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晚，现在有据可查的是1949年10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茅盾先生撰写的《发刊词》中将“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作为《人民文学》的任务之一明确提出来。但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这一概念才逐渐清晰。
    不管“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何时提出，自从有民族存在就有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活动在进行。从1921年到现在，每一个时期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都有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活跃其中。90年来，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与中国共产党一起成长。
    专注于对国仇家恨的抒写
    
    从1921年到解放前夕，战争的硝烟屏蔽了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意识，他们与汉族作家一起专注于对国仇家恨的抒写。
    1932年，满族作家李辉英发表了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叙述的是“九•一八”后，东北某省城女中学生受到日军侮辱的故事，表达在遭受外敌入侵时，除了坚决反抗外，别无其他途径可以偷安苟活。他曾回忆说，当时他是“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来执笔写反日的作品的”。
    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1930年前后所写的《巨大的妥协》等诗篇都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哈萨克族诗人唐加勒克在《狱中之秘》一诗中写道：“我不再无所作为地昏昏沉睡/更不会对黎明将至失去信念/我矢志战斗到最后一息/我誓做你敌人行列中的一员。”这是诗人向敌人宣战的檄文，也是表明自己加入革命行列的宣言书。
    白族作家马子华出版于1935年的中篇小说《他的子民们》写的是西南边陲“土司”对“子民们”的压迫，完全是原始的、野蛮的、奴隶主式的压迫。主人公阿权的抗争尽管失败了，但不甘当奴隶的精神却是一种昭示：被压迫的奴隶们只有起来斗争，才能摆脱自己身上的锁链。茅盾称誉它是“描写边远地方的人生”的“一部佳作”。
    马子华的散文小说集《滇南散记》“填补了解放前没有反映边地生活的文艺作品的空白”。作者怀着对人民悲惨处境鸣不平的愤慨心情，真实地描写了那个黑暗残酷的年代里云南边疆各族人民灾难性的生活、不幸的命运。
    赫哲族作家乌•白辛创作于1939年前后的《海的召唤》、《南行草》等作品，表达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强烈不满，充满爱国主义感情。朝鲜族作家金昌杰的《暗夜》、《武彬沟的传说》、《受难小计》和《第二故乡》等作品，多视角地描写了朝鲜族农民在日伪政权和封建地主压迫剥削下的苦难生活和反抗精神。纳西族作家李寒谷的《三月街》（1935年）的主人公金松是一个几代人与地主、土匪结下血海深仇的青年农民，最后走上反抗的道路。
    由于作家们是带了启蒙主义传统的文化背景去抒写国恨家仇和表现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进行的战争，所以文学创作中经常反映的是少数民族同胞如何带着自身的局限投入战争，又如何在战争的考验中自我克服和自我斗争，作家们全心全意地赞美和歌颂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
    尽情讴歌年轻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作家走在尽情讴歌党、讴歌领袖、讴歌新社会的前列。
    蒙古族作家李凖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写的是农民张栓因为做小买卖，“捣腾牲口”，欠下了账，想卖掉土改时分的土地，“剩几个钱再去捞一家伙”；而村里的另一个农民宋老定，土改之后攒了点钱，想买下这块地为后代置业；后来在他的儿子、共产党员东山的劝说下，放弃了买地的念头，而将自己的钱拿出来帮助张栓，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
    李凖的电影剧本《李双双》中心事件是写农村如何发挥妇女劳动力，正确开展评工记分问题。女主人公李双双大公无私，敢想敢为，关心集体，敢于批评农村基层干部的自私自利行为。《李双双》的创作风格体现了那个时代所鼓励的浪漫主义精神，它歌颂的是普通老百姓中间的美好人性，提倡的是敢于与社会上的自私行为作斗争。
    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在这个时期写了《祖国之恋》、《诗选》（维吾尔文）、《尼米希依提诗选》等许多歌颂祖国、歌颂新生活的诗篇。他的诗深沉凝重，壮阔雄浑，运用古典格律，自然流畅，在维吾尔族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的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短篇小说《锻炼》通过麦提亚孜怎样由懒汉转为出色的社员，表现了农村合作化运动对维吾尔族农民的深刻影响。
    这些作品虽然在创作背景上保持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但作家们凭着对少数民族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魅力，终于使作品保持了动人的创作情感和活泼的艺术魅力。
    深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少数民族作家开始集中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们对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有了新的理解，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上，与党和国家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

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七岔犄角的公鹿》故事围绕着“我”与公鹿的三次邂逅展开，公鹿的意志和品格唤醒了“我”的生命意识。
    傈僳族作家杨泽文的《大山无虎》真诚地呼唤人与包括老虎在内的一切动植物和谐相处。
    彝族作家李智红的《喊那口老井为爹》从民间文化的图腾意识角度来表达对自然的态度。人们喝着老井的水长大，于是就敬重这一口“四季清泉喷涌的白沙水井”，也就相信它有消灾免祸的魔力，于是祖祖辈辈有许多人拜祭老井，喊它为爹。在这里，老井具有一种浓郁的生命昭示与精神象征的意味。
    各少数民族的作家们都具有一种走出“人类中心”，以“生物权利”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的可贵思想。在他们的笔下，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中心和主宰，更不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孤独一族”，人类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从生命存在的层面上来说是完全平等的。
    回族作家马青的《有关大林莽穿山风与象耳朵的记忆》具有一种自然至上的思想，体现了人类的自觉意识和强烈的反省精神。
    彝族作家米切若张的《我的母亲•我的故乡》关注人类自身人文环境，关注民间生态，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故乡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忧虑。
    壮族作家黄杰英的《内蒙古随笔》准确地传达出了置身于迷人的大自然中人的心灵感受：高远的蓝天、辽阔的草原、嫩绿的青草、鲜艳的野花、透明纯净的湖水、膘肥体壮的牛羊、自由翩飞的鸟群……最重要的是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中，有热情好客的蒙古族牧民，他们不含任何杂质的真挚感情，让人不饮自醉。
    回族作家左侧统的《最后的兔子》、彝族作家李友华的《响水河的情调》、壮族作家黄青松的《与沅水同行》、哈尼族作家艾吉的《幸福路上》、满族作家赵丽虹的《那山那水那人》、满族作家宋占芳的《飞鹳记》和《寻芳不觉醉流霞》等，或寄情山水，或勾勒自然，或通过描绘风土人情来思考人类的生存方式，或面对现实抚今追昔反复诘问自然灾害频仍的原因。可以看出，当前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表达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回归大自然。
    文学是折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面忠实的镜子。90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伦理观念的演变轨迹，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也印证了党的执政理念的变迁，唱响了民族团结、中华一家亲的主旋律。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