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未民

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也可以径直称为“新世纪文学”。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我们常常把“新世纪文学”上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甚至80年代，因而“新世纪文学”也并非特指固定在“新世纪”这一单纯时间维度上的文学，它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间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标示着一种具有“文学新世纪”意义的大不同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主潮的新的文学，只不过到了新世纪这些年，面对新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氛围以及文学面貌的巨幅改观，人们才仿佛突然“发现”一种新的文学生态和形态揭去了面纱，已然成型。就此而言，“新世纪以来”已近10年的文学发展不过是最为名副其实的“新世纪文学”，“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的命名也来自于最初对“新世纪以来”文学的研究与讨论。言说和使用“新世纪文学”，并以此来考察新世纪10年来的中国文学进程，其意义就在于，一是力图表述新时期30年来文学演进的实质，即30年来的变迁最终历史地形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文学；二是期望深入地阐释这种当代文学的新形态，并展望这个文学的未来。

新时期30年来的文学无疑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我们立足新世纪以来10年文学，并将其作为一种常态的、典型的、更具发展全面性和深度的“新世纪文学”来探讨，与这样的30年整体观并不矛盾。相反，我们应该认为，新世纪以来10年文学是上个世纪后20年文学的一个历史结果，并不构成对前20年文学进程的断裂，而是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一个初具规模的新的文学的完型化。这是正确认识新世纪文学特征的基本前提。而我们观察和总结的结论，就是，这10年来的“新世纪文学”更全面、更具发展深度地印证和体现了30年前历史新时期肇始时所标举的一以贯之的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精神在其根本上是一种在改革开放旗帜下面向未来的新的现代生活精神，从新时期社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新世纪的“以人为本”的进程，正是文学界从解放思想、回归五四文学精神的高歌猛进逐步落实到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人的现实精神和世俗感性情状的过程。新世纪10年文学所呈现的新的文学生态和形态的基本性质，正是30年来中国社会和人民所创造的中国新现代性的文学体现，这种“新现代性”的要旨无他，就是一种基于物质和精神协调的生活解决为主导的生活现代性，它走出了20世纪那种启蒙的精神现代性和革命的政治现代性挂帅的时代，而重建了中国人民更具生存实在性因而也更具有民生实在意义的新的生活，重建了这种民生中人的现代生活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纪文学在其本质上，在其历史的新的维度上，是我们时代的现实性的“人的文学”，以及“人的文学”的敞开(比如向自然的文学的敞开)。

具体地说，就是作为一种新现代性的文学形态的“人的文学”，它从上世纪80年代萌芽行世到90年代的壮大成长，不断地与作为创作形态和理论批评形态的20世纪旧有的启蒙现代性挂帅、或者政治现代性挂帅，而以压抑生活现代性为前提的文学精神进行博弈、冲撞，乃至不断突破重围而渐行渐大，最终成为在新世纪10年间不能忽视、不能回避，也不可阻挡的文学大势与常态。必须看到这是30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真实图景，一个真正的动态过程。80年代伊始，新时期文学援用五四新文化精神，高举“人的文学”的旗帜，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政治文学精神，以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尊严为启蒙理性鸣锣开道。这种在人文理性哲学意义上肯定人、肯定人性、肯定人的尊严与权力的文学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配合了新时期向经济社会、生活现代性的深刻转型，配合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上是以人的基本生活权力、物质生活的合理性为核心的生活转型。因此新时期文学在启蒙高调的底下，一开始就暗含潜伏了启蒙现代性和生活现代性两种发展路向，这两种发展路向在共同反对唯政治现代性文学精神的背后，一个作为强调启蒙理性的由现实人性的抽象肯定而走向高扬人的精神性、人的理想性的主体决定论，另一个则强调实用理性的由启动人的欲望与物质需求而走向人的存在性、生活性的生活与文明决定论，进而在肯定和调适欲望性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物质与精神的生活意义上的均衡目标。启蒙与生活的双重变奏，就这样共生于那个迷人的80年代。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潮流中，我们都看到它们有时是那样地胶着于作家作品中一体性地共存，有时却渐次生分，不无矛盾纠结。乃至在启蒙性的批判者立场看来，批判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文学本体的纯粹性、审美精神等，这些理想的内容不仅对80年代，而且对今后的中国文学，都可以用来解释一切，概括一切，指摘一切。这固然有理，但就是这样的一些认识，使我们某种程度和意义上遮蔽了一些80年代的真实图景。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在那些顺应了当时时代需要的启蒙性思路之外，看到另一种具有活泼感性的生命力的文学态势，在“李顺大造屋”式地喊出对基本生存的物质诉求之后，在汪曾祺的日常平凡生活故事里，在张贤亮的一半是欲望一半是思辨的纠缠里，在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搅拌里，在莫言的一半是历史一半是生命感觉的宣泄里，乃至在王安忆的“三恋”和铁凝的“玫瑰门”里，都有这样的一条基于生存欲求的主题与精神线索，它呼应着这个时代的立足于基本生活物质诉求之上的新现代性生活的崛起，其走出五四文化精神的维度清晰，某种程度的非理性非理想，显露了生活的真相本身。它在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和生活流诗歌中更显示了直面生活的坦诚与勇气。但在90年代初的一场有关“新写实”的讨论中，启蒙理性及其精神性诉求开始大力度将新写实批判为原生态、自然主义、欲望化、日常庸俗，乃至失却价值批判立场。随后，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的情势下，又唤醒和突出“人文精神”概念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当人们把“人文精神”作为理想标准来衡量基于生活的真相的创作现实时，对于那些才华横溢的作品如《废都》、《长恨歌》、《活着》等，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其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从人文精神的高度、先锋理论的精神性、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悲剧性，以及纯文学的审美纯粹性，对其作了或多或少的否定性的指摘和批判。一边是基于新现代性生活价值的面向新世纪未来的文学创作，另一边则是少谙世事人心，日见固执的理论批评界，连女性写作及七十年代女作家，也都被放在“欲望化写作”的道德平台上来清算。在我们进入新世纪之时，这种道德性的有理而固执的文学意识形态，不能包容、体察、理解当代创作的新的感性形态和文明指向，导致了对当代文学的整体走向评价的低迷，形成风气，一直遮挡着人们真实地认识新世纪文学的本色的视线。这是我们在讨论新世纪以来10年文学进程时不能不首先理清的它的来路。

然后我们会看到，正是在新世纪以来的短短10年间，新的力量的加入，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基于生活现代性的文学的被动局面。主要有两种力量的加入，一是新世纪一代创作主体的力量的加入。1999年《萌芽》杂志社举办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2000年韩寒长篇小说《三重门》和安妮宝贝的小说集《告别薇安》出版。1997年12月打工诗人谢湘南参加“青春诗会”，2000年其诗集《零点搬运工》出版。正统文坛之外的新生代力量在开辟拓展新的文坛。二是经过20多年经济改革和物质建设，新的传媒科技和经济活动与成果的物质力量的加入改变了文坛。1997年“榕树下”汉语原创网络文学网站创办。网络写作构成了文学的生活化局面，高速路、火车提速、动车组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感受，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经济移民与交易活动在纯文学之外触动或塑造着文学感应现实的神经系统。新力量的加入扩大了文学的局面，奠定了体现生活现代性文学的社会生活基础，使主流文坛也不得不寻求新的现实生活感应能力。他们共同使一个与中国这个“大规模国家”相称的宏大的文学生活的新结构、新格局在新现代性的基础上，展现在人们面前。尽管生活与启蒙的争论远未结束，初步总结，我们对它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首先，新世纪10年来的文学已形成了新的以“现实精神”为主导内容的文学生态和形态。旧有的“现实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即被某种程度地悬搁起来，起码在当时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坛观念层是这样的。突飞猛进的先锋写作和背弃旧“现实主义”的理论批评的双重挤压，“现实”连同其“主义”都粉身飘散了。也许自所谓“新写实”小说开始，“现实”又顽强地试图恢复在文学中的活力，但整个90年代渐趋于定型的“纯文学”观与文学创作中萌动和持续生成的“现实”因素形成了巨大隔膜，在先锋观念、后现代主义笼罩下文学中的“现实精神”显然被压抑和遮蔽了。新世纪10年文学根本改变了这种压抑和遮蔽，并且使“现实精神”成为当代文学稳健而真实的主导潮流。毕飞宇的《玉米》、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曹征路的《那儿》、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王安忆的《发廊情话》、迟子建的《所有的夜晚》、罗伟章的《大嫂谣》等等，几乎所有著名的中短篇小说都在加大着这种现实精神的趋势，长篇创作更是如此，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东西的《后悔录》、王安忆的《富萍》、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王蒙的《尴尬风流》，以及不无狂想与神奇风格的阎连科的《受活》和莫言的《生死疲劳》都突出地显示出“现实”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普遍存在。这一现实性的文学精神在诗歌与散文创作中同样显明，甚至形成了一种遍及小说、散文、诗歌领域的直面“底层”现实的“底层写作”。然而这并不能沿用旧有的“现实主义”概念来说明中国新世纪文学的现实性底蕴，在经历了上世纪后期的一场纯文学的，尤其是先锋写作和后现代主义的审美洗礼之后，“现实”已不再“主义”，中国文学中的“现实”已不可能再按照欧洲式的文学思潮的时间性演进来框定，也不可能是什么“创作方法”式的意义。但“现实”一词仍然无比重要，我们不能想象和相信一个偌大中国的社会和人民视野中的文学，会是由所谓的“纯文学”、先锋理论、后现代主义等所长久主导。在偌大中国及其10多亿人口的宏阔浩大的背景下，只有根植于大地的现实精神为主导内容的文学，才可能整体上具有道德高度和思想的力度，才会具有中国知识谱系与文学想象谱系的合理性与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在此，这“现实”就勿宁是一种文学精神，一种在新现代性生活境遇下的民生关怀精神、世俗建设精神、追问本相的人性精神、直面矛盾的坦诚精神、回归本色的朴素精神、创造生活的前进精神，乃至一种对共同体和人的状况的忧患精神，它必然导致在审美的文学表现上的整体的“现实精神”趋势。我们已不能在反映论的意义上来谈论“现实”及其文学表现，而生存论或存在论意义上的“现实”，则使我们明白，新世纪的作家和文学写作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使我们的文学和写作更现实、更生活？这在王蒙，其“风流”也“尴尬”；在铁凝，其小说便可以用“笨花”来隐喻。这种“现实精神”是有局限、有妥协，因而更是一种真实的处境，作为新世纪中国本土性的文学精神，“现实”地直指中国的世道人心、世态人情。我们应该在这样更精微的层面来理解这种基于新生活、新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新世纪10年来的文学。

新世纪10年文学还表现为一种生活化的文学的新生态和新形态。由于在新现代性文化语境下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精神拥有重要价值，因此大量日常生活细节流淌在作品中成为重要表现特征。同时，建立在各自的偌大人群特有生活基础上的打工者的文学、80后一代文学以及网络生活中的网络文学，也以其特有的“身份政治”，打破了自上世纪后20年所形成的专业化的作家文坛的自以为是，扩展了中国文学的新的生活领域，文学和日常生活的界限趋于模糊，这也许是新世纪文学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自此以后，我们将在生活的意义来理解文学，也许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文学，所谓文坛，所谓文学，都将由特定生活中的人群和社会来定义和构建，谁也无权垄断。我们在向“纯文学”的价值和创作表达应有的敬意的同时，还应提醒人们，他们也是这个诺大的中国文学生活的一部分，诸如人文精神、精神高端、灵魂等词语，都要在中国生活和经验中经过“分析哲学”式的检验才好，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应该来自中国的现实生活，如果作历史溯源的话，我们更愿意让它接通千年中国文脉中的经验与教诲，而不是来自18世纪，或20世纪的欧洲，尽管我们会从欧洲的美学观念中受益匪浅。在新现代性生活的意义上，我们的人生和文学所要处理的，不是纯粹的道德律令和抽象精神，而是当下的生活及其人的处境本身，人的身体与性情本身，并且，它应使我的欲望和物质诉求指向一种使我们尽可能安心的文明。

新世纪10年文学就其自身而言，使一种写作的文学观得以出场。“写作性”的文学而不是“创作性”的文学成为我们划分什么是“文学”的底线伦理，“精英性”的文学及其创作只是大文学观念视野下的文学的一部分。同时，“写作”的意义也将彰显在一个电子传媒时代语言文字的文学书写的独特性及其价值意义。最终，作为“写文化”形式之一的文学“写作”的社会、文化和人类学的意义，扩展了文学的领域，也宣告了新的文学生态和形态。“写”就相当于中国古代富于智慧的“文”，写而为“文”，这是新世纪的生活文明，文学文明。

最后，以现实精神为主导内容，以生活美学为底蕴，以写作的文学观为伦理的新世纪文学的人学形态，将导致一种增量的文学，文学作家、作品将不断持续的“增量”，而不是像20世纪大部分时期里的不断的“减量”。尤其在一个老龄化人口的社会与和平发展的年代，增量的文学将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全面生长和良莠不齐之中自有局限，但也是真正的文化生态，理性和宽容将是我们应具有的基本的文明素养和文学态度。我们欢迎这个“增量”，它们不应被宣布为“垃圾”，恰恰相反，这是中国新现代性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权力和文学人权，而且，它的高端和广大而深厚的低端，共同构成了多极化时代中国文学的文明伸展力量。^

【作者简介】张未民，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转自：《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版》(长春)2010年2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