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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明代早期《楚辞》评点家中，陈深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位。他在文章创作上主张“辞丽”、“道明”相统一。其《楚辞》评点在万历时期影响甚巨，但至天启以后逐渐消弱。其《楚辞》评点对《楚辞集注》、《楚辞章句》有所择取，同时对《楚辞》文句及篇章意旨，《楚辞》艺术特色、文学成就以及相关有争议问题，都有评述。其评点对于《楚辞》评点“文学性”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 键 词：陈深/《楚辞》评点/注评合一/文学性 作者简介：罗剑波，文学博士，《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副编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在明代《楚辞》评点家中，陈深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位，其《楚辞》评点问世较早，且被后世转相传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作为一位评点家，陈深所涉猎的范围并非仅限于《楚辞》，他还曾评点过《周礼》、《孟子》、《孙子》、诸子文及有关史著等，有着丰富的评点实践。如其批点《周礼》，有闵氏朱墨套印本[1]；于《孟子》，《十三经解诂》中《孟子》二卷所载评点，即其所为；于《孙子》，万历四十八年(1620)闵于忱刻朱墨套印本《孙子参同》[2]，就收录其评点；而于诸子及史著，则辑有《诸子品节》[3]与《诸史品节》[4]，对择选文章逐篇评点。对于陈深及其评点活动，我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但目前研究成果仍相对匮乏。香港学者陈炜舜先生曾著《陈深楚辞学著作考叙》一文①对其生平、著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5]，使人读后受益良多。但翻检资料，细思精审之后，仍觉有继续讨论的空间。 一、陈深生平及其文学观念 关于陈深生平，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相关记载：“深字子渊，长兴人，嘉靖乙酉举人，官至雷州府推官”[6]287。《总目》所载较为简略，今核《长兴县志》，知陈深本名“陈昌言”，后更名为“深”。如《长兴县志》卷20《选举表》“陈昌言”条称：“陈昌言，霖孙。张《志》云：‘更名深，二十八年己酉科，详《人物传》。’谭《志》云：‘按胡《府志》：是科既载陈深，下注榜名“昌言”，雷州推官。又载陈昌言，下注知州。考《陈深传》，初授归州守，后赴补，以违例降雷州理。本属一人，《府志》作两人，误。’”[7]410-411文中“张《志》”，指的是清顺治六年(1649)长兴知县张慎所编《长兴县志》。可知，该《志》所载陈深中举人的时间，与《总目》所载有出入：《总目》“嘉靖乙酉”为嘉靖四年(1525)，而张《志》“二十八年己酉”则为嘉靖二十八年(1549)。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与《明史·艺文志》[8]卷133一致，之后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承袭之。而除《长兴县志》外，《湖州府志》[9]卷72亦记载为“嘉靖二十八年”，可知其为一源流系统。由于《明史》、《总目》、张《志》都未详所据，陈炜舜先生以丁元荐为陈深所作《十三经解诂序》为基础进行考证，推断陈深去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又据此认为其中举人时间应从“嘉靖二十八年”[5]52，结论可信。 《湖州府志》卷72有《陈深传》，云：“陈深，字霖孙，号九华，长兴人，嘉靖二十八年举人。初任雷州推官。隆庆五年知归州，剸烦理剧，游刃有余。定条鞭而逋逃乐生，清民屯而豪强敛迹。谯楼馆宇，整治一新，而民间秋毫无扰。荐调荆门州”。[9]陈炜舜先生于另一文《〈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代楚辞学著作提要补考》中著录“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吴兴凌氏朱墨本”时，所引陈深本传，即据此。[5]274故其在引录《长兴县志·选举表》“陈昌言”条“陈昌言，霖孙”时，即认为“《长兴县志·选举志》录嘉靖二十八年之中有名‘陈昌言’而字‘霖孙’者”，又称“可知其本名昌言，字霖孙”。[5]51大谬！《湖州府志》误“陈深，字霖孙”，陈先生这里未作考辨而承之。其实这里“霖孙”非陈深之字，“霖”是指陈霖，乃陈深祖父。《长兴县志》卷23即有《陈霖传》，文云：“陈霖字时雨，号四山，弘(笔者注：原文作“宏”)治六年进士。初任行人，升监察御史，献替不忌讳，勳戚避之。及巡按东粤，贪墨望风解组。连州十三村洞蛮，积乱为崇，霖奏请举兵，尽平之。诏赐绯绮二、银卮二。因劾逆瑾，左迁南康知府，治无城郭，与江省接壤，时宁藩谋逆，屡招之，坚拒不从。间道赴巡抚王守仁军中告警，因留帐前赞画，随征剿贼，斩首千余。贼平，守仁言其功，复任南康，创议筑城，民尸祝之。老病乞休林下二十余年，赋诗弈棋，不及公事，家无余赀，寿九十四”。[7]482可见，陈霖为人刚烈正直，为官颇有政绩，至乞休归里，“赋诗弈棋”，营造了书香文雅的家庭氛围，这对陈深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长兴县志》又有《陈深传》，文云：“陈深，字子渊，号潜斋，霖孙。嘉靖二十八年举人。隆庆五年知归州，剸烦理剧，游刃有余。定条鞭而逋逃乐生，清民屯而豪强敛迹。谯楼馆宇，整治一新，而民间秋毫无扰。荐调荆门州。未期丁艰归，出补，以违例降雷州推官。属海康令沈汝良贪墨激变，守贰皇遽，深往慰数语而寝。性嗜古，不喜爰书，致仕后纂辑忘倦，年八十余，篝灯至丙夜不辍。尤邃于经学，折中条贯，粹然大儒”。[7]483 在仕途上，陈深虽然有为，最终还是不甚得意，故而投身于纂辑著述，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对此，其乡人丁元荐亦有类似描述：“陈先生讳深，字子渊，吴兴长城人，一再宦，不得意。老而喜读书，年八十余，篝灯至丙夜不辍。先有子、史《品节》行于世，先生语予曰：‘老夫所苦心者，经也。’将易箦，以此执手见托曰：‘幸辱一言，比于挂剑之义。’余心许之，又三年而叙成。先生更有《周易》、《周礼》、《春秋》然疑若干卷，惜散佚不尽传”。②文中“子、史《品节》”，指的是《诸子品节》与《诸史品节》。“《周易》、《周礼》、《春秋》然疑若干卷”，应指《周易然疑》、《周礼然疑》、《春秋然疑》三种，皆已亡佚。关于陈深著述，陈炜舜先生综合历代公私书目，考证颇详细，所列有《周易然疑》、《周礼训隽》、《周礼训注》、《考工记句诂》、《春秋然疑》、《孝经解误》、《十三经解诂》、《诸史品节》、《秭归外志》、《诸子品节》、《韩子迂评》、《金丹刊误》、《陈氏楚辞》、《批点本楚辞集评》十四种。其中，《孝经解误》，《明史·艺文志》[8]卷133、《浙江通志·经籍》[10]卷242皆作《孝经解诂》，由陈深已有《十三经解诂》来看，似应为《孝经解诂》。查《千顷堂书目》[11]卷3，该书作《孝经解误》，应为陈炜舜先生所本。《金丹刊误》，《明史·艺文志》[8]卷135、《浙江通志·经籍》[10]卷245皆作《丹经刊误》。又，《批点本楚辞集评》之称首见于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称“明陈深选辑”[12]316。其实不然。所谓《批点本楚辞集评》，即凌毓枏校刊朱墨套印本《楚辞》。该书虽于卷首题“陈深批点”，但凌毓枏作为该书之刊刻者，同时也是评点之“选辑”者，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陈炜舜先生承姜先生，将《批点本楚辞集评》列为陈深著述，于理难合。再者，《陈氏楚辞》应为《秭归外志》之一部分，详见下文考证，此处不赘。由上列书目来看，可印证陈深“老夫所苦心者，经也”云云，所言非虚。除经学外，其所涉猎，亦遍及子、史诸部类，可谓博学。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诸子品节》。该本卷首有《诸子品节序》，在《序》中陈深表达了自己对文章创作的看法，这对于我们了解他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帮助。其文云：“西京以前诸子之文，文有余而道不足；宋以后之文，道有余而文不足。二者将安取衷？儒者曰：‘与其文也，宁道。’文与道有二乎？吾闻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尧、舜、周、孔深于道矣，其辞未尝不文。夫子之文章，粲于六籍之内，故其自称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辞达而已矣’。苏氏曰：‘辞止于能达，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文不可胜用矣。今惮於修辞，而徒欲以理胜相掩，借言明道，不欲以辞丽为工，道明矣，辞不文，安在其能达，不达，安用文为？晚周以后，去圣浸远，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撠浮云，腾九闳，虚举而上升，夫神智之变化，岂在多文哉！”[3]序 如何处理“文”、“道”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古代文人所着力关注与探讨的焦点问题。针对当时世人“惮於修辞”、“徒欲以理胜相掩，借言明道，不欲以辞丽为工”的做法，陈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文应传道，同时亦应辞丽，“文”、“道”之间非但没有本质矛盾，而且还可以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圣人之文章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也即“辞丽”与“道明”的完美统一。基于这种认识，同时也为了扭转时文“理胜”之弊端，予世人文章写作之模板，陈深从古世诸子文中择取出相关篇章，辑为《诸子品节》50卷。《诸子品节》有《屈子》三卷，收录了屈原作品，对此，陈深称“所以见奇人玮士构思落笔，学问之所自来”[3]凡例。屈赋作为情志、文采兼胜之佳作，成为后世所效模的榜样，以陈深揆之，也即在情理之中。 二、陈深《楚辞》评点于明代之流变 在明代，陈深是较早对《楚辞》进行评点的一位，其《楚辞》评点主要见存于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陈深辑《诸子品节》、凌毓枏校刊朱墨套印本《楚辞》、题焦竑辑《二十九子品汇释评》、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等书。就现有资料来看，较早对其评点进行选录的是冯绍祖。冯氏在“观妙斋重校楚辞章句议例”之“核评”中称：“兹悉发家乘，若张氏《楚范》、陈氏《楚辞》、洪氏《随笔》、杨氏《丹铅》、王氏《卮言》等集，一一搜载。”[13]文中“陈氏”指的就是陈深。冯本之后，其《楚辞》评点即被后世转相辑引，笔者梳理如下：在冯本《楚辞章句》中，共收录8条陈深评语，其中眉批较少，仅2条，其余皆见于卷(篇)末。冯本之后，是于万历十九年(1591)问世的《诸子品节》，其中所载眉批中，除了一些从朱熹《楚辞集注》择取出的注文外，其余都是陈深批语，数量较多。《诸子品节》之后，是问世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凌毓枏校刊朱墨套印本《楚辞》。该本共录其评语21条，其中有6条见于冯本，7条见于《诸子品节》，其余8条则均不见以上二本。之后又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其中有《屈子》一卷，就所录评点来看，则多是转抄自冯本与《诸子品节》而成。但由《诸子品节》所抄录者，该本皆伪托于他人名下。除以上诸本之外，万历年间还有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其主要贡献在于又增益了较多的陈深评语，且多不见于以上诸本。 以上是明万历以前所刊刻《楚辞》评点本收录陈深评点的大致情况。这里有一个问题，即陈深《楚辞》评点的源头在哪？上文提到，较早援引陈深评点者，是冯绍祖。冯氏言“悉发家乘”，其中就有“陈氏《楚辞》”，说明陈氏《楚辞》当时仍可见到。陈炜舜先生运用排除法，断定此之“陈氏”即陈深[5]65，笔者完全赞同。由于陈氏《楚辞》后来亡佚，无法得知其详细信息，但其为冯绍祖及后世辑刊者征集陈深评点之所本，当无疑义。据记载，陈深又有《秭归外志》。《长兴县志》引《湖录》：“深为归州时作。屈原被放，暂归，其姊亦来，因名其地为秭归。‘姊’亦作‘秭’也，即归州是。”[7]这里说明《秭归外志》是陈深任职归州时所作，接着又进一步解释归州是屈原故乡，内中深意其实是要将《秭归外志》与屈原相联系，也就是说该书应当记载了秭归风俗、屈原传说乃至屈原作品。《秭归外志》虽已亡佚，但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离骚》篇末引有一则，文云：“《离骚经》凡二千四百九十二字，可谓肆矣。然气如纤流，迅而不滞，词如繁露，贯而不糅。故曰：骚人之情深，君子乐之，不慁其长。汉氏犹步趋也。魏晋而下，卮焉瀰焉，浩矣博矣，忘其祖矣”。[14]该评语下，闵氏明确注明引自《秭归外志》。这一方面表明《秭归外志》至闵氏刊刻此本《楚辞》时仍见存于世，或者说即使不存于世，闵氏当时也能够确知该评语出自《秭归外志》；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该评语是就《离骚》篇而发，这似乎暗示出《秭归外志》收录了屈原作品，并且陈深也在所收屈赋中加入了自己评点。另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评语又见于冯本《楚辞章句·离骚》篇末，题“陈深曰”，而未及《秭归外志》。如果结合冯绍祖“悉发家乘”、“陈氏《楚辞》”之描述，结论应该是明晰了。陈深在编纂《秭归外志》时，收入了《楚辞》作品，并加入自己评点。也就是说，所谓“陈氏《楚辞》”，其实并非一本独立著作，而只是《秭归外志》中的一部分。冯绍祖在提及时仅就其所引录的部分而言，并谓之“陈氏《楚辞》”。而这也正是之所以历代公私书目均未著录“陈氏《楚辞》”的原因之所在。因此，陈深《楚辞》评点的源头应当追溯至《秭归外志》。 综合诸本所载陈深评点来看，其中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表明，陈深《楚辞》评点活动是一个变动、长期的过程，其评点伴随着他的阅读活动而逐渐得以增益、扬弃，而这也是由评点灵活性、随意性的特点所决定的。不同时期陈深《楚辞》评点的差异，加上后世辑刊者选录标准的不同，造成了后世评点本所载陈深《楚辞》评点的多样化。这种差异正好为我们全面把握陈深《楚辞》评点，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辨伪及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我们在确定陈深《楚辞》评点的来源之后，似乎不必要再去执著于“陈氏《楚辞》”刊刻时间及其所载评点原初面貌的考证，因为受限于相关资料，这一问题是很难解决的。③ 万历年间《楚辞》评点诸本，所收陈深评语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不同刊刻者根据自己的选录标准进行择取，在万历时期问世的《楚辞》评点诸本，从历史的角度讲，就呈现出因袭与扩充两种趋势。后来至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陈深评语已经比较完备了。与之相对应，陈深《楚辞》评点影响的鼎盛时期也主要集中在万历年间。这从明万历时期《楚辞》评点本与天启以后《楚辞》评点本的对比中可以得到证明：在万历年间问世的评点本中，全都收录了陈深评语，并且呈现出逐步对其充实、完善的趋势。非但如此，在凌毓枏校刊朱墨套印本《楚辞》中，虽然杂取历代四十家品评之语，于卷首却专题以“陈深批点”，其中欲借陈深之名相标榜的目的不言而喻。再如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从《楚辞》评点史的角度讲，该本最大的功绩是收录了孙鑛评点，同时对陈深评点也作了增益。具体而言，就该本所载评语数量来看，孙鑛、陈深二人基本上是可以持平的，并且二者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如王世贞、冯觐等其他名家评点数量。由此来看陈深在闵氏心目中的地位，我们也是可以想见的。因此，以上凌、闵二本对于陈深评点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其《楚辞》评点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是在天启以后的评点本中，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在当时影响较大的陆时雍《楚辞疏》、张凤翼《楚辞合纂》及来钦之《楚辞述注》中，就都没有收录陈深评语。而对于那些收录陈深评语的评点本来说，也多非刊刻者有意为之。如《诸子汇函》之《玉虚子》、《鹿溪子》，其中所载评点，多是抄袭《诸子品节》而成。这主要是因为二者都是“诸子”评点选本，性质相同，《汇函》刊刻者也就将《品节》拿来作为依据，并且与《二十九子品汇释评》类似，该本转抄过来的陈深评语，也全都伪托于他人名下④，这与陈深评点在万历时期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又如，潘三槐注《屈子》六卷，其中之所以收录陈深评语，也与其成书性质有关。该本所录评点，实是拼凑凌毓枏本《楚辞》与陆时雍《楚辞疏》而成，其中陈深评语，都是转抄自凌毓枏本《楚辞》而来。再如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旨在融合古今诸名家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蒋之翘对于相关材料进行了广泛征引，这其中就包括万历年间刊刻的一些《楚辞》评点材料，陈深评语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被转引过来的。如此类似陈深的例子，在蒋之翘本中还有不少，如冯觐、李梦阳、何景明、杨慎、王世贞、孙鑛等。这样看来，蒋之翘也不是专门对其进行选录的。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之后，沈云翔《楚辞集注评林》是在蒋本基础上又稍作增益而成的，其中所载陈深评语，都是由蒋之翘本转抄而来，亦非专门为之。 三、陈深《楚辞》评点对《楚辞集注》、《楚辞章句》的择取 经统计，以上《楚辞》评点诸本所载陈深评语约有百条。在这些评语中，除了少数转引、节取自《楚辞集注》、《楚辞章句》之外，其他都是陈深品评之语。 先看其中涉及王逸、朱熹二家注的情况。在早期明代《楚辞》评点中，普遍存在“注评合一”的现象，这在陈深评点中也有体现。其主要表现就是对朱熹、王逸的释解内容有所择取，这一点又集中表现在《诸子品节》之中。如以《屈子》为例，文中注文系节取《楚辞集注》而成，但在眉批和旁批中，陈深又选取了《集注》的相关内容，这些内容都不见于文中注文，大致是朱熹释解语中较为关键的部分。如《离骚》“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句旁批：“此即上文‘兰芷变而不芳’之意。”[3]《哀郢》“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妬被离而障之”句眉批：“形容邪佞之态。”[3]《抽思》“愿遥赴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句眉批：“以下诸篇用字用句，先儒多不能解。”[3]⑤如此之类数量不是太多，除此数条外，其他主要集中于《天问》篇。由于《天问》文意较难解，而《诸子品节·屈子·天问》中注文又较简略，陈深就在该篇眉端增加了朱熹注文。其中如“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句眉批：“先儒云：舜之四罪，皆未尝杀也。《书》称殛死，犹言贬死耳，圣人宽仁例如此。”[3]⑥ 除《楚辞集注》外，《天问》篇也引录了王逸《楚辞章句》中的内容。如“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句眉批：“王逸曰：‘射’，行。‘鞠’，穹也。言有扈氏所行，皆穹凶极恶，启诛之而得无害也。”[3]⑦“薄暮雷电，归何忧”句眉批：“王逸曰：屈原书壁，问讫欲去，天雨雷电，复自解曰：‘归何忧乎？’”[3]⑧另外还有几条，陈深摘引的目的，则是为了对《楚辞章句》进行纠误和批评。如“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句眉上，陈深批曰：“王逸曰：‘坟，分也。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别之乎？’陋哉见也，溷哉坟之为分也”。[3]又如“靡萍九衢，枲华安居”句眉上，又批曰：“萍有九岐，似衢路，王逸以为‘生九衢中’，陋矣”。[3]⑨ 由摘引朱、王二注的整体情况来看，陈深是以《集注》为主，以《章句》为辅，并且对于《章句》他还略有批评之意，如果再结合正文中注文他也选用了《集注》的做法，我们显然能够见出朱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另外，陈深还有一处评语，更可显见其承袭《集注》的痕迹。此条见于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句眉端，文云：“经涉山川，役使百神，望舒、飞廉、鸾凤、雷师、飘风、云电，皆言神灵为之拥护服役，以见仪卫之盛”。[15]类似说法见朱熹《楚辞辩证》：“望舒、飞廉、鸾凤、雷师、飘风、云霓，但言神灵为之拥护服役，以见其仗卫威仪之盛耳，初无善恶之分也。”[16]180在明万历年间的《楚辞》评点本中，择取前世注文融于相关评点形式之中的做法是较为普遍的，如问世较早的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就以眉批、旁批、总评的形式，收录了较多洪兴祖、朱熹二家注的内容⑩，可以说开启了万历时期《楚辞》评点的这一趋势。但由于冯氏“专主王氏《章句》”，故对于洪、朱二注的择取，也只是作为对《章句》的补充来看待。由上文所述，《诸子品节》就一样了，就其所取前世注文而言，朱熹《楚辞集注》是占有主导地位的。这种处理方式对于之后的《楚辞》评点本刊刻者有着重要影响，如在题焦竑辑《二十九子品汇释评》之《屈子》中，也呈现出这种倾向。而由陈深、冯绍祖对于前世《楚辞》注本态度的不同，又可见出不同《楚辞》评点辑刊者在底本选择上所表现出的差异。[17] 四、陈深《楚辞》评点及其价值 在陈深评点中，择取《集注》、《章句》注文的情况，只是占很小的比重，更重要的则是品评之语，就内容来看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对于《楚辞》文句、文段语意，篇章旨意，行文脉络的揭示。先看第一个方面的内容，这类评语较多地集中于《离骚》篇。其中如“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句眉批：“‘汩余’十二句，总是汲汲慕君继日待旦之意，写得浓至。”[14]“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句眉批：“即‘汩余’一段意，而语益深矣。”[14]“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句眉批：“进退维谷，就先圣以取衷。”[14]“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句眉批：“既陈词于舜，遂乘龙以上征，皆托词也。”[3]“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句眉批：“言虽欲遁去，而犹未能顿忘斯世，复周游四方，冀一遇贤君也。”[3] 与揭示文句之意者相比，陈深对于相关篇章旨意的评说也颇为精彩。其中如评《九章·哀郢》云：“此章始南渡，将至沅、湘，而回首于故都，旌门之悽泣，孟尝之欷歔，何足为道。”[3]评《思美人》云：“此章思愤懑之不可化，而优游以寿考；世路之不可由，而远去以俟命。乐中心之有余，观南人之变态，不阻不绝也。”[3]此外，陈深还集中对《九章》各篇进行评说：“《九章》悲悽引泣，因拙为工，篇虽不伦，各著其志：《惜诵》称‘作忠造怨，君可思而不可恃也’；《涉江》则‘彷徨巨野’，‘死林薄矣’；《哀郢》篇：‘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三复其言而悲之；《抽思》：‘忧心不遂，斯言谁告’；《怀沙》自沉也，‘知死不可让’，‘明告君子’，太史公有取焉；《思美人》非为邪也，揽涕焉，而竚眙焉，而又莫达焉，舍彭咸何之矣；《惜往日》有功见逐，而弗察其罪，谗谄得志，国势濒危，恨壅君之不昭，故愿毕词而死也；《橘颂》独产南国，皭然精色；《悲回风》负重石，听波声之相击，惴惴其傈，灭矣没矣，不可复见矣。此以材若其生者也。嗟乎！神人不材，原独不闻乎？其义不得存焉尔”。[15]关于《九章》旨意，前世《楚辞》注本已多有讨论，就其内容而言，多是持君臣、贤邪之论调(11)。而由以上陈深评语来看，虽然亦能从中找到这种论调的痕迹，但其中更多的则是着眼于屈子之情志来立言，因而使人读来不觉有亲切之感。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是揭示行文脉络的内容，由此又可见出陈深对于屈子文章线索的关注。如《离骚》“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句眉批：“女媭之言至此。”[3]“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句，陈深批曰：“颠倒神思，想及退修初服，意尤悽惋，下文女媭、重华、灵氛、巫咸，俱就此转出，真是无中生有”。[14]“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句眉批：“以下皆就重华所陈之词也。”[3]“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句眉批：“陈词至此。”[3]“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句眉批：“上下求索而终无所适，从‘犹豫狐疑’，为下二占起。”[14]“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句眉批：“此复托词欲求二姚。”[3]“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句眉批：“世幽昧而莫能察，以下乃原自念之词。”[3]“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句眉批：“此下乃原自叙衷曲，似以答上二占。”[14] 其二，对于《楚辞》文学特色、文学成就进行的阐说。在评论时，陈深多能着眼于相关文字、篇章的文学特色及其所达到的艺术效果来立论。因为持论精辟，数量较多，故而这部分内容最能代表陈深的评点水平。由于明代《楚辞》评点经历了一个逐渐积累、成熟的过程，从发展的角度讲，作为较早出现的《楚辞》评点，陈深的这些评语对于《楚辞》评点“文学性”的突显及成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评语有些较为简略，如“时序朗朗”、“幽悽孤恨”、“掩袂流涕”、“寂寥问矩”、“情景悽然”等，往往数字就将相关语句的风格、特色描画无遗。但多数情况下，这类评语还是比较翔实的。其中有些语及屈赋的用词特色，如陈深评《卜居》：“句极长，不见有余，极短，不为不足，以十六‘乎’字为之，故抱或侈或牟或杼，惟意所适，无不中绳，必也圣乎？后此犹病”。[3]评《九辩》云：“孤介鲠特之词，真不忘沟壑之心也。”[3]有些论及《楚辞》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如陈深评《惜诵》云：“此章凄然如秋，暖然人春”。[3]评《七谏》云：“幽悽孤恨，令人气勃。”[18]评《哀时命》云：“才高气郁，读之凄其。”[18] 有些则是从整体上对屈赋的文学特色进行阐说。如评《离骚》云：“《离骚》变风之遗也。兴比赋错出成章，骤读似未易瞭，细玩井然有理。”[19]评《天问》云：“有文字以来，此为创格。铿訇汗漫，怪怪奇奇，邈焉寡俦，卓乎高品。”[3]评《九章》云：“《九章》无端杳思，妙不可言，非不能言，知言之无加也。”[3] 值得注意的是，陈深在评述屈赋艺术特色及文学成就的时候，往往又从与后世文章创作进行对比的角度入手，将屈赋及《楚辞》作为后世文章创作的典范来看待。如评《离骚》云：“《离骚经》凡二千四百九十二字，可谓肆矣。然气如纤流，迅而不滞；词如繁露，贯而不糅。故曰：骚人之情深，君子乐之，不慁其长。汉氏犹步趋也。魏晋而下，卮焉瀰焉，浩矣博矣，忘其祖矣。”(12)评《天问》云：“特创为百余问，皆容成葛天之语，入神出天。此为开物之圣，后有作者，皆臣妾也。”[3]又评《招魂》云：“巧笔如画，纤手如丝，意动成文，吁气成采，烨烨有神。后之名家，能优孟者几人也。”[3]由此我们联系陈深在《诸子品节序》中关于“文”、“道”关系的认识，对此则可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以上两方面是陈深评点的主要部分，此外，还有一些内容也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对于在陈深看来偏谬之说的纠正：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九歌》卷末录陈深批语云：“沅湘之间，其俗上鬼，祭祀则令巫觋作乐谐舞，歌吹为容，其事陋矣。自原为之，缘之以幽眇，涵之以情深，琅然笙匏，遂可登于俎豆。若曰：淫于沔嫚而少纯白不备，为屈子病，则是崇岗责其平土，激水使之安流也。固矣！”[15]就对认为屈赋缺少积极内容的论点进行了批评。《天问》卷末又有陈深语云：“《天问》发难，至千五百言，书契以来，未有此体，原创为之。先儒谓其‘文义不次，乃原杂书于壁，而楚人辑之’。今读其文，章句之短长、声势之佶崛，皆有法度。似作也，非辑也。屈子以文自圣，且在无聊，何之焉而不为作也？深尝爱曾子问五十余难，亦至奇之文。说者乃曰：‘非曾不能问，非孔不能答。’非也。礼家讬于曾、孔，以尽礼之变耳，抑独出于曾氏之门乎？何文之辩而理也。”(13)文中“先儒”云云，是指王逸所作《天问》小序中内容。王逸以为《天问》乃屈原放逐之后，“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因书其壁”，“以泄愤懑”，而“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所辑皆“文义不次序”。陈深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并从《天问》的用语特色出发，认为该篇当为屈原所作无疑，“非辑也”。此外还有一例对“羽觞”一词由来的误解进行纠正，文见《招魂》“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句眉上，陈深曰：“有以‘羽觞’为项羽所制而得名，此可以正其误也”。[14]“羽觞”于《招魂》中既已作为成词来使用了，那种称因“项羽所制而得名”的说法，自然可以不攻自破。 另外，陈深对于诸如屈原沉江与否，《九辩》、《招魂》、《大招》等篇作者等尚无定论的重要问题，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先看前者。在陈深之前，屈原自沉汨罗的说法已成定论。如早在西汉初期，贾谊就称：“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16]157庄忌又称：“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16]166后来司马迁作《屈原传》，称屈原“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20]2490再后来王逸作《楚辞章句》，亦对这一问题进行说明：“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21]70这种论调一直延续下去，至洪兴祖，亦持类似说法，如洪氏释《怀沙》篇云：“此章遂放逐，不以穷困易其行。小人蔽贤，群起而攻之。举世之人，无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见，仗节死义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怀沙》之赋，遂自投汨罗以死。原所以死，见于此赋，故太史公独载之”。22]146在《悲回风》篇，洪兴祖又云：“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忧，故讬游天地之间，以泄愤懑，终沉汨罗，从子胥、申徒，以毕其志也”。[22]162 对于这种说法，陈深有不同意见。如在《怀沙》“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句眉上，他批曰：“抗志欲沉者其文也，而卒未沉者，文以后之事也，问之秭归，验之词外，则然”；在《悲回风》“惮涌湍之磕磕兮，听波声之洶洶”句眉上，批曰：“此篇矻矻似沉，实未沉也，既沉矣，焉作沉辞”。[3]又云：“永嘉林应辰推议以为，屈子之死于汨罗，比诸浮海居夷之意。今者诸秭归传记稗官里人皆云。”[14]文中“林应辰”，字渭起，宋永嘉人。陈深所引，出自林氏《龙冈楚辞说》。该书已亡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著录，称：“以《离骚》章分段释为二十段，《九歌》、《九章》诸篇亦随长短分之。其推屈子不死于汨罗，比诸浮海居夷之意，其说甚新而有理。以为：‘《离骚》一篇辞虽哀痛而意则宏放，与夫直情径行、勇于踣河者，不可同日语；且其兴寄高远，登昆仑、历阆风、指西海、陟升皇，皆寓言也，世儒不以为实，顾独信其从彭咸葬鱼腹以为实者，何哉？’”[23]436陈深曾著有《秭归外志》，对于秭归流传的屈原传说自然极为熟悉，因而才有“问之秭归”、“今者诸秭归传记稗官里人皆云”之语。“秭归传记”、“里人”传言皆称屈原未沉汨罗，而林应辰关于屈原沉江的质疑又极为“有理”，受此影响，陈深亦持屈原“未沉”说(14)。这种论调到了汪瑗那里，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汪瑗《楚辞蒙引》有“屈原投水辨”条，称：“屈原投水而死之说，世俗至今传道之。余尝考之，不知其所始。及读《离骚》，观屈子之所自言，盖不能无疑焉。其所自言者，虽或有投水而死之说，然或设言，或反言耳。徐而察之，实未尝真有自沉之意也”。[24]332汪瑗用了大量篇幅，对旧说及所持论据逐一驳正，所论缜密有据，颇具说服力。由于《楚辞集解》问世后影响较大，故汪氏此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就其渊源而言，则应当与林应辰、陈深所持论是一脉相承的。由于陈深所论只见于其评点文字，对此未作专门讨论，因而也就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关于该问题的相关研究中也就未被提及，这对于屈原沉江问题始末源流的梳理而言，不免是一个缺漏。 关于《九辩》、《招魂》、《大招》三篇的作者问题，陈深以为皆是屈原所作，这在他的评点中也有反映。如《九辩》文首批曰：“《九辩》妙辞也，悽惋寂寥，世传宋玉作，然玉他辞甚多，率荒淫靡嫚，与此不类，知为原作无疑。”[3]“世传”《九辩》“宋玉作”，不知始于何时。今核《史记·屈原传》还没有这种说法，司马迁仅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20]1941后来王逸《楚辞章句》有了明确的表述：“《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21]109此说一出，后世多附和之，随之成为定论。其间也曾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这在晁补之《重编楚辞》中有所反映，其文云：“《九辩》、《招魂》皆宋玉所作，或曰《九辩》原作，其声浮矣”。[25]807显然晁氏对于“《九辩》原作”是持否定态度的，但至少从中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渊源有自的。后来到了陈深那里，则从《九辩》的具体文句出发，认为其具有“悽惋寂寥”的艺术风格，堪称“妙辞”，绝非宋玉“荒淫靡嫚”者可比。这或许正是对晁补之“其声浮”的有力否定。又如他批《招魂》曰：“此篇深至，让《骚》悽婉，让《章》闲寂，让《辩》而宏丽则大过之。原盖设以招隐，亦寓言也。”[3]批《大招》曰：“此篇闲靓简古，其为原作无疑。”[3]关于此三篇的作者，目前学术界一般仍以王逸说为是，即《九辩》、《招魂》为宋玉作，《大招》为“屈原或景差”作。陈深以行文风格断定三篇皆为屈原所作，平心而论，尽管有失武断，但在此问题得以确考之前，作为一家之言，亦应备为一说。 陈深的评点，既有对于前世《楚辞》注本的承袭，又有对于屈赋文句及篇章意旨的释解；既有关于屈子及《楚辞》艺术特色、文学成就的评说，还有对于相关有争议问题的品述，所关涉的范围比较广泛，在早期的《楚辞》评点中，很少有人能与其相比。如果将之再放置到万历时期《楚辞》评点的大背景中去看待的话，这些评语在体现出万历时期《楚辞》评点“注评合一”特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反映出陈深“文学性”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以及其外在化的“文学评点”，对于《楚辞》评点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由此陈深也就成为早期《楚辞》评点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 注释： ①该文又收于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编《江南文化研究》第3辑，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②丁元荐《十三经解诂序》，载陈深《十三经解诂》，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刻本。丁元荐，字长孺，长兴人，万历丙戌(1586)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事迹详《明史》本传，邵同珩、孙德祖增补重校《长兴县志》卷23亦有《传》。著作有《西山日记》2卷、《尊拙堂文集》12卷等。 ③陈炜舜先生认为《秭归外志》、“《陈氏楚辞》”为两书，成书时间“《陈氏楚辞》”在《秭归外志》之后，在介绍时又将后世评点本中所载陈深评点置于二者之中，来论证两书之原貌，值得商榷。见陈炜舜：《陈深楚辞学著作考叙》，《屈骚纂绪》第60-70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8年。 ④该本共录陈深评语8条，全部都伪托于“杨升庵”、“王凤洲”、“袁元峰”三人名下。 ⑤此条陈深作了部分改动，《楚辞集注》原文作：“大抵以下诸篇，用字立语，多不可解”。详见朱熹：《楚辞集注》第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⑥此条陈深作了部分改动，《楚辞集注》原文作：“答曰：舜之四罪，皆未尝杀也。程子以为‘《书》云殛死，犹言贬死耳。’盖圣人用刑之宽，例如此，非独于鲧为然也”。参见朱熹：《楚辞集注》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⑦此条陈深系节取《楚辞章句》而成，《章句》原文作：“射，行也。鞠，穷也。言有扈氏所行，皆归于穷恶，故启诛之，长无害于其身也”。参见王逸：《楚辞章句》，《楚辞四种》本第57页，国学整理社1936年版。 ⑧此条陈深亦系节取《楚辞章句》而成，《章句》原文作：“言屈原书壁，所问略讫，曰暮欲去，时天大雨雷电，思念复至。自解曰：‘归何忧乎？’”参见王逸：《楚辞章句》，《楚辞四种》本第67页，国学整理社1936年版。 ⑨王逸此句注文为：“九交道曰衢。言宁有萍草，生于水上无根，乃蔓延于九交之道。”参见王逸：《楚辞章句》，《楚辞四种》本第55页，国学整理社1936年版。 ⑩关于冯本《楚辞章句》与洪兴祖《楚辞补注》之间的关系，详见笔者《冯绍祖校刊本〈楚辞章句〉对〈楚辞补注〉的择取与接受》一文，载陶新民主编《古籍研究》2007年下卷，又载中国屈原学会编《中国楚辞学》第14辑，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 (11)此类以洪兴祖《楚辞补注》最具代表性。对于《九章》，洪兴祖逐篇作有题解，全持此种论调。如洪氏解《惜诵》云：“此章言己以忠信事君，可质於明神，而为谗邪所蔽，进退不可，惟博采众善以自处而已。”解《涉江》云：“此章言己佩服殊异，抗志高远，国无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叹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余下诸篇皆如此，兹不赘引。参见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28、13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明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另外，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蒋之翘校刊《七十二家评楚辞》、沈云翔《楚辞集注评林》亦载此条，但首句均作“《离骚经》凡字二千四百九十”，余皆同冯绍祖本。 (13)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明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录此条，但无“原创为之”至“何之焉而不为作也”之间文字。蒋之翘校刊《七十二家评楚辞》亦录此条，但无“屈子以文自圣”以下文字。 (14)值得注意的是，陈深关于屈原沉江与否，表述有矛盾之处。冯本《楚辞章句·九章》卷末引陈深曰：“《怀沙》自沉也，‘知死不可让’，‘明告君子’，太史公有取焉。”显然承太史公屈原沉江之说，但仅此一处，其余都是主“未沉”说，盖是陈深对此持论前后有所变化。 参考文献： [1]陈深批点：《周礼》，明凌氏刻朱墨套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2]闵于忱辑：《孙子参同》，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闵氏松筠馆刻朱墨套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3]陈深辑：《诸子品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4]陈深辑：《诸史品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湖北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5]陈炜舜：《屈骚纂绪》，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8年。 [6]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7]邵同珩、孙德祖增补重校：《长兴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 [8]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9]宗源翰修、周学浚纂：《湖州府志》，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光绪九年(1883)重校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10]李卫修、沈翼机纂：《浙江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11]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2]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3]冯绍祖：《观妙斋重校楚辞章句议例》，见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卷首，明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14]闵齐伋校刊：《楚辞》，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套印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5]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明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16]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7]罗剑波：《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期。 [18]凌毓枏校刊：《楚辞》，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朱墨套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19]蒋之翘校刊：《七十二家评楚辞》，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20]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1]王逸：《楚辞章句》，《楚辞四种》本，国学整理社，1936年。 [22]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4]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25]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