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真（藏族）

 我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康定，康定是历史上连接藏地和汉地的大走廊，著名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数百年间就有藏族、汉族、回族带着自己的文化、信仰和生活习惯在这里生活和从事贸易，因此，各民族间为了互通有无，和平共处，了解、尊重、包容成为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准则，由此所形成的康巴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吸纳异质文化为我所用的特点。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养成了我的思维方式是多元的，因为这片土地所给予我的思维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狭隘的、极端的。在中国日益强大的和平崛起的今天，借助《民族文学》这一平台来向中国的兄弟民族和世界传播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同时也提高了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责任感，但这个意识和责任感绝不是狭隘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世界大势所趋，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是人类的公敌。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青藏高原不仅仅是藏族的，中国也不仅仅是汉族的，它是56个民族共同拥有的，我们团结的基础在于每个人都是共和国里的一分子。有时，我们常常忽略了中国原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往往以为55个少数民族只不过是由服装、歌舞和饮食构成的“风情”。这种审美传播和审美表达是表层的、肤浅的。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用本民族的语言写作和用汉语写作传播面就有了受众面大小和受众范围宽窄的差异。众所周知，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的人口比例中所占的数量是少数的，因此，为了向更多人群、更为广泛的世界传播自己民族的文明，在坚持用母语写作的同时，我更把经历投放在用汉语写作上，向外界传播文化和文明，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审美精髓，这已成为我们的使命，这让我想起一大群19世纪和20世纪在英格兰文坛上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作家，对于他们来说英语是借用语言，但他们却为英语写作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成为当时文坛的灿烂群星，同时更为完整地保留了爱尔兰文化和文化审美，他们是叶芝、萧伯纳、王尔德、贝克特等。

足以可见，单纯强调用自己的母语写作，在日益开放的今天是有视野上的局限性。应该本民族的母语和汉语写作同时并重。引用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不是你愿不愿意走向世界，而是世界正势不可挡地向你走来的时代”。

因此，如何面对势不可挡的世界，不难发现，我们的文学和审美自近现代以来，长期借鉴了欧洲文学的思想和理念，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示弱，更是一种对自身文化、自信心的失缺。在当代中国，文学曾经是无数人尤其是青年人追求向往的东西。很多年过去了，人们还能记住青春岁月中那充满激情的场面，还能看到人到中年那微微颤动的眼神。然而今天的人们对文学的这种感觉很难再有了。不得不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历经了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激情澎湃的繁荣景象后，现在的写作者能够真正以一颗作家的心投入创作已经不太可能了。当然这里有一个深厚的背景，从我们所处的时代来看，当今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消费时代，人们普通表现的社会心理就是急功近利和及时行乐，甚至导致了人生观的混乱。这是一个整体的文化现象，是一段时间以来单一注重经济建设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单一注重经济建设，直接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单一和人生观的适用性。

不容否认，当今我们对人生成功的审美认识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偏差，对成功基本上是以经济实力的强弱或职务高低这样功利性的标准来判断，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只是一个方面，而且不是最根本的方面。这种对成功的判断恰恰抹杀了生命的根本意义，直接的后果就是社会文化生活的单一、脆弱、肤浅、没有连续性，自然导致人变得工具化、时代化、模式化，自然导致对历史的麻木、对未来的不再有梦想。

分析文学和经济的发展规律。经济需要理论，甚至需要冒险，是现实的，必须同时代、社会紧密相连。文学却恰恰相反，它最终是个性的、心灵的，文学的成长就是作家个体的成长。我生活的那个康巴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等众所周知的原因，经济落后于全国其他地方，像地理位置边缘性一样，这里从经济战略以及本身的发育状况，不可否认的处在一种边缘的地位。不仅如此，这里的文化尽管多元、底蕴深厚，但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边缘性，与汉文化而言，它是边缘的，以拉萨为中心的藏传佛教的文化而言也是边缘的，于整个中国文学所借鉴的欧洲文化而言，则已经不仅仅是边缘的问题了，而是彼岸的问题。然而地理、经济、文化的边缘，却恰恰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创作空间，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和平静的心灵来做梦，来晒太阳，来看星星。历史证明，主流文明所看重的基本思想范畴与大自然是脱离的，这正是文学所需要的养分、空间和土壤，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展示民族文化的审美舞台。

（转自：《文艺报》2010年12月01日）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