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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献而爱旧邦 编《儒藏》以维新命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社会科学报 newdu 参加讨论

    发凡起例 众志成城
    ——《儒藏》编纂随想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儒藏》主编 舒大刚
    在各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中国孔子基金会立项资助下,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承担的《儒藏》编纂工作,终于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儒藏·史部》274册已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史部”是《儒藏》“三藏”中的一“藏”,汇集2500余年来儒学的重要史料,它的出版,实现了对中国儒学史史料的最大结集和全新整理。为方便读者了解《儒藏》的最新情况,笔者谨陈肤见如下。
    编纂缘由:整理传统文献的职志
    编纂《儒藏》并不是今人发明,遑论“原创”。明代孙羽侯、曹学佺,清代周永年均有过构想,但都没有实现。原因也许多种多样,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其时儒学居于统治地位,人们幼而习之,长而能之,举天下学术皆儒术,举天下文献皆儒书,儒家的知识和信仰尽人皆知,编不编《儒藏》似乎无关紧要。而今天,经过百余年的“战争洗礼”和“文革”,儒学文献多成稀见之物,如不抢救整理,不仅中国人的儒家传统可能丢之殆尽,就是它的文献载体也将毁之欲灭。以整理传统文献为职志的川大古籍所,于20世纪90年代初大致完成《全宋文》编纂后,在讨论全所下一步工作方向时,大家一致同意将工作重心转到《儒藏》编纂上来,并且立即进行著作权登记和商标注册。这个计划得到川大校方支持,将其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首批计划,随后又列入“国家985工程”创新平台建设项目。2004年初,中国孔子基金会给予立项支持,《儒藏》编纂便在川大紧锣密鼓地“开张”了。
    因此,如果说《儒藏》编纂目前取得一点成绩,那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
    
    《儒藏·史部》274册
    如何编纂:“三藏二十四目”著录体系
    编《儒藏》首先是文献学工作,它需要对儒学文献进行全面调查、类型考察和规律性探索,然后才是分类、整理、研究和出版。它又是一项学术史研究工作,需要我们对儒学发展史脉络有一个清晰了解。儒学在2500余年的发展演变中大家辈出、流派众多,经历了子学、经学、宋学、清学等重大变迁,在变迁中又呈现今文、古文、玄学、义疏学、理学、心学、朴学等突出形态,历代儒者给后世留下的成果数以万计。儒学文献不仅数量庞大、体裁各别,而且种类繁多、内涵丰富。面对这样多的儒学文献,不仅存在以什么标准去取的问题,还存在用什么体例著录的问题。怎样将有价值的文献用科学方式有机编录在一起,是从事《儒藏》编纂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中国是文献学十分发达的国度,古人曾经创立过“六略”(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技、诗赋)、“四部”(经、史、子、集)以及“七分”、“九分”、“十二分”等著录方法,但它们都是针对综合性丛书或百科性图书的收藏、分类提出的,对于儒学一家的学术文献如何编录,却未完整地提出过。比如,综合性的“史部”,无论《隋书·经籍志》还是《四库全书总目》,其十余种分类均针对从国史到野史,甚至地理、方志等图书设计,显然不能适用于作为“儒学史资料集成”《儒藏》的“史部”。
    我们参考《道藏》“三洞四辅十二目”、《大藏经》“大小乘经律论”等分类方法,针对儒家以“经典传授”为主干,以“理论创新”为特色,以及儒学本身历史悠久、流派众多等特征,将儒学文献大致归类为“经”、“论”、“史”三部,此即儒学“三藏”。每部之下,再根据著述特点和分量体裁,设置24个小类,从而形成儒学文献的“三藏二十四目”著录体系。具体来讲,“经藏”按传统的专经加专题方法,分为易、书、诗、礼、春秋等11类;“论藏”按儒学的时代特征和专题,分为儒家、性理、政治、礼教、杂论等5类;“史藏”按专题和体裁分为孔孟史志、历代学案、儒林碑传、儒林年谱、儒林史传、学校史志、礼乐、杂史等8类。至于集部文献,因其内容复杂、卷帙庞大,不可笼统搬进《儒藏》,可以根据专题内容进行选编,分别归入经、论、史各部之中。我们希望用这个体例对儒学文献进行系统编录,为前贤保留内容集中的儒学成果,也为后学提供使用方便的学史资料。
    怎样整理:保真、勘误、正读
    面对浩繁古奥的儒学文献,采用何种方式编成的《儒藏》,才能达到既反映儒学历史,又方便当代学人研究的效果?
    目前古籍整理成果迭出,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原样影印和校点重排两种。影印方式既保留原貌又经济省事,但缺乏学术鉴别和加工裁断,杂乱无序,对今人研究极不方便。如若采取标点重排,却又原貌尽失,还费事费神,容易出现新的排版错误。我们首先统一对《儒藏》的认识,将其定位为“用儒学文献建立起来的儒学大厦”或“用儒学原著构建的大儒学史”。一方面尽量保留古书原貌,另一方面又加以必要的校勘和标点,实现“保真、勘误、正读”三者统一。
    此外,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重视“叙录”的古籍整理方法,也为我们编好《儒藏》提供了榜样。我们采取分类、叙录、校勘、提要等方式,在系统的分类体系下,又采用总序、分序、小序和提要等方法,将所收5000余种书籍信息有机系联起来。《儒藏》开篇有一篇“总序”,用以介绍儒学文献的价值、整理源流和分类原理。“三藏”各有“分序”一篇,分别介绍儒家经学、子学和学史的演变及其文献类型。“二十四目”各有“小序”一篇,介绍本类文献构成情况和本次编纂、收录的原则。对录入的各种书籍,除了对其进行必要的校勘和标点外,还撰有“提要”一篇冠于篇首,用以介绍书的作者、结构、内容及优劣。
    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编出来的《儒藏》,不至于成为古籍资料的无序堆砌和简单重印,而是在一定的体系和结构中,用经过整理和校勘的文献,构建起一座“儒学大厦”或一部“大儒学史”。
    结集成果:整理研究 双管齐下
    由于近百年来学界对儒学研究普遍不够,长期缺乏儒学文献的研究成果,使《儒藏》编纂面临许多困难。川大在《儒藏》启动之初,便作出了“整理研究,双管齐下”的部署。为全面了解儒学文献数量和面貌,我们进行了儒学文献普查工作,编制各种专经目录和《儒藏总目》,并在此基础上撰成240余万字的《儒学文献通论》、60余万字的《中国孝经学史》、160余万字的《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史》和“《儒藏》论丛”系列丛书。为准确反映儒学文献发生、发展和演变的阶段和面貌,还启动了多卷本《儒学文献通史》。为摸清中国儒学传承和演变的全景历史,我们整理并重编了历代学案,形成1700余万字的《中国儒学通案》。这些研究课题的完成,大大提高了《儒藏》编纂的速度和质量,也将与《儒藏》一道,为儒学研究提供全面系统的学术信息。
    总之,在各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下,川大学人发凡起例,攻艰克难,为编好《儒藏》作出了努力和探索,目前在“史部”274册全部出版的同时,收录5000余种图书信息的整部《儒藏》,也已编校排版完毕,学界所期待的“千古儒学第一藏”的总体规模,已经呼之欲出。尽管成绩有限,困难不少,甚至还问题多多,不过承蒙大家支持,又躬逢兴文重儒的盛世,川大学人定不辜负厚望,将继续交出上佳答卷,为儒学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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