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42年为界，延安文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性特征。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史、文化史传递着一个严重的错误观念，以为延安文艺的繁荣是在1942年以后，事实上延安文艺的繁荣分为两个阶段，两种特征。
    1942年以前，一座陕北小城延安，四五万人口，出版报刊杂志60－70种，出版机构近10家，各类文艺团体大大小小数百个，专业作家、艺术家百余人，到处是歌声，时常有文艺演出，经常有美术展览，偶尔有街头朗诵诗会，不时还有与外界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窑洞门前，大学生辩论赛上，允许反方代表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战胜正方代表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日常生活中，允许干部批评群众，也允许群众批评干部，更允许文人们特立独行地徜徉着。社会生活中有矛盾有抱怨是常态，判断一个社会肌体健康与否的关键，是允许不允许人们对矛盾表示不满，有抱怨能够发泄，进而妥善化解矛盾，逐渐消弭抱怨。盛唐气象就是有理想，有抱负，能牢骚，能抱怨。1942年以后，延安只剩下两三种报刊杂志，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几乎全部归并起来，活跃的是秧歌剧，倡导的是作家艺术家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让文艺服务政治，甚至服务政策。两个阶段，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生态，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环境对于创造力与执行力追求，带来文学艺术创作的不同影响。
    一、延安文人，燃烧的火焰
    陕北有星辰，延安文人是明星。
    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后，丁玲、萧军、艾青、何其芳、柯仲平等一批作家先后到达延安，开启新的人生。不同于延安青年学生，他们都是某一领域的杰出人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带着各自生活方式特色，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延安，记录革命，思考未来，为延安火热的生活增添了炫目的光彩。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社会，“公家人”全民皆兵，老百姓被组织起来，闲散人员如“二流子”都被看管起来进行改造，所以社会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曾经在此生活过的人们，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这种境界。“我们住的窑洞的门，都是没有锁的，只由一个铁丝钩勾在里头。据说根本不用锁，只是怕夜里有狼进屋才钩住点。……人们外出时根本就用不着锁门，路上丢了东西也会有人送回来给你。”[1]翻检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经常可以看到报眼或边角处刊登的拾物招领启事，小到钢笔，大到骡马。
    1939年底，一对年轻夫妇蔡若虹、夏蕾，经过七个多月的辗转跋涉，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越南、重庆、西安等地，终于来到憧憬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啊延安，你从艰苦中找得乐观，你从劳动中夺取幸福，你从战斗中获得安乐与发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别的名称叫你，我只能称呼你是个‘赤脚天堂’！”[2]
    这些作家、诗人、艺术家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协)和稍后更名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延安分会(文抗)，以及鲁迅艺术学院，成为供给制生活下的职业作家、艺术家。“文协”、“文抗”也就成为现在全国“文联”、“作协”的前身。
    由艾思奇组织、毛泽东经常参加的“新哲学学会”，范文澜、吕振羽主持的“中国历史问题讨论会”，萧军筹建的“鲁迅研究会”，萧三负责的“文化俱乐部”，以及“延安诗会”(艾青主持)、“延安评剧院”(张庚主持)、“鲁艺平剧团”(阿甲主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江丰主持)，等等，都非常活跃，活动不断。据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报刊有近70种之多，其中报纸23种，刊物48种。这些报刊主要出现在1942年整风运动前的延安。
    创刊不久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奖励自由研究》(1941年6月7日)、《欢迎科学艺术人才》(6月10日)、《提倡自然科学》(6月12日)、《努力开展文艺运动》(8月3日)，等等，详细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视的”，并将“奖励自由研究”一项写入中共边区中央局5月1日颁布的施政纲领里。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同时也不否认，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只要他们能认真进行自己的研究，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正视现实的问题，他们就能够对于真理的发现有所贡献”。[3]
    敢于提意见，特别是提出批评意见，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自信和革命队伍的信任。有了这种自信和信任，才会有开放的胸怀，自由宽松的环境，积极进取的精神。
    延安马列学院被称为当时延安最高学府，张闻天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身份，再兼任马列学院院长，主张自由辩论的教学方式。每次课程由教师主讲后，都安排学员讨论，鼓励大家联系实际，开拓思路。谁也不怕说错了话，彼此之间不扣帽子，更不记账。各班组各年级之间还经常举办辩论会，在平房门前，摆上一张桌子就讲演开了。有讲正面意见的，有讲反面话当“反派”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先后辩论的话题有：抗日战争是持久论还是速胜论；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还是假老虎；统一战线能否长久不变；希特勒是真才能还是假才能，等等。据当时经历者回忆，争论得十分激烈，时而引起哄笑，问题愈辩愈明，把模糊的思想认识都摆出来解决。“那种畅所欲言，敢于暴露思想，虚心探讨，相互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给了我难忘的印象。”[4]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5月2日第一次会上发表讲话(即后来整理成文的《序言》部分)，引起与会代表或赞成，或附和，或反对的不同声音，在5月16日第二次会和23日第三次会上都有激烈争论。毛泽东全程参加会议，认真听取代表们发言，包括批评和反对意见，到第三次会议下半场才一一作答，并且自拟为这次讲话是代表们出题目，让他来交答卷。
    对别人的宽容，本质上是出于对自己的自信。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为了征询文艺界意见，先后拜访或约见很多文艺家谈话。时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塞克，才大气粗，性格刚直，接到毛泽东约请通知后，竟然提出条件：“有拿枪的站岗我不去！”[5]
    在其他同志的劝导下，塞克还是应约去了。走到杨家岭，他发现沿路岗哨全撤了，很远就看见毛泽东已经站在窑洞外等候了。那天他们谈了四五个小时，毛泽东还留他一起共进午餐。后来，他感到惭愧，不该那么怪异嚣张。
    延安整风运动后，这些驻会作家、艺术家们纷纷离开窑洞，打起背包，深入乡村、工厂，组织开展群众性的革命秧歌运动，开创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新篇章。
    二、歌声舞步，浪漫的节拍
    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曾经是一座歌城，一座诗城，一座激荡着革命艺术巨浪的海洋。
    千百万个知识青年和延安文人作为叛逆者、逃亡者和追求者聚集延安时，供给制和军事化的组织生活是从社会存在形态上将他们融合为一个集体，而集体歌咏和其他文艺活动则是从意识存在形态上将他们化合成一个情绪、意志和精神整体。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工农兵，大生产，共产党，新中国，成了他们反复咏唱的集体情绪和意志，汇成了圣地延安革命理想滚滚精神洪流，集体歌咏的海洋。
    据吴伯箫回忆，“延安唱歌，成为一种风气。部队里唱歌，学校里唱歌，工厂、农村、机关里也唱歌。每逢开会，各路队伍都是踏着歌走来，踏着歌回去。往往开会以前唱歌，休息的时候还是唱歌。没有歌声的集会几乎是没有的……在延安，大家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为什么不随时随地集体地、大声地歌唱呢？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合，互相鼓舞着唱，互相竞赛着唱。有时简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歌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唱，联唱，轮唱，使你辨不清头尾，摸不到边际。那才叫尽情的歌唱哩。”[6]
    延安轰轰烈烈的歌咏活动和朗诵诗运动，唤醒民众，激发抗日救亡的热情和信心。革命文艺成为传递一种思想，一种语言，一种号令的有效载体。
    1938年11月，冼星海到延安，积极投身集体歌咏活动，创作并指挥《生产大合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等充分表现时代情绪和民族精神的经典作品，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高音，使延安集体歌咏达到高潮。“酸枣刺”、“二月里来好风光”，《生产大合唱》把整风运动前的一场农业生产运动变成歌声的海洋。
    冼星海是所谓“延安四大怪人”之一。塞克长发披肩，才大气粗；萧军独来独往，狂放不羁；王实味暴躁尖刻，激烈犯上；冼星海半是玩笑半是真地宣言：保证我吃糖，否则一行也写不出来。①《黄河大合唱》就是他在桥儿沟东山鲁艺教师宿舍的窑洞里，花费六天六夜时间，一手抓白糖，一手奋笔疾书而成。时代选择了他，宠爱着他；他激荡着时代，升华了自己。
    1940年，冼星海接受任务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不料竟一去不返，客死他乡。冼星海走后，虽然不断地有其他大合唱组曲及歌曲产生，但延安开始了一个歌声消歇的时期。待歌声又起时，已是歌舞并作的新秧歌了。
    与延安歌声相随的是朗诵诗运动、戏剧演出热潮和交际舞活动。
    1938年8月7日，以柯仲平、林山为代表的“战歌社”，与田间、邵子南为代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联合发表《街头诗运动宣言》：“我们展开这一大众街头诗歌(包括墙头诗)的运动，不用说，目的不但在利用诗歌作战斗的武器，同时也就是要使诗歌走到真正的大众化的道路上去。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呵，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地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7]他们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出诗歌墙报，四处张贴散发油印诗歌传单。
    鲁艺作为专门培养文学艺术人才的高等院校，自1938的4月创办后，经过几年的实践，到1940、1941年，逐步建立正规学制，走上正规化、专门化办学道路，并影响这个时期的延安文艺生活。戏剧音乐系帮助推动了整个延安戏剧活动向演“大戏”方向发展。《日出》、《雷雨》、《钦差大臣》、《蜕变》、《李秀成之死》、《望江亭》、《法门寺》等中外戏剧名作先后在延安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一个思想开明，文化活跃的时代，文学艺术不仅仅是文艺家的事业，文学青年的追求，而且还被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所喜爱。667个爱好文艺的青年组织成85个文艺小组，遍布在包括机关、学校、团体、工厂和部队等54个单位中。②他们中有工人、战士、学生和公务员这些各样的人们。
    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前100期，发表文艺创作的作者有65人，发表译作的作者有14人，共计79人。其中，有30几位是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而所有这些都涌现在10个月时间的延安一地，不能不说，这是高峰，因为有群山簇拥；这是红花，因为有绿叶扶持。
    1942年前，延安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是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别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在舞场上，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
    三、整风运动，精神的洗礼
    叛逆者与逃亡者的身份，战争环境与地理位置，生活供给制与组织军事化，延安文人与政党政治有了脱不开的关系。
    延安整风运动中作为批判对象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和党八股，帽子下面都是有具体人物所指的，比如教条主义代表是王明、博古，本本主义代表是洛甫(张闻天)、凯丰，经验主义代表是周恩来、朱德，党八股是机关行文的官僚习气。1941年9月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王明称病不出，洛甫带队到晋陕农村调研，其他人都照单认账，斗争难以继续。1942年“四三决定”才将整风运动普遍扩大到所有机关单位，特别是知识分子都要参加，人人过关。
    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形式上轻松活泼，发言自由，争论激烈，不打棍子，不扣帽子。随后，形势急转，文艺论争演变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6月中央研究院主持开展批判王实味的斗争，7月“抢救运动”，急风暴雨，洪流滚滚，顺之者生，逆之者亡。一切“温暖”、“友爱”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必须代之以革命原则下的“无产阶级的感情”。[8]割下带血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继之以劳动的汗水去冲洗，斗争的火焰去烤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碘酒去擦拭，才能慢慢地疤痕全消，重做新人。随着整风运动向审干抢救运动的进一步推进，一年后的10月19日，《解放日报》正式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迅速被上升到政治立场、斗争态度的高度，要求以此统一思想，整肃文艺队伍。
    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的陈荒煤回忆，他“在思想上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关于“作家为什么要改造世界观”，因为“他们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的论述，使他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站在这样的理论高度来阐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不进行世界观改造的危险，这确是我没有认识到的。经过整风，深挖思想，我也真诚地意识到，我这个‘左翼作家’还不能算是无产阶级的，只能称之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9]自认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多少还有点“革命的”辉光荣耀，加之老友周扬关照，思想虽受震动，运动过关是不难的。
    整风运动中，初学写诗的年轻人闻捷被罚做杂活。一天，他吆着牲口去延安城南门外市场买东西，在边区政府门口碰见熟人柯仲平，他感到“很尴尬”，“不知往哪条缝里钻好”[10]。整风运动前，柯仲平是延安朗诵诗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闻捷在年龄上属于小字辈，对老柯充满着敬意。现在，这位年轻人在政治运动中被劳动改造，他觉得有口难言，绝非诗歌可以表达。
    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斗争越来越激烈，科技学习、理论学习一概停止，直至四三年末的整个半年中，完全在‘抢救’运动中成天反复斗争，一般说来连自学也不可能了”。[11]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极端现象，“如不‘坦白交待’，马上拉出去枪毙”，审讯逼供，上吊自杀，跳崖自杀，跳井自杀，吞火柴自杀，吞图钉自杀，“准备去当和尚”[12]，不一而足。置身生死威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冷漠了。往日延河岸边的歌声消歇了，薄暮黄昏一对对年轻伴侣漫步的倩影不见了。
    整风审干抢救运动过后，延安文艺一度萧条，几乎所有报纸杂志都停办了，只留下《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和特供内部高层领导的《参考消息》。延安文人一时失语，不再喧哗。《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取消“文艺”副刊，改为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文艺栏后，出现严重稿荒，连续刊登“征稿启事”，毛泽东亲自出面，协调解决这个文章断炊问题，甚至直接拟订详细的“征稿办法”，规定“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江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13]任务到人，责任到人，既有数量定额，又要思想把关，质量监控，可谓思虑缜密矣。随后，中央办公厅设宴招待上述文人，毛泽东出场，杯酒之间征集文章，是客气人情，也是任务命令。不该写的写了是不对，该写的不写也不对。
    四、生产劳动，时代的荣光
    1943年，延安文人普遍下农村，进工厂，到军营，参加大生产运动。劳动成为一个时代的文艺主题，审美倾向。
    用体力劳动代替精神思考，手提肩扛，摩顶放踵，四肢不停，行为动作可以充斥心灵空间；生产纺纱，劳累汗水，成绩收获可以挤占一个文人的全部心思。当一辆纺车放在陈学昭面前，她简直感到了一种类似失望的心情：“这样原始的工具！”从不耐烦、轻视、害怕、抱怨，终于“很耐心地”坐在纺车旁边纺起纱来了。“在纺纱中，我学到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这是除了共产党的书报上，古今中外的书本上都没有的，他(它)教你耐心，教你不要主观，要切切实实；你要偷巧也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今天第一天去纺就纺出匀细净洁的头等线来，你不可能一步登天；必得耐心地，加上时间和精神，好好地纺，从一根一根的纱里得到进步，得到技术的提高。这就是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教我们学习的，老老实实的学问，实践的学问。”[14]
    延安自然科学院自1944年1月开始，组织师生从事生产劳动。有一部分人离开学校去种菜，种棉花，校部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一部分身体不好的在家纺线。“这实际还是审干运动的继续，搞‘劳动改造’。”当时参加者回忆说：“我们在生产中劳动很紧张，没有休过星期天，每天天不亮即到地里劳动，落日才归，风雨无阻，什么课也没有上，只是晚上看看报纸。”[15]彻底改造的决心，长期生产的准备，不断劳作的过程，慢慢地消磨掉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心理自尊，就能体验到毛泽东论证过的“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③的境界。
    鲁艺对于被审查出来的“特务”或“特嫌分子”，拒不坦白者大多数被送进边区保安处关进“黑窑”或中央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临时看守所，主动坦白或经“规劝”“抢救”而坦白者，大多数被安排调进“工农合”，即鲁艺工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些同志在讨论康生同志的报告时很愤慨，说这里是劳动营、集中营，和国民党一样。当然这种话是过火的，但是‘工农合’在客观上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不可否认，‘工农合’在鲁艺生产任务的完成上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对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锻炼亦有某些作用。”[16]很显然，这种“工农合”正是二十余年后各级各类“五七干校”的前身。
    整风抢救清洁精神，生产劳动能改造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经过清洁与改造，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的共产主义者。
    1943年2月15日，诗人艾青来到吴家枣园找到劳动英雄吴满有，并住了一夜，将长诗《吴满有》念给这位老年的农民听。“我坐在他身边，慢慢的，一句一句，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以便随时记下来加以修改。……直到我问他‘还有没有意见？’他说：‘没有意见了。几十年的事，被你一下写光了。’我的朗诵才算结束。”[17]几经修改，经过吴满有认可后的长诗共九章，在《解放日报》第四版上以整版的篇幅发表。1945年1月，边区群英大会给奖典礼，艾青被授予“甲等模范文化工作者”，获奖金5万元及边区政府奖状。
    丁玲此间停止了一切文学创作，只有重大纪念日的纪念文章和通讯报道偶尔见诸报端。她“又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同老乡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学习柯仲平、马健翎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经验，还采访了许多先进人物”[18]1944年7月1日，毛泽东致信丁玲与欧阳山，为丁玲的一篇介绍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人员的文章《田保霖》所表现出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何其芳1944年4月被安排到重庆作文艺界调查工作，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1945年初回延安，8月再去重庆，至1947年3月调往延安任朱德秘书。1948年1月到河北平山县农村参加土改。
    刘芝明撰文认为，“虎和狮子是封建统治意识形象化的典型，它的威风是封建威风的形象，它的膂力是封建势力的形象，它行走起来是一阵寒风扫败叶，这就形象封建统治的普遍与严酷”。“马是比较进步的交通工具，也是进步的战争工具，因之，它是代表‘文明’的，而虎与狮则是表示一种更原始更野蛮的工具。”[19]能对虎、狮与马作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分，那么，对春花秋月，青山绿水，草木虫鱼，世间万物作出革命与不革命的是非二分法裁决，也就成了理所当然。文艺创作上题材决定论呼之欲出，审美风格上孔武强壮、刚毅硬朗成为必然趋势。
    延安文人由劳心者变成劳力者，知识分子概念发生根本改变。小资产阶级思想被清除后，个人主义，温情主义，自我意识，自由精神都在“小我”的灭亡中葬送了，汇入“大我”集体中的是会识字的人民群众之一分子。文字仅仅是一种工具，知识分子成为善操此工具之劳力者。相应地，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文学艺术家就是掌握了语言文字技巧的工人阶级一分子。
    延安整风运动为了提高革命队伍的团队执行力，进行统一思想，统一步伐，进而思想纯洁，组织纯洁，改造人生，改造社会，对于习惯自由散漫，崇尚特立独行的文化人，是触动心灵深处的思想革命。没有这场心灵深处的思想革命，就不可能促成“拿枪杆子”和“拿笔杆子”的两支革命队伍的密切配合，相互策应，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
    此一时，彼一时。战争与和平的历史阶段性演进中，相对安宁的阶段是极其宝贵的发展机遇期。如果说执行力是战争时期的决定性力量，那么创造力就是发展时期的决定性力量，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创造力依托生命个体，源于每个人的生命自觉，人生价值实现。所以，人才需要培养，激励，天才更需要呵护，包容。锻造执行力，是把各式各样的材料打磨成规格大小统一的砖头。激发创造力，是恰恰相反的举动。
    收稿日期：2012－03－10
    注释：
    ①参见戴晴著《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假使冼星海说的是吃“糖”，倒是与光未然的回忆相印证了。另外，艾青等人《〈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见延安《文艺月报》第8期，1941年8月)中说：“据书载(什么书记不清了)俄国作家柴霍甫创作的时候，总要喝鸡汤(当然喝鸡汤吃肉的不一定就能写出像柴霍甫那样的作品来)，不然就写不出，还听说延安有位知名的学者，也有着柴霍甫同样的毛病。”不知是否张冠“冼”戴了。
    ②见叶澜《文艺活动在延安》，新华日报，1941年9月12日。一说成立文艺小组的单位是45个。见雷加《七次巡回座谈会底经过与检讨》，文艺月报，1941年第4期。
    ③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文中“大小资产阶级”改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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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