并从经验出发，那么就意味着承认经验永远超越既有理论，从经验的路径向既有理论和定评提出挑战，是对既定艺术价值和意义的解构和怀疑，这是后现代性的逻辑。两者之间有张力。其二，在现代与后现代相交融的“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中，既有文本本体论，又有审美接受论，更有文学活动论的文学观念。因此，重读文学经典不是单向地理解文学经典文本，或者作家，或者读者和批评家。而是将重读看作是一种复杂的意向性活动。既有文本的根据，又有读者和研究者的意向性活动。这种意向性活动的结果是，读者和研究者将自己的愿望和理解加入对文本的解读中，所获得的意义(对于读者而言)和所获得的看法(对于研究者而言)是相对的。可能时而偏重审美方面时而偏重应对社会现实的意义和价值方面。文学经典的价值就这样在重读中持续地、波澜起伏地得到实现。其三，文学研究者的重读将发现特异现象并予以理论概括，那么“重读”之所获向上提升和抽象到何种程度？是否还应形成基本概念和规律性表述？后现代“思考和感觉的方式”可能会有自己的回答。笔者援引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看法来参照。即“搁置绝对真理，专注相对，在时代条件可能达到的程度上去认识、寻求狭理、时理，解决本国、当代问题”的辩证唯物史观指示的思想方法。(28)那么，重读的思想成果诉诸理论时，如果局限于某种概括程度，而不抽象为定律，是否更符合文学特性？提出这个问题来自笔者阅读钱钟书的疑问。仅以钱钟书《七缀集》中的七篇论文为例，如他的《诗可以怨》，仅对历史上诸多围绕“诗可以怨”说法、理解和分歧给予细致分析，最终并未进行理论形态的抽象，就将这些依然心得一样的看法摆在那里，如钱钟书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家，显然不会是忽略，终止继续抽象一定自有考虑。这是否如有学者所说：“我们的古人更有智慧。……对于文学本身却深知其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是‘无迹可求’、‘不可奏泊’的，于是，他们清醒地保持了缄默，只是谨慎地以诗话、词话和评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顾左右而言他地加以点拨和启发”。(29)其合理性是否也可从后现代思维的“从同一性逻辑相差异性逻辑的转变”走向得到印证。
    注释：
    ①黄娟：《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和问题域研究综述》，《哲学动态》2004年第5期。
    ②黄曼君：《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③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和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④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
    ⑤杨增和：《文学经典：跨时段的多维张力空间》，《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
    ⑥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⑦陈鸥帆：《效果历史与文学经典》，《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⑧王洁群、季水河：《公共性与文学经典的生存》，《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⑨邢建昌、范丽：《权力笼罩下的文学经典——从文学史、后殖民写作的角度看》，《当代文坛》2008年第2期。
    ⑩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11)金宏宇：《90年代的文学经典化之争》，《光明日报》1999年6月24日。
    (12)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13)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4)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大学术演讲丛书(3)，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15)(16)李玉平：《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学经典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1页。
    (17)(19)南帆：《文学经典、审美与文化权力博弈》，收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会暨“文艺转型与文论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12深圳。
    (18)赵毅衡：《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
    (20)茵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晓未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80页。
    (21)(22)《文学批评术语》，张京媛等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6页。
    (23)(25)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李桂蜜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9、1—9页。
    (24)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26)《文学批评术语》，张京媛等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27)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述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28)参见宋牮《悬理与真理》(四)，《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63期。
    (29)马大康：《文学活动的双重性与文论发展的多维性》收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会暨“文艺转型与文论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12深圳。

责任编辑：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