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欣(1974-)，女，甘肃宁县人，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赵团(1987-)，男，广西人，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西部报告文学受社会转型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本文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从政治文化、经济政策、地域文化与报告文学之关系这一角度入手，考察了新时期以来西部报告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整体流变。认为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创作之间表现出一种突出的互动关系，研究西部的报告文学创作对于研究西部地域乃至整体文化生态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 键 词：西部报告文学/文化生态/流变
    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于20世纪20年代末引入中国，30、40年代，基于风云突变的社会历史环境，报告文学成为时代的宠儿，进入第一个繁盛期，并初步确立其文体品格、文体精神和文体性质。建国后，在强势的政治文化的制导下，报告文学虽略有发展，但总体凋零。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也和政局的发展一样，经历了由徘徊到飞跃的过程”[1]。1980年代是报告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报告文学在作家作品的数量上、题材和内容上、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上均呈飞跃式发展，理性精神和忧患意识的注入是此时期报告文学最主要的特征。1990年代以后，报告文学商业化、模式化、边缘化日趋严重，它未来的发展走向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西部报告文学的发展轨迹、总体流变大致与此相同，又有独特之处。新时期以来，“苦”与“乐”相互交织作为隐藏的线索贯穿西部报告文学发展的始终。“苦”即西部环境的苦，“乐”即西部人们的“乐观”。报告文学家敢于开时代先锋，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时代主题创作出一批独具西部特色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一则再现西部艰苦的环境，二则侧重展现艰苦的环境里西部人民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情怀。西部报告文学全方位报道了西部各民族团结一致、艰苦创业的时代风貌，并坚持歌颂光明与进步，批判黑暗与落后。它与时代的主旋律紧密结合，重点呈现西部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西部报告文学的发展流变与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衍变，与西部独特的地形地貌和风土人情息息相关。
    报告文学的诞生、成长、成熟、繁盛、衰落均与其所处的文化生态不无关系。文学生态学理论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首先提出。他在《文化变迁的理论》一书中，对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与方法作了相关的表述，认为文化生态学“所追求的是存在于不同的区域之间的特殊文化特质与模式之解释”[2]。丁晓原将文化生态的概念引入报告文学研究，他认为“文化生态，它包含着诸多的因素，主要有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物质经济的水平、社会生活的样态和主体的人文精神情怀、话语立场以及受众的文化境界等”[3]8，他“试图运用其相关性的系统方法，建构适合报告文学的研究模式，以更有效地探求报告文学内在流变的若干规律”[4]。文化生态深刻影响着报告文学发展流变，它作为研究报告文学一个独特的视角已经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与革新，都不可能是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环境中实现的。”[5]报告文学亦如此。考察新时期西部报告文学的发展流变，可以从国家的和该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政策、地域文化入手，以一种辩证的、宏观的眼光探析报告文学与文化生态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政治文化引导下的西部报告文学
    “政治文化”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首先提出，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形成于本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之中。”[6]报告文学介乎于新闻与文学之间，“非虚构性”使它在迅速、准确地反映现实的同时，又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形象地再现生活，茅盾认为报告文学“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大众读者”[7]，报告文学的这一特征，使它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变化有足够敏感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文化生态发生重大转变：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四个现代化建设”成为时代主题，深入人心。随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展开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对历史冤假错案拨乱反正。自此，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1950年代以来强势的政治话语逐渐被解构，“文革”时期残留的反常态的思维方式、简单粗暴的革命话语对文学的影响归于隐性，作家有了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人的主体意识继“五四”之后再度觉醒。199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入，“政企分开”的实践势在必行，改革从东部向西部延伸。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生态由“在多样化中突出主旋律”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转变。西部报告文学作家敏锐地捕捉到国家与该地区政治文化的转变，创作出大量对“文革”的反思、对知识的重新尊重、对知识分子的赞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等内容的作品。
    改革开放初期，西部报告文学立足当下社会现实，反思过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蔡国瑞，《青海湖》1980年第9期)、《要为真理而斗争》(李邦禹、冯剑华，《朔方》1980年第7期)等作品重在揭露和控诉“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一方面，揭露和控诉是当时社会的主潮，西部报告文学紧跟时代主潮、表现时代主潮是其特性使然；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试图通过揭露和控诉“文革”获得继续前进的理论依据和政治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文化生态的转变引导报告文学创作的转变，报告文学的创作为政治文化生态的转变造势，这是动态发展、各有所需、各有所得的过程。但是应该注意到：此时期某些仅仅停留在揭露和控诉层面的报告文学创作，由于感性色彩过强，缺乏足够的理性精神，之后很快淡出了文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的身份得到确认，地位得到提高。在“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中，知识分子扮演重要的角色。知识分子题材是西部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胡杨泪》(孟晓云，《文汇月刊》1984年第4期)、《敦煌之恋》(王家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作品一方面从不同的角度表现知识分子丰富多彩的人生，为知识分子重获启蒙职责呐喊，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塑造，表现对知识的重新尊重和对知识分子身份的重新认同，为社会重拾理性精神、启蒙精神、批判精神奠定了舆论基础。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是反思，通过改革前和改革后知识分子的不同境遇，从政治、社会、思想层面上根本否定“文革”。反思聚焦点主要集中在人身上，包括人的觉醒、个人的价值等。
    从控诉到反思，西部报告文学这一转变看似微小，实则意义重大。它是该时期西部乃至中国政治文化生态发生转变的真实写照。政治文化引导下的西部报告文学，着力表现国家政策、纲领、方针、路线。新时期以来，文学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不再作为政治的附庸品存在，但文学仍然要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规范下进行创作，这也导致西部报告文学歌颂与批判的失衡。歌颂和批判本来是报告文学对立统一的两种功能，“报告文学最为基本的文体精神就是批判的精神。”[3]86综观新时期西部的报告文学作品，我们发现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歌颂与批判有所失衡。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新时期以来，刊登在《朔方》中的报告文学作品，具有批判性的只有5篇，占总数(289篇)的1.7%。歌颂的盛行与批判的缺失使西部报告文学有走向类型化的趋势。类型化表现为题材的单一化、概念化，体裁的雷同化、模式化，类型化的报告文学不利于报告文学的健康持续发展。
    西部报告文学重歌颂而轻批判并非偶然：首先，新时期以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强势的、主导的意识形态，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受主流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缺乏秉笔直书的胆识，自觉回到“遵命文学”的道路；再者，转型期社会出现的新人新事新貌也容易使报告文学家对改革出现的各种问题产生某种“选择性”地忽略。
    二、经济政策影响下的西部报告文学
    
    丁晓原认为“政治也许是报告文学无法远离的一种存在”[3]17，其实经济亦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结构的两个基本层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新时期以来，上层建筑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西部的经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部地区以封闭性强、开放性低的自然经济、产品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逐渐瓦解，开放型、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得到确立。经济体制的改革影响深远，它使西部地区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经济政策影响下的西部报告文学及时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这一变化。
    自改革开放伊始到1980年代中后期，西部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急剧增加。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忽视国家对西部地区经济建设的相关政策的提出：1980年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他多次深入西部地区考察，足迹踏遍青海、甘肃、宁夏等西部各省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胡耀邦率先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构想。1988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其中一个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为了更好地开发西部地区，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强大的支持，特别是人力上，历来只有“孔雀东南飞”，在国家动员下，全国中青年干部和知识分子“孔雀西北飞”，到青海、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省区安家落户，参加开拓西部的历史大业，他们为西部的开发献出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西部地区1980年代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为此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1990年代，国家更加重视进行全方位的西部开发。1995年，江泽民谈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3月“两会”期间，江泽民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的讨论时指出：青海省和其他西部地区，是我们的前人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开发的地区，我们今天就是要干好这些前人还没有来得及干好的事业，为后人的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进入新世纪，国家加大西部开发力度，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
    西部报告文学深受经济文化生态转变的影响。新时期以来，西部地区能源资源开采、重点工程的建设取得十足的进展，报告文学及时跟踪报道这些工程的进度，为人们了解国家对西部的经济政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便利。关于能源资源开发的，如《柴达木，你早》(齐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此类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示西部地区能源资源开发的点点滴滴；关于重点工程建设的，如《青藏大铁路》(董生龙、李向宁、葛建中，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此类作品遵循“吃苦、创业、团结、奉献”的建设主题，弘扬以开拓进取、艰苦奋斗为核心的西部精神，使工人们的先进事迹深入人心。建设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对西部地区重点工程的建设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一方面使人们及时了解到工地上发生的感人事迹，另一方面也鼓舞了奋斗在建设第一线的工人们。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成为西部地区的时代主题，也成为与时代紧密联系的西部报告文学的主题。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日渐增多。这些作品或者塑造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闯将，如《疾风劲草——记农民企业家刘云》(张晓敏，《朔方》1985年第4期)；或者从整体把握，塑造勇于改革创新的群体，如《开拓，向蔚蓝色挑战》(丁力，《青海湖》1989年第11期)；或者个人与整体兼顾之，如《果洛·朝霞如火》(马光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塑造了生动的改革闯将形象，展现了西部人民战天斗地、建设美好家园的伟大壮举，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它反过来促进更宽更广更深的社会改革。
    此外，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下，西部报告文学不乏表现农村新人与新貌、报告科教文卫体事业取得成就的作品。如《散花的男人》(金瑞、西川，《青海湖》1980年第6期)、《创造平等——中国西部女童教育的努力》(余光慧，《宁夏教育》1995年第6期)等。此类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发展较为迅速，一方面得益于经济的发展，人们满足低层次的“温饱”后，必然要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关注科教文卫体事业正是人们追求“发展”的体现；另一方面，科教文卫体事业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人民大众的需求促使报告文学作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这类题材。
    经济文化生态的变化使西部报告文学商品化趋向明显。王晖认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商品化趋向，取决于商品经济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日臻完善与发达。而从报告文学的‘写作’、‘传播’和‘受众’三个关键点来看，其商品化趋向，也可理解成对自身机制的适时的调整”[8]。从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动力上看，市场需求、读者期待成为其创作的主要动力，有些报告文学作家为了迎合读者猎奇猎艳心理，添加一些情杀、婚外恋等“看点”，作家主体精神的缺失使报告文学作品失去了内在灵魂；从传播的角度看，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发达使报告文学不再单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而传播，它甚至可以和影视结合，出现“有声(影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因此更具商品特性；从受众的角度看，不同的大众传媒培养了参差不齐的受众群体，受众群体的差异也导致消费选择的不同，报告文学必须面对读者流失的挑战。总而言之，报告文学商品化利弊兼有，商品化使报告文学受众群体范围扩大，影响提高，但也使广告、宣传性质的报告文学层出不穷。
    报告文学商品化过程中如何继续坚持其文体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西部报告文学出现商品化的同时，依然对改革开放以来西部的经济现象作实事求是的报告和评价，帮助人们认识国家经济制度，使人们确立或改变自己的经济观念，以配合国家的经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看，西部报告文学对经济的反作用尤为明显。西部报告文学不是游离于经济建设之外，而是西部经济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地域文化渗透下的西部报告文学
    
    西部大部分地区地处中国大陆版图的第一阶梯，山脉河流交错，地形复杂多样，能源资源丰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西部独特的自然特性孕育了独特人文环境。新时期以来，西部报告文学作家立足于本地区，一方面着力挖掘经济建设题材，表现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充分注意到西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并试图通过报告文学这一体裁，参与西部文化的建构。青海省有关系中国水命脉的“三江源”，有藏、回、蒙古、土、哈萨克、撒拉等风情各异的少数民族；甘肃省有极具文化价值的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有宗教色彩浓厚的拉卜楞寺，有引人入胜的民歌“花儿”；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保存了大量的西夏历史文化遗迹，而丰富多彩的回族文化也使其呈现出别样的风采。西部各省(区)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来丰富报告文学的创作。《青海湖》、《飞天》、《朔方》等文学刊物曾多次举行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88年4月，三家杂志社参与了“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并陆续编发了报告文学专号或专辑；《青海湖》于1991年举办“千里青藏线”报告文学有奖征文活动。这些征文活动鼓励作家表现西部地域文化，将西部报告文学创作不断推向高潮。西部报告文学深受地域文化生态的影响，不论是知识分子题材、改革题材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题材都深深地打上西部地域文化的烙印。《纳西人最后的殉情》(谷雪儿，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作者通过历时两年的实地考察，写出震撼人心的纳西人殉情风俗，不仅具有很高文学价值，而且兼备较高的社会价值；《高西沟调查(中国新农村启示录)》(冷梦，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从一个村庄的历史变迁出发，直视农村生存环境的恶化，警示人们注意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表现西部风土人情的报告文学作品异军突起，这类题材的作品以其对西部独特文化的挖掘、对高原风土人情的追踪而显得标新立异，耳目一新。《青海湖》上开设“青藏高原大特写”专栏，刊登众多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关注青藏高原的文化资源，如《三江源头的历史跨越》(葛建中、姚延洪，《青海湖》2002年第6期)、《走向长江源》(唐钰，《青海湖》2001年第9期)等，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与厚重感。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西部报告文学也注意对西部精神文明的挖掘。报告文学在写这类题材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类作品既注意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呼应，配合宣传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又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去表现地方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致力于挖掘各民族的风土人情。
    “西部的地域文化环境为西部作家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西部作家亦珍视这历史性存在的地域风情、文化积淀和人文内涵。”[9]地域文化生态渗透下的西部报告文学，重在表现西部地区的人、物、事，并为人们勾勒出独特的西部文化图景，新时期以来，“柴达木精神”、“龙羊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西峰精神”等西部精神在报告文学的大力渲染下深入人心。这些精神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联系、统一的，它们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报告文学家通过对这些精神的阐述，以历史意识、生命意识等现代眼光重新审视西部，进而挖掘西部独特的美。
    结语
    
    综观新时期西部报告文学，作家艺术上的自觉使报告文学文体自身发生流变，主要有：其一，题材拓展，篇幅扩大，主题深化，侧重从宏观的视角透视生活。报告文学作家不满足于一人一事的结构方式，全景、宏观式的报告文学逐渐增多，多角度、深层次关注移民的生存状态，其中揭示西部人民落后愚昧的精神状况让人震撼、使人深思。其二，表现形式的积极探索，创作手法的多样化，理性精神的重视与强调，忧患意识和负责态度的注入。新时期西部报告文学不满足于传统的叙述方式，敢于创新，充分借鉴小说、诗歌、散文的创作手法，使报告文学的创作手法多样化。其三，通过对甘肃、宁夏、青海三省报告文学创作的数据统计，我们发现：从1979年到2009年，“展现西部风采和经济建设”类的作品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新世纪前后数量激增；而“反思文革与重新尊重知识”类则淡出了文坛；“挖掘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也趋向边缘。出现这种变化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各省文化生态的变迁。“文革”结束后至改革开放初期，是西部文化生态的第一次转变，政治上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上，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展开，经济建设如火如荼；思想文化上，结束“集体无意识”状况，人的个体意识觉醒。而1990年代末至新世纪以来，是西部文化生态第二次转变，社会转型使“一元主导，多元并存”成为可能，在多元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西部报告文学中“展现改革开放和时代风貌”类的作品不再一枝独秀，“展现西部人文特色”类的作品趋上升态势。
    考察新时期西部报告文学的流变，对促进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意义。西部地区人文资源极其丰富，如何将人文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经济发展并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所以西部大开发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利用西部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源提高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一定要充分考察西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在合理利用西部人文资源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西部文化生态的丰富性，并依靠多样化的文化资源开发人文经济，只有这样，整个西部才能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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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