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洁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甲乙一瞬

“甲”为甲申年，“乙”为乙酉年。两个年份紧挨着，在干支中分列第二十一、二十二位。干支历时，六十年一轮回，每六十年总有那么一次“甲乙一瞬”，本无甚特别。然而有一回，连续发生塌天大事，宇内骚然，时人遂每以“甲乙”连而并称，作为那特殊历史时刻的标识。
    其时去今，将近四百年。不知不觉，甲乙二字，命运各异——前者仍大大有名，国人但曾念过中学，无有不晓；后者却已知者寥寥。
    那甲申年，换作公历便是1644年。是年三月（凡属旧历，我们均书汉字，以后不赘），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尽；未足两月，李仓皇西去，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则由吴三桂导引，入了北京。
    如今，以上情节一经提起，每个人都想到四个字：明朝灭亡。历来的史家、教科书或辞书，一致作此表述。大家不妨找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翻到第1853页，其附录“我国历代纪元表”凿然写着：

明
    ——————
    （1368-1644）

该词典的权威性不必置疑，它里面每个知识，均来自既有之定论。所谓明代在1644年或甲申年终结，也是一种定论。
    然而，定论不代表正确。曾是定论而遭推翻和丢弃的例子，多到不胜数，地心说和日心说便在其中。眼下，1644明亡之说是否如此我们不急于断言，而先看事实。
    甲申三月十九日清晨，崇祯自缢，同日，北京全城彻底告破。明朝经过四十三天无君状况，五月初三，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宣布监国，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以史可法（稍后改马士英）为首的新政府，随之受命、履任。
    以上百字，若有一字不合于史，幸为指出。如无可疑，它的内容则很明白：明朝这套系统并未因崇祯殉国而死机、崩溃，不久便在南京重启、恢复运行。
    顺带说明：崇祯之死，固如木坏山颓，但类似局面在明朝却并非第一次经历。正统十四年，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于土木堡被蒙古人活捉，掳往大漠，其弟朱祁钰由于谦等人拥戴代其为君，也即景泰皇帝。较之“土木之变”，甲申事态虽更严重，问题实质却并无不同。古时视君犹父，喜欢说天下安危尽系君身之类过头话，其实，既没那么夸张，也没那么脆弱。帝制表面热衷伦理的煽情和歇斯底里，骨子里则不乏理智的考虑和设计，备有应对危机的各种程序，一旦有事，适时启动。朱祁镇被捉后如此，朱由检自尽后也不例外。
    故尔，崇祯的死根本不曾让明朝的钟摆停摆。它运转自如，立刻产生一位新的皇帝。朱由崧的践阼，其手续及过程，与先前十几位朱明皇帝略无轩轾。从道理上说，如果认崇祯是明朝的合法皇帝，便无任何理由否定弘光皇帝的同样地位。然而，我们诸多史著却执意在崇祯后面画上句号，将朱由崧的存在抹去。
    大家可以留意所有涉及弘光朝的今人著述，不拘专著与论文，对它一律不复称“明”，而添一字写为“南明”，意犹未尽者，往往则额外缀以“小朝廷”的字样。
    不称“明”而称“南明”，意在划一条线，将弘光朝从明代正统历史排斥出去。不过，既然弘光京师事实上从北京移到南京，援晋室迁建康而称“东晋”、宋室迁临安而称“南宋”的例子，称“南明”也未尝不可。关键在那个“小”字，它表示了轻蔑，暗含弱小、不足道之类意思。问题是，弘光政权真的是“小朝廷”么？
    对此，我们若用地图来回答，想必是可靠的。
    甲申五月初三，与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同一天，多尔衮占领北京。这固然是不小的成果，而其分量却被后人依自身经验过度夸大了。在现代人看来，攻克柏林当然意味着纳粹德国土崩瓦解；“文革”间，红卫兵也曾写诗，抒发有朝一日占领华盛顿、以宣告资本主义被彻底埋葬的想象。然而在冷兵器时代，国都陷落远不构成这种震撼和意义。晋室丢掉洛阳，仍可在建康继续存活，存活时间甚至比西晋多一倍而有余。失去汴梁后，南宋也延其一百五十二年国祚，较北宋仅少了十五年而已。所以，若以为满清得了北京，便等于得了中国，那是现代人的理解。
    真实情形如何？真实情形是，从满清占领北京起，直到这一年年末，它所据有的中国之地，不过河北、山东两省而已。之后，亦即乙酉年一月中旬，满清经潼关之役击溃李自成，也仅仅是再将晋、陕收入囊中。
    当时，如果朵甘思、乌思藏两个宣慰司不计在内，只看中国本部，明朝疆域计有十五省份，自北而南为北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今湖北、湖南）、江西、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此十五省，除冀、鲁、晋、陕及河南北部落满清之手，大半个中国仍处弘光朝怀抱。它在整个黄河以南的统治，从河南南部、苏皖北部起，直到赣、浙、闽、粤、桂、滇、黔，都还保持完整有效性；而四川与湖广之大部，因陷动乱，已成瓯脱，统治有效性大打折扣，但建制犹存、官吏俱各在任，至少名义上仍属明地。
    将此情形标于地图，不知是否仍有人觉得弘光政权是什么“小朝廷”。
    “小朝廷”云云，盖出于满清的矮化。从它来说，既以入主中国为目的，则必然将“入关”作为分水岭，对之前明朝权力及历史给予承认，之后的则通通抹煞、打为“伪朝”、“伪政权”。它最终是通过修《明史》，做到了这一点。这部由清朝官方编定的史书，将明朝祚命强行截止于崇祯之死，将朱由检定为明代末代皇帝——由此，“明亡于甲申”遂为“定论”。也就是说，明朝终点位于甲申年的说法，完全来自满清。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清廷寿终正寝已经一个世纪，至今史家史著却仍效其腔调。
    剔除满清视角、还原事实，明朝画上句号的确切时间，应为乙酉年五月十四日（公历1645年6月7日），地点南京。是日，明京营总戎、忻城伯赵之龙及礼部尚书钱谦益、魏国公徐允爵、大学士王铎等迎降于清军统帅多铎。
    诸记曰：“忻城缒出，见于营，议进城事。”（《江南闻见录》）“礼部尚书钱谦益、总督京营戎政忻城伯赵之龙奉书女直，以南京降。”（《金陵野钞》）“之龙、谦益奉舆图册籍，冒雨淋漓，褰裳跪道旁。”（《小腆纪年附考》）
    此为明亡时刻的确切性，在于投降的方式和过程相当正规。之前满清占领北京，大批明朝官员归附，均属个人行为，而南京之事则无疑发生在官方层面——降前经过磋商、有正式投降书、献出政权象征的地图和档案，满清一方也举行了正式受降和入城仪式。
    以后事实也证明，虽然浙、闽、粤、滇等地仍有明朝残余力量，却都陷于流亡状态，真正沦为“小朝廷”。所以，作为稳固、有效的国家权力，明王朝的确自乙酉年五月起不复存在。
    至此我们可以了断：所谓的明朝亡于1644甲申年，是一个伪说。

中国史学

“甲乙一瞬”问题，是有关中国史学的一个挺好的例子。
    论到史学的发达和对史学的重视，世上再无别国能跟中国比。从二三千年前开始，史籍编修从未中断。煌煌《二十五史》，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宣统，完整无缺。这成就有多惊人，只须看看其他文明之古老悠久与我们相埒的国家，即可了然。比如印度，他们对自己中古时代的了解，居然不得不仰仗中国人玄奘所写的《大唐西域记》。
    所以梁启超曾经盛称：“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中国历史研究法》）
    然而，就在同一本书，却又说：虽然史学如此发达，中国恰恰还品尝着“历史饥饿”。“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无不播其毒。”“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
    看来，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洋洋大观、巍峨壮丽，是不错的；只有一条，弱于客观的性质，用通常话讲：真实度成问题。谈到这个短处，鲁迅态度激烈得多，一言蔽之为“瞒和骗”。他在《狂人日记》里对中国史籍的抨击，尽人皆知：“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
    平心以论，中国史学的贡献和伟岸，还是第一位的。从古到今，品质高卓、学识淹博、披心沥血的良史，在中国层出不穷。不过，对于本原事物的不尊重以至玩忽，确实是一种习惯。这多源自三点：一、以道听途说和想象代替实证；二、为着道德伦理上的理由涂抹事实；三、故意造假。中国的三代以上的历史，基本只能作第一种情形看。孔子《春秋》既开了第二种先河，也是典范。而刚才所讲“甲乙一瞬”，明摆着是第三种，另如明成祖朱棣篡位后重修《太祖实录》，也是“故意造假”的名作。
    除了故意造假，古史在客观性上的瑕疵，一般是可谅解的。古今文化精神不同，这既不能强求，也要充分接受。因为那显然并不是像今天这样一个科学如此成熟的年代，许多方法和意识无从苛责。例如司马迁，置诸纪元前整个世界，无疑当属最好的史学家，但他用于《史记》的方法，从科学眼光看，也不能免于文艺化的疑诮。然而，不苛责古人的同时，我们究竟不可忽视传统的种种影响。换言之，客观意识的淡漠，很容易变作我们史学上的一种习惯，乃至根深蒂固。正为此，刚接触到科学精神历史观后不久的梁启超，才痛感史学发达的中国其实面临着“历史饥饿”：“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距他这番痛陈，又历将近一百年，而情况如何呢？

义理

中国史学一直不能摆脱一样东西，我们姑名之“义理”。这便是梁启超所说“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
    这个思路，是我们史学的鼻祖孔子开辟的。他老先生作《春秋》，终极目标不在历史事实本身，而在“使乱臣贼子惧”。因而，写的虽是史书，讲的却是伦理政治。为此，他还发明了独特的叙事方法，在表述某事时，通过字眼的斟酌，赋予事情严格的伦理内涵，此即所谓“春秋笔法”。后来好些史家膜拜这种“书法”，用于自己的写作，津津有味。因为不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是嵌义于字，《春秋》这史书，一般人要么看不明白，要么容易误读；为使它通俗化，一些学者不得不专门为它作“传”，将所述何事、所言何意，另予陈明和诠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左丘明《左传》，其他还有《谷梁传》、《公羊传》。
    最终这竟造成了《春秋》身份的可疑——论到中国史学的渊源，大家都认《春秋》乃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可是，汉代的今文派儒师却坚称，“《春秋》乃经而非史”。它到底是“经”还是“史”呢？真的没法分清楚。因为，它的确把两种不同东西搅在一起——既是某一门派的强烈思想主张，又是本应努力剔除主观、对事实原本道来的史撰。难怪梁启超抱怨：“孔叟既有尔许微言大义，何妨别著一书，而必淆乱历史上事实以惑后人”，你老先生有什么话，分开说好不好，何苦这样浑水摸鱼？
    但是，不能只揪着孔夫子不放，屎盆子扣在他一人头上。孔家店的打倒，眼看就要百年，“明道”、“经世”一套古调不弹久矣，史学之书法、路数亦不复是什么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然而，“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有变乎？恐怕没有。纵有所变，大约只是一套义理换成另外一套。所以，我们虽可怪罪《春秋》是始作俑者，却没法把对义理的痴情、迷恋都归于孔子。根子还是在于思维方式，还是在于觉得“事实”之上可以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而不情愿唯真唯实、尊重客观，老是割舍不下那么一点价值好恶，以为它比天大，比事实还要宝贵。1978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历来推重其政治意义，其实，其他事情例如中国史学的症结，何尝不在此。

古史分期

直面历史的实际，而非先验、先入为主的义理，是很迫切的需要。其迫切性，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就可以了解。
    中国传统史学，一来是王朝史，二来因为目的在于供统治者镜鉴而主要是一部治乱史。它没有社会演进的概念，不知道通过历史追寻、探索文明的发展和规律。本来，这正是揖别旧史学后，现代史学应予开拓和有所建树的领域。然而迄今为止，对中国四千年左右（从夏代算起）的历史，我们究竟拥有怎样的认识呢？
    不知如今中学历史讲些什么，依照当年我自己在课堂上所被告知的，从春秋到1840年这两千多年，中国都属于“封建社会”。 实则自嬴政这位“始皇帝”起，中国就废止了封建制，汉代初年略有反复，不久也彻底取消实封，以后历代封王建国都仅为虚封，亦即受封之王有爵号有封地，但并非政治经济上的独立国。1973年8月5日，毛泽东有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说得很明白，秦以后中国已无封建制，“百代”所行，都是嬴政始创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君权制）。那为什么教科书无视这一点，仍将中国冠以“封建社会”“封建时代”？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立了一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阶段的的社会发展史模型。本来，这番总结依据的主要是欧洲史，那里直到近代资本主义之前，确实处于完整的封建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系统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从帝制中国形态，这本来没什么，可由于那模型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义理，不许旁生枝节，封建形态明明已经荡然的帝制中国，便只好担了“封建社会”的虚名。
    其实，以中国历史实际，不单“封建社会”是穿凿，连“奴隶社会”的存在，也不能从史料上落实。顾名思义，“奴隶社会”即应以奴隶制为社会基本关系，但至今不论文字上还是器物上，我们都不能完全地证明，中国曾经有一个奴隶制阶段。否则，其始于何时、崩于何时，历史上会有确切的标志和概念，可是并无任何历史学家对我们能够以此相告。郭沫若曾将一些论文编在一起，取名《奴隶制时代》，但里面论述多不令人信服。我们见到的常常是一些字形字义的诠释，某字像是奴隶情形的表现，某字有受人奴役的含义等。他唯一肯定的结论是：“殷代是奴隶制”，但即使在殷代，连他自己都说：“‘当作牲畜来买卖’的例子虽然还找不到，但‘当作牲畜来屠杀’的例子是多到不可胜数了。”我们知道，奴隶是奴隶主的财富，是奴隶主的生产工具，奴隶主拥有奴隶绝不是为了用来杀掉的，如果连买卖奴隶的迹象都找不到，却以“当作牲畜来屠杀”为奴隶制存在的证据，那么中国及世界上的奴隶制不知要延续到何年何月了——希特勒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不也是“当作牲畜来屠杀”的吗？
    上述分期法用于中国，十分误事，它妨碍我们对自己历史取得切实认识。大大小小十几个朝代，都扔在“封建社会”一只筐子里，史家目光所在，俱为义理所规定的“封建共性”，而各代的差异、所发生或面临的独特现实，以及朝代间问题、主题之嬗替、移易和变异，均无从给予专深的注意与研究。至今，中国历史究竟走过哪些阶段以及如何走过，比如：何时算是我们的上古、何时算是我们的中古、何时算是我们的近古，概念全无，而只有一个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封建时代”。如此，中国历史循何而来，怎样走过每一步，无人说得出。
    尤其那些制度和文化有变化，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出现新因素、新形态的重要朝代，我们的工作非得以抱愧来形容。比如宋代，很长时间里，它对于我们似乎只意味着宋江、秦桧、软弱、屈辱、存天理灭人欲之类字眼。实际上，它是一个真正孕育了变革和转型的大朝代，是预示着近古曙光在东方出现的朝代。它的意义，堪比欧洲文艺复兴；它的文化和学术，为汉代以来最丰厚、最重要，而对中国思想价值的影响，亦不逊于宗教改革对西方思想价值的影响。我自己是由研读明史，而曲折领略了宋代的意义。那些研读，屡屡把明代的根指向宋代，无论社会、文化和精神思想；明人承自于宋而为之感念的情怀，随处可见。如余怀那本写于清初，名曰“狭邪”实为文明悼亡之作的《板桥杂记》，“聊记见闻，用编汗简，效东京梦华之录，标崖公蚬斗之名。岂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这东京梦华之录，便是孟元老南渡之后，为繁华汴梁献上的追忆。然而，这样的情怀，我们今人不必说感同身受，只怕连稍稍明白也难；那是因为，明人所了解所懂得的宋代的意义，在我们这儿是几乎断线、失传了。而在义理的执着中，中国历史被隐匿和消遁的意义，当然远远不止于此。

明末的高度

顺此，我们谈谈明末。
    晚近数十年，对这段历史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农民起义上；如就已发表的相关成果加以统计，以上内容的成果数量恐将占到一多半。虽然大规模农民起义确是激烈社会矛盾的反映，但当时中国历史的主脑是否在此，却要另加考量。以所知的事实，明末农民起义无论李自成、张献忠或别的人，并未提出和触及新的问题，其所诉求尽属已知历史的重复。问题在于，这是否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的轨迹，或中国历史是否与李自成们一样，还处在旧的轨迹之中？
    显然不是。虽从李自成、张献忠处看不到，新历史轨迹在中国却的的确确已经出现。根据有三：一、晚明经济因素和生产方式有重大而突出的变化；二、以乡绅力量的成长为背景，出现了社会再组织情形和新的社区政治萌芽，隐约有使君主集权耗散的趋势，甚至在局地事态中与之颉颃；三、思想上，明确提出了君权批判，要求权力、利益重新分配，并尝试构想和描述新的社会图景和正确的伦理。纵览二千年帝制史，不难鉴辨这三条确为革命性历史元素，足示中国历史面临大的转折和突破。
    明末如此，得之两点，一是社会历史本身的水到渠成，二是精神文化达到了相应高度。这里，我们尤其强调高度问题。在社会和历史质变刺激下，明末有了明确立足自我、肯定个体的个人主义私有观，以此为引导，进而有“平权”的意识，又从“平权”意识中发展出对君权、独夫的批判。将这思想脉络连结起来，最终它指向何方，对业已置身现代文明的我们来说，答案不言自明。明末思想杰出代表黄宗羲，甚至能够提出全面的新社会政治伦理：“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正当的国家，是让所有人“各得其私”“各得其利”、“敢自私”“敢自利”的国家；应该根据这样的逻辑和原则，重新立法，以“天下之法”代“一家之法”……面此表述，我们不能不说其与欧洲近代的思想，既在同一方向，也在同一高度。
    显然，这才指示了新的历史主题和方向，中国的历史高度理当包容在这类社会实践及其代言者的理念中，而非那不逾“子女玉帛”的兴趣。然而数十年间，史学因突出“阶级斗争”之故，以农民战争为明末主旋，遂对其实际已达的历史高度不能见。考虑到很多人以为中国不能自发产生民主思想和精神，甚至说至今中国人仍不适于民主，就益觉对明末历史的埋没令人痛惜。

当时事，当时语

当年，同盟会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此直接取自朱元璋北伐元大都时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明太祖实录》，卷二六），二者仅一字之差。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日本却以《赞洪文襄》一诗赠洪承畴后人：“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王宏志《洪承畴传》）较之当年，竟是南辕北辙了。关于“生灵不涂炭”，以我们知道的论，洪承畴降清实在很难说起到这种作用。清兵入关后，北方基本未闻屠戮，只因各地望风而降、未加抵抗，后来到了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发生大屠杀——规模既不在日寇南京大屠杀之下，次数更尤有过之。故尔，非得称赞洪承畴“功高”，只能落在“力促中华一统”、“满回中原日”这层意思上。用俗白的话讲，洪承畴投降，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扩大了。这，一是结果论，二是实利论——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便对事情另抱一种观点。关键是，从同盟会口号到《赞洪文襄》，政治家眼中的历史，是这样浮如青萍。
    当然，其中有一种尴尬或为难，并非不可理解。这就是历史的“时过境迁”。几百年前的敌国，如今成了一家子；从前的戎狄、夷虏，已入中华一统。其实，类似情形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不独中国遇到。且不说四五百年内的事，扯得更远些，周文王之于商朝也算是夷狄，夷夏论的始作俑者孔子赞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还不是因为他自己祖先乃是商人？所以，这种历史变迁既不足奇，更无待遮掩讳饰，只须秉持实事求是态度，古今分别论之，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否则，为着“当时”否认“现在”是自讨苦吃，为着“现在”而否认“当时”又何尝不自取其辱？在这类事实原本清楚、原则并不复杂的问题上投机取巧，似乎灵活多智，实际带来的混乱和错乱，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很难承受的。比如我们不免要问，既然洪承畴成了正面人物，吴三桂的形象是不是也该变一下呢？我看不出为何厚此薄彼，难道因为吴三桂后又反清，洪承畴却对大清忠心耿耿么？
    这混乱或错乱，已影响到很多事情。据说岳武穆的民族英雄地位被羞于承认了。那么，文天祥呢？杨家将呢？苏武呢？历史非妾妇婢姬，不能呼来呵去。一种文化有无良誉，首先是从如何对待、是否尊重历史开始的。
    写作中一再感到，明末这段历史之为各种时论撕扯，委实到了皮开肉绽的地步。比如史可法，有人嫉之如仇，原因居然是他为弘光朝制订政策时置“灭寇”第一而以“御虏”第二。然而，身为明朝大臣，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时，李自成对明朝有“君父之仇”，满清名义上却替明朝报了这君父之仇（此即为何起初明室以“申包胥哭秦庭”故事视吴三桂借兵）。依礼法来论，“灭寇”第一乃明朝必有之义，不单史可法，王可法、张可法、胡可法，不拘谁当那个东阁大学士，都得这么制订政策。今人尽可因自己观点而爱戴李自成，但若嗔怪明朝的首相史可法不具同样感情，就不免鸡同鸭讲了。
    凡此，都起于不解和不守“当时事，当时语”的原则，而那不过是史学不失客观性的起码要求。因又想起，网上目前流行“历史热”，而热在“穿越”，将历史只当作股掌间玩物；对此，人多目作电玩化、“后现代”的后果，我却以为另有渊源。
    以上零散思絮，来自《黑洞：弘光纪事》写作过程，随时飘来一些，在脑中或浮或沉，这里姑举数隅。我并不专门做史学工作，对明史抱了一点兴趣，是为其“古代史中的当代史”的特质所吸引，一旦卷入，才体会到史学上各种疥癣之苦，觉得梁启超当年的盼想，到现在仍是努力目标。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