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知识生产成果丰硕的世纪。
    迄今为止，人们发明了很多的说法来描述这个世纪。诸多表述中，也许波兰尼说法最为传神，一个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大转型)的世纪。尽管波兰尼的这个说法是描述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社会文化的变革，但用来描述20世纪似乎更贴切。①“大转型”几乎发生在任何一个领域。从核武器到登月飞船，从信息社会到风险社会，我们既是这个转型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同时也是它的反思者和旁观者。用马克思的形象描述来说明很是贴切，“一切古老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②纷至沓来的各种新知识、新概念、新思想和新学派争奇斗艳，蔚为大观。
    在20世纪众多知识生产领域中，文学理论毫无疑问是一个“大转型”的典范。作为这个世纪最为活跃、最丰产的知识领域，它一方面创造出了数量空前的理论和观念，另一方面其知识形态本身也经历“大转型”。在20世纪这个舞台，各种文学理论走马灯似地登场和收场，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戏剧。当这个百年大戏落幕角儿们离去时，作为观众，我们则免不了开始思索和回味，这些戏在哪些地方打动我们？哪些场景让人震惊？它们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值得记忆的精神遗产呢？
    现代范式的建构与解构
    在20世纪思想纷争和知识创新中，文学理论无疑扮演了“思想旗手”的角色。对当代社会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观念、知识和问题，有不少是在文学理论中率先被提出来的，经过广泛讨论影响到其他知识领域。从审美观念到语言学和符号学，从身份认同到全球化文化，从颠覆经典到意识形态争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等等，诸多的开风气之先的观念和问题，萌发于文学理论并结出累累硕果。文学理论像是一个穿越边界的不安分者，不断地突破自身的边界越入其他知识领域，从文化研究到社会理论，从艺术史到哲学，从教育学到心理学等，文学理论的观念生产和方法论创新对很多领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我们有理由说，许多文学理论的问题超越了文学而触及到社会文化层面。
    百年文学理论的突进，始终伴随着现代性的主旋律。虽说文学理论古已有之，但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理论，却是19世纪下半叶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它与19世纪下半叶现代大学体制和文学体制的建构有密切关联。③如果我们从世纪百年的长时段来考量，按照目前学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可以把文学理论的流变区分为现代和后现代两个阶段；或者采用另一种说法，区分为盛期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阶段。两者之间的时间分界出现在1960年代。当然，任何分期都会引起争议，所以紧接着必须说明两点。其一，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代文学理论的消失，知识的发展从来是积累性的，两种理论在1960年以后处于相互纠缠的复杂状态；其二，由于两种理论或观念同时并存，这就引发了剑拔弩张的争议论辩，双方相互批判的硝烟一直弥漫在文学理论界。这一论争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它不但是对文学实践现代向后现代嬗变的一种理论回应，同时也反映出文学理论界本身不同范式之间的争议。
    至此，我们触及了两组相关概念：一组是时间分期上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另一组是文学理论及其范式。
    关于现代性，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霍尔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层面展开互动的过程。政治层面出现了现代主权与合法化的民族国家，经济层面出现了货币化的交换经济，社会层面则是劳动和性别的动态社会分工，而文化层面形成了以个人化和理性冲动的世俗文化。④吉登斯则把现代性简洁地界定为17世纪以来源于西方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⑤维尔默的界说则侧重于认知层面，他认为现代性就是一个具有“认知、审美和伦理”意义的新视域，⑥透过这些新视域，现代主体摆脱了传统观念束缚，开辟了新世界。其实，社会变化必然导致观念转型，反之亦然，观念的转型必然推动了社会变迁，两者之间是一种主客观互动关系。福柯关于现代性的解释更精辟，他提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⑦
    我认为，这一方式基本特征体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基本观念。作为现代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从根本上完成了现代性的观念和价值的建构。汉密尔顿把启蒙精神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
    1)理性——理性和合理性是建构知识的基本方式，它以经验和实验来加以调整；
    2)经验主义——有关自然和社会的一切思想和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的事实、事物和人类基础之上的，这些都是通过感官来理解的；
    3)科学——基于实验方法的科学知识之观念；
    4)普遍主义——理性和科学可以运用于任何情境，其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
    5)进步——人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状况可以通过运用科学和理性而得到不断的改进，其结果是实现不断增长的快乐和幸福；
    6)个人主义——个体是一切认识和行动的出发点，社会是更多个体思想和行动的总和；
    7)宽容——人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尽管存在着宗教和道德信念的差异，因此其他种族文明的信仰并不比欧洲基督教落后；
    8)自由——抵制对如下活动所施加的封建的和传统的限制，即信仰、贸易、交往、社会关系、性以及财产所有；
    9)人性的一致性——人性的基本特征在任何地方总是一样的；
    10)世俗主义——反对传统宗教权威，强调摆脱宗教正统的世俗知识。⑧
    历史地看，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都深刻地受制于这些观念。
    其实，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家族，至少有四个概念错综纠结，即现代性、现代、现代化和现代主义等。⑨简单地说，现代是指一个历史分期概念，它与传统相对应；现代化则是指广泛的社会过程，从工业革命到市场经济，从现代民族国家到各种分工等，也就是霍尔所描述的四个方面的互动过程；而现代主义的含义则更为具体，它确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发生在西方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这几个家族相似的概念中，现代性是核心，因为它凝聚了现代时期、社会现代化和现代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更加辩证地来看现代性这个概念，不妨将它既视为一个具有历史分期性的概念，即与传统性相对；同时，我们又把它看做是一种彰显现代特点的“思考和感觉方式”。这样，作为历史分期概念的现代性，便与作为思考方式的现代性关联起来了。现代性概念既是指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又指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并有力影响了这一进程的“思考和感觉方式”，更具体地说，它反映为启蒙精神的十大观念。同理，假如我们以这样的观念来看后现代性，那么，后现代性一方面是指西方60年以来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定历史时期，同时也指一种有别于现代性的另类“思考和感觉方式”。与现代性的家族概念相仿，后现代性也和一系列的相关概念错综纠结，诸如后现代、后现代主义等。
    作为一种“思考和感觉方式”，后现代性哪些方面有别于现代性呢？关于后现代性的特征，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描述和解说，在我看来，伊格尔顿的界说言简意赅。他坚信后现代的基本特征就是避开绝对价值、总体性和宏大理论，所以它是怀疑论的、开放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论的，它赞美分裂而不是协调，破碎而不是整体，异质而不是单一。一言以蔽之，后现代倡导一种对总体性的政治信条和权力进行批判。⑩从某种程度上说，后现代性在就是对现代性的质疑或反叛，或者说就是对启蒙精神的十大观念的质疑甚至颠覆。利奥塔通过对科学知识转型的分析，指出了后现代就是从启蒙运动那些包罗万象的宏大叙事，向不可通约的小叙事的转变。(11)威尔什则认为，后现代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就是，一切围绕着一个太阳旋转的古老模式已经不再有效，即使是真理、整一、人性、理性，也是多元的。(12)卡弘则把后现代思想的核心概括为五个方面，那就是对在场概念的批判，否定本原概念，拒斥统一性，拒绝任何先验标准，参照他性来思考等。(13)在我看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最关键的差别就在于，现代性追求一种统一性和确定性的宏大叙事，比如汉密尔顿所总结的启蒙精神十大观念，就是追求普遍有效的典型宏大叙事。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则反其道而行之，它有力地撼动了这些宏大叙事的普遍有效性，更加关注小叙事或地方性叙事的差异性，更关注各种形式的不确定性。
    接下来，我们从作为历史分期的现代和后现代概念入手，转向对两者截然不同的“思考和感觉方式”的解析，这一分析就涉及第二组概念——理论和范式。我们知道，理论是一个用途广泛的术语，它泛指我们对任何事物或现象抽象的或思辨的分析和阐释。但是，理论在今天已经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涵义，它既可以是指与实践行为相对应的思考解析，也可以是指特定领域内由命题、概念和论证所构成的知识话语；它既可以描述一个特定的思想流派的分析路径，诸如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也可以是总体上作为人文学科知识形态的系统概念。今天，如何进行理论生产显然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以至于“做理论”这个概念流行起来。伊瑟尔在其《如何做理论》(How to Do Theory)一书中写道：
    文学理论是新近时期的产物。二战之后它开始崭露头角，并对文本的阐释这个人文科学的主要关注对象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理论变得不可或缺，这一情况出现在文学研究的关键时刻。……很明显，那些历史悠久的艺术批评方法已经无法应对现代性，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批评历史的转变。
    ……结果，理论发现要处理的并不是艺术，而是其他一系列的问题，诸如作品的语言和结构、它所传达的信息、它的符号关系的组织方式、它的不同展现模式以及这些模式间的相互交流、对其语境现实的干预、文本的加工和接受，以及对作品固有假设的揭示。(14)
    在这段话里，伊瑟尔描述了三个问题，第一，理论的重要性以及它兴起的原因；第二，理论的发展，尤其是文学理论，是晚近发生的事情，因为古老的批评方法已经失效；第三，理论所面对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进入到更加深广社会、历史和文化领域。也许正是因为理论的这个功能，所以它对当下很多学科和知识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人们注意到社会文化在20世纪处于“大转型”之中时，关心理论的人也同样注意到，理论本身也处在急剧变动的“大转型”中。模仿马克思的说法，可以说文学理论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20世纪的文学理论大戏如同走马灯，一个派别接着一个派别，一种理论接着一种理论。这些变化着的学派和理论中，重要的并不是其称谓或人名，而是其内在的观念、方法和价值。因此，理论的分析不可避免地触及另一个重要概念——范式。范式在今天是一个使用频繁的术语，库恩对这个概念的界定有助于我们对它的理解。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发展总是在特定学科门类之下展开的，特定学科是由一群特定的学者所构成的，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家共同体。库恩发现，科学研究有赖于一个科学家共同体，共同体的运作又有赖于共同体所共有和共享的学科规范，他称之为“范式”(paradigm)：“一个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15)它包括四个层面：第一是符号概括；第二是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第三是价值；最后是各组范例。(16)前三者是“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最后一个方面则是“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7)这就意味着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共享这些范式的基本元素，他们是依照相同的规则来从事科学研究的。
    库恩的范式论分析的是自然科学，而福柯对现代性“思考和感觉方式”的讨论则偏向于哲学和思想史，两种理论看起来相距甚远，但仔细想来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更进一步，当我们解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思想特征时，似乎都与库恩用范式所描述的四个层面密切相关。我以为，无论是汉密尔顿所描述的启蒙精神十大观念，还是伊格尔顿所分析的后现代特征，都可以看作库恩所说的形而上学和价值观的具体化，此乃是范式之核心，它制约着符号概括和研究范例。所以说，理论范式有两个相互交织又彼此有别的层面：范式的观念层和技术层。前者是指某一理论最基本观念和信念，后者是指前者落实到研究过程中的技术路径或操作方法，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和指导性的作用，后者对前者则有完善和具体化的功能。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揭橥了现代/后现代，理论/范式这两组概念的相关性了。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这种相关性，或者说，思考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演变的逻辑，其焦点就在于文学理论的现代与后现代的范式转型和冲突。进一步，要具体说明文学理论范式的演变，如果不用传统的聚焦理论学派的分析方法，而是从整体上来考量，一种有效的路径是侧重于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透过基本问题来解析文学理论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范式转型。所谓基本问题，从横向看，这些问题在当代文学理论中具有显著的涵盖性和贯通性，它们像一些核心“节点”，建构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面貌和主要趋向；从纵向看，这些问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是文学理论中带有基础性和关键性的问题，对它们的研究决定了文学理论的基本格局、发展方向和思潮学派。诚然，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讨论，不应简单地置于一个逻辑的、抽象的“真空状态”，而是具体地还原到它们发生的历史语境之中，正是在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历史语境中，对基本问题的价值观念和形而上学发生了转变。
    以下我将围绕着九个基本问题展开讨论，我认为它们在20世纪文学理论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中最为重要，影响最深远。
    基本问题与范式转换
    现代和后现代的理论范式所以具有不同的理念和方法，究其根本，就是在基本问题研究中的概念、形而上观念、价值等方面的转变，亦即对基本问题的“思考和感觉方式”的转变。以下九个基本问题在“思考和感觉方式”上的转型，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理论现代和后现代范式的嬗变。
    第一，从知识形态上看，有一个从文学理论向理论(以及后理论)的转型。
    从文学理论向理论的演变，可以说就是现代范式向后现代范式的一个缩影。文学理论着眼于有关文学的理论，因而突出了文学自身的自主性、文学性和审美层面，文学的技巧、风格、修辞、形式等层面被凸现出来。可以说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形态是在一个分化性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边界和对象，进而有别于其他知识系统。从文学理论向理论的迁移，表面上看只是去掉了“文学”这个限定词，但其中所发生的变化是深刻的。理论越出了文学的边界进入到哲学、社会、历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从问题到方法到观念都发生转变。或许我们有理由说，文学理论是现代性的分化趋势在知识生产中的表征，而理论则是后现代的去分化趋向在其中的反映。(18)如果说文学理论是现代人文学科的一个独立分支的话，那么，理论则属于涵义深广的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s)的一部分；如果说文学理论是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特性的话，那么，理论则把文化政治的问题彰显出来。只要对晚近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哲学的再度结盟，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融合现象稍加分析，只要对近半个世纪的理论大师的著述稍加翻检，便不难发现文学理论和理论的差异所在。
    第二，从基本方法论上看，在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中有一个从语言到话语的范式转变。
    20世纪是语言学全面征服各个学科的世纪，存在着一个影响广泛的“语言学转向”。文学研究深受语言学的影响，尤其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我看来，语言学转向是一个趋向性的总体概括，在这个总趋向中有两种范式的沿革。第一种是把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建立在语言学模式基础上，其特征是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基本方法论，考察作为言语基本规则的语言系统，集中于各种抽象的文本和文学语言规则的概括和分析。这一模式的极端形态就是各种语言学规则在文学文本中的体现，从雅各布森等对诗歌二项对立结构的解析，到普罗普、托多洛夫等人对叙事文本的故事和话语的分析等。然而，语言学模式的分析逐渐脱离了现实的语言活动——话语，于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从语言模式向话语模式的范式转型。如果说语言模式是语言学转向中第一次转向的话，那么，话语模式则是第二次转向。如果说语言模式是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的宰制的话，那么，话语模式则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在文学研究中的散播。两次转向恰好对应着文学理论的现代范式和后现代范式。话语模式的流行说明一个重要转变，那就是文学研究从抽象的语言学规律，日益转向复杂具体的现实话语活动，主体、语境、社会关系、利益冲突等概念被再次引入文学理论，有力地揭橥了话语与权力、知识和社会关系的建构性关系。这一理论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德里达的“一切均在文本中”。
    第三，从研究对象上看，有一个从作品向文本的转变。
    就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而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理论嬗变，存在着一个从作品到文本的观念转变。今天，我们对文本这个概念使用频繁，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今天的文学研究者们为何热衷于使用文本概念而冷落作品概念？其实，在知识生产中，概念的变化反映出知识关注重心的迁移。在文学理论的现代范式中，作品被定义为一个与作者和读者均无关系的自在自为的独立实体。它就像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一样，成为一个“作品自体”。俄国形式主义的“主导”概念，布拉格学派的“特出”观念，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迷误”的命题，是作品观的典型表述。后结构主义用文本概念来取代作品概念，意在把文学研究的对象从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概念，转向一个处于诸多要素关联中的关系性的相对概念；意在把中心化的作品结构，转向文本那复杂交错的网状结构。这样一来，独立自足而又固定不变的作品，也就转变为带有互文性和生产性的文本，恰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文本乃是一个“反学科的对象”(19)。假如说作品的概念对应的是文学理论及其语言模式的话，那么，在比较的意义上，可以说文本概念则是对应着理论的话语模式。晚近随着电子文学的出现，网络所创造的塞博空间为超文本的生产传播提供了可能，而文本的基本特征在超文本形态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呈现。从作品到文本，不但是文学理论研究对象本身的转变，更体现出文学研究的“思考和感觉方式”由焦点式的封闭性，向网状结构的关联性和开放性的转型。于是，从关注文学到关注文学政治成为可能。
    第四，就文学活动的主体而言，有一个从强调作者到关注读者的重心迁移。
    如果从20世纪向前回溯到浪漫主义，那么，文学理论的现代节拍里暗含着一个从作者到读者的转变。浪漫主义把诗人比作英雄和立法者，曾几何时作者被奉为文学活动和意义阐释的唯一根源，作者具有君临一切的权威性。自俄国形式主义以来，文学理论开始了一个将作者逐出教门的运动，从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到艾略特的非人格化理论，再到新批评的意图谬见说。但有趣的是，真正对作者的彻底清除，却是在诸多带有后现代范式特征的理论中完成的。巴特的“作者之死”宣判了意义垄断者的终结，福柯的作者—功能论揭示了文本生产的权力/知识共生性，这些理论在清除作者的同时，又为读者的登场提供了合法论证。就像巴特所言，作者之死乃是读者的诞生。假如说作者在文学研究中具有“上帝—神学式”的权威意义的话，驱逐作者带来两种新的可能，一是作品自身被凸现为文学意义和解释唯一根源，二是如果质疑作品自身的意义根源性的话，那么，复数的读者就作为文学研究意义生产的主体而被彰显出来。换言之，各种读者接受和阅读理论的涌现，为文学文本意义多元解释及其合法化创造了前提。从阅读现象学到读者共同体，从阅读范式到文学能力，从接受美学到读者反应批评，种种读者导向理论的发展深刻改变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地形图。
    第五，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凸显，有一个意识形态批判去自然化的转变。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评判就是揭橥文学如何运用话语策略来实现文化领导权和文化支配。
    随着文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文学文化政治的解析，意识形态成为20世纪文学理论极具争议性的问题。现代文学理论有关文学自身的诸多价值观和理念，一度曾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和不可改变的。随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祛魅性分析，随着对意识形态各种潜在的运作规则揭露，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了这样的事实，那些看似自然而然的文学观念和话语不过是某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已。更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通常是经由一系列的话语手段或策略，将现存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说成是必然如此和自然合法的。于是，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任务是揭露统治阶级的文学观如何把党派的、特定群体的价值和利益，巧妙地转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价值，并极力鼓吹这些价值是不可改变的。从文学理论话语和价值观的自然化，到去自然化，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具有某种振聋发聩的去魅功能。正是在这种去魅化的意识形态分析中，文学被还原其本来面目，政治群体和利益集团的文学政治属性暴露无遗。
    第六，从文学研究基本工作文本解释来看，有一个从解释向“过度解释”的变迁。
    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文学文本(或相关问题)的意义解释。但是，在解释问题层面所表现出来的争议，远远地超出了解释本身而触及到认识论、知识生产和文化资本等诸多问题。艾柯提出的“解释与过度解释”说法，传神地描述了从现代范式到后现代范式的激进转型。种种现代理论范式多主张客观的、甚至唯一的解释的目标，因此文学解释要有明晰的边界，要确立严格的解释规则，或是主张文本意义根源于作者意图，或是认定文本意义就在页面的词语中。与此相反，主张“过度解释”的多半是解构主义的或后现代的范式，它不是强调文本解释的边界并不存在，就是强调解释不应只限于文本，还应关注文本的使用，或其文本产生的复杂社会体制等。更有趣的问题在于是否允许“过度解释”？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文学解释本身的理论问题，而是关乎学术民主或文化资本公平分配的问题。因为只有一种客观解释的理论实际上会演变成学者权威的文化资本，它阻止了新一代学者进入文学解释的市场，剥夺了他们创新解释的权利，最终会导致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资本垄断。看来，解释与过度解释的争论已经超越了文学文本自身而进入了文学研究的学术政治领域。
    第七，从文学理论的思维逻辑来看，有一个从同一性逻辑向差异性逻辑的转变。
    如前所述，启蒙精神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主义和根基主义，相信真理和理性是普遍适用的。因此，这种普遍主义便逐渐发展成为关于文学价值的普适观念，其极端形式便是一种同一性思维。同一性思维的典型特正在于消除差异和矛盾，以概念或价值的统一性为诉求，因而构成一元的价值观和文化的权威性，这就形成排挤差异的同一性文化暴力。后现代的文学思考则反其道而行之，它彻底摒弃了这种同一性的逻辑，采用一种差异性的逻辑来看待文学，因此，一把尺子来量万物的做法变成了多把尺子来丈量。那些曾经不可怀疑的普适价值和观念也就变得令人可疑了，从本雅明的星丛观念到阿多诺的辩证思维，从德里达对中心化结构的解构到德勒兹的茎块概念和差异说，从女性主义到后殖民主义，差异性逻辑成为一种文学研究新的“思考和感觉方式”。也许正是差异性逻辑的作用，诸如他者、认同、性别、国族、族群、自然、生态、动物等许多差异性概念流行起来。文学理论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就是地方性的小叙事如何去表征和获得自身的文化权益。
    第八，从文学表征来看，有一个从表现揭示普遍人性向强调身份/认同的转变。
    现代文学理论的哲学根据是自由人文主义，其中关于人性是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理念可谓影响深远。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当代，文学的价值相当程度上被视作对普遍永恒人性的揭示，这一点在那些文学经典杰作的解释中最为突出。然而，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在质疑这一观念的同时提出了身份/认同问题，随着全球化和文化混杂日益显著，身份/认同的危机不可避免，这一危机又与表征的危机相互纠缠。身份/认同在当代文学理论视域中的凸现，有力地揭示了文学作为地方性小叙事的文化政治功能，它成为表达不同社会群体文化权益的一个重要手段。进一步，身份/认同问题的凸显有一个从固定不变人性的现代性理解，向不断变化和主动建构的后现代性理解的转变。于是，作为身份/认同建构的路径，重要的不再是文学表征了什么样的身份/认同，而是建构了什么样的身份/认同的可能性。如霍尔所指出的那样，关键不再是“我是谁”，而是“我会成为谁”。
    第九，从文学史的经典阐释来看，有一个从审美理想主义向政治实用主义的发展。
    文学史研究在20世纪也经历了大转型，一个极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历史上形成的文学经典。由于对经典的看法冲突抵牾，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经典观，或者更准确地说，形成了经典维护派和颠覆派两大阵营，其争论、批判和对抗遂演变成为一场狼烟四起的“文化战争”。经典维护派恪守文学经典的普适价值和审美趣味，强调经典的既是历史的时间选择，也是文学披沙拣金的积淀产物。因此，经典是无可比拟的，是一个文化中最为宝贵的东西。较之于维护派，颠覆派完全采用了一种解构性的思路来解释经典的形成。他们认为所谓经典，说穿了不过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功能而已，即是说，经典的形成完全是某种人为的选择过程，其选择的标准表面上看是文学的普适价值和审美特质，但暗含的标准乃是“垂死的欧洲白人男性作家”的审美趣味和文化价值。因此，对文学经典的反思、批判和颠覆，最终将经典形成还原为某种刻意的人为性和特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而为那些在社会文化中处于边缘的、被压迫的和非主流的社会群体建构自己的经典，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合法化论证和实践策略。经典的经典性从合法到不合法，从自然形成到人为的意识形态选择，这一深刻的转型为不同社会群体建构自己的经典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超越现代与后现代的分野
    以上九个问题彰显了20世纪文学理论如何从现代范式转向后现代范式。今天，我们反思文学理论现代与后现代的纷争，考量两种范式的嬗变，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超越两者的对立而达致新的理论建构。
    首先，比较起来，现代范式更是一个“立”的过程，它为文学理论奠定了诸多基本观念和价值规范；而后现代范式更具“破”的冲动，恰如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破坏”或“瓦解”意味那样。如果说现代范式有点专断和霸道，它忽略了许多差异性文学及其地方性价值的话，那么，后现代在质疑和颠覆现代范式时往往只破不立，虽然带来了新的理解和解释，但从根本上看有隐含了落入相对主义和差异性小叙事窠臼而难以自拔的危险。因此，寻找新的基点来反思现代/后现代的局限，就成了今天理论发展的关键所在。
    其次，在注意到现代/后现代的二元纷争的同时，不能简单化地理解这一范式的冲突。人文知识演变绝不是简单的线性取代关系，而是更为复杂的隐性叠加和交错关系。所以后现代范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代范式销声匿迹。毋宁说，后现代范式的出现一方面导致了现代范式的激烈辩争，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对现代范式的反思和修正。我们对两种范式的分析乃是一种韦伯“理想型”的抽象概括，还需要注意其间存在着许多相互交错纠结的中间理论形态及其范式。也许这些中间形态对于如何消弭现代/后现代的范式对立最具启发性。
    最后，如何在后现代之后重建文学理论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虽有人主张后现代已经“终结”，但是严肃地看，后现代范式对现代范式的批判、颠覆和解构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事情；另一方面，现代范式也没有因为后现代的激烈颠覆而销声匿迹。对于文学理论的建设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评判某种范式的优劣高下，而是通过理论范式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通过两种范式的参照性分析，找出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路向。“后理论”采取了一种更冷静和更开放的思路，更加宽容和多元地对待两种范式曾经有过的激烈较量。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一个比现代和后现代争论更为迫切的问题：如何超越现代与后现代的对峙？如何为文学理论的这种超越找寻到一条或多条发展路径？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比分析现代和后现代范式转型的更为棘手，也更为复杂。
    注释：
    ①See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Beacon, 2001.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③以美国为例，根据格拉夫的看法，美国专业化的文学研究进程始于1875年，从这一年到1915年为美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早期阶段，新大学的建立和文学系的出现就在这个时期；第二阶段是所谓“学者对批评家”阶段，时间跨度是1915年到1950年；第三阶段与前有所交错，从1940年到1965年，是第二个“学者对批评家”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1965年以来，格拉夫名之为“理论问题”阶段，“传统对理论”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题。参见Gerald Graff, Professing Literature: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欧洲情况也大致如此。专业、学科、文学教育、学术杂志、学术会议、学术著作、学会、大学出版社等等，正是这些现代体制建构了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理论。
    ④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2, p.6.
    ⑤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⑥Albrecht Wellmer, The Persistenc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IT, 1991, p.vii.
    ⑦福柯：《何谓启蒙？》，杜小真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页。
    ⑧Peter Hamilt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irth of Social Science", 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2, pp.21-22.
    ⑨参见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霍勒伯《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化》，周宪编译：《激进的美学锋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⑩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页。
    (11)参见利奥塔《后现代状态》，三联书店1997年版。
    (12)威尔什：《我们后现代的现代》，赵一凡等译：《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13)Lawrence Kahoone, ed.,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Oxford: Blackwell, 1996, pp.14-16.
    (14)伊瑟尔：《怎样做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15)(16)(17)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59、164、157页。
    (18)参见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十一章。
    (19)John Mowitt, Text: The Genealogy of an Antidisciplinary Objec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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