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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先生曾经说过，我注重从思想上打开自己。回溯小说源头之一的《史记》，我思考了其间几种传统精神，希望能够激活当下潜在的创作思想与精神，从碎片化的世界中，从当下未终结的中国大历史背景下，重新建构起我们文学的“整体性”思想，得以启示。 《史记》的实录精神不仅仅是《史记》忠于历史真实的记录性，而是实录精神的“真实性”。司马迁实录时，一方面忠于历史，如他曾漫游汨罗江，在屈原投江自沉之地，高声朗诵屈原的诗，痛哭流涕，写出了《屈原列传》；同时，他强调他的自我，独立的自我意识在作品中得到思考与呈现，达到“合一精神”的层面。那么，面对弗洛伊德 “自我”的独立意识，与中国传统中大我之中的“自我”独立意识是并不趋同的。当下进行小说创作，即使也会深入第一现场，但我们是否怀着司马迁那种大情怀去体悟第一现场。这些都是需要重新思考并不断自我警醒的。 司马迁最难能可贵之处则是在实录过程中把握并处理了个人的现代史。从整部《史记》数千年历史来看，从楚汉之争到西汉时期，这段时间相当于司马迁个人的现代史。司马迁如何写距离西汉仅仅几十年短暂历史包括此段历史中的人物?如何在保有自我独立意识的前提下，重新理解和把握文学的当代史?《史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以现实主义小说为例，当下，现实主义小说早已和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小说相互渗透与磨擦，现代意识带进强大的现实主义创作当中，挑战并开拓着现实主义的更多可能性。但对《史记》这种“合一精神”的重新理解，仍然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最基础的底色，也是最宽博，最具备平衡性的。比如莫言的“谵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即使他最终建构的高密东北乡早已成为文学化与精神化的标志，但仍有一个真实的现实地域——高密东北乡作为生发的精神内核。博尔赫斯也曾经说过，“我即使写幻想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可见，实录精神所衍生出的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小说都有着不可泯灭的影响。 《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司马迁所持守的自我独立精神基础上的人性批判精神。《史记》当中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也被他写出了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另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 “成一家之言”。我们研读《史记》，必然要研究作品背后的作者，司马迁曾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这就是司马迁的处世之道，也暗含了他人性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也许正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称颂“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纵观当下现实主义的小说批判，我感到仍有大量直接从社会层面和世俗道德层面去把握作品的批判标准，甚至创作标准，缺少基于道德之上的人性批判精神。 从《史记》当中的人物传来看，司马迁进行了选择性写入，他的著史思想不仅仅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载入了他个人所坚守的那个“道”，具备了丰富的文学性。司马迁崇尚屈原和孔子，孔子一生就是一个殉道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史记》当中的人物写入，也暗含了司马迁个人的人格内涵以及司马迁精神。 甚至我觉得殉道精神是中国精神中的一面。一个作家具备这种殉道精神，现实主义小说具备了更为宽广的格局，先锋性小说也增强了探索无限可能性的积极意义。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正体现了《史记》的集大成精神。从本质上思考，《史记》的集大成精神也正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国的宇宙观。这对于当下的小说家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一个小说家要博学，要捕捉到我们所看不到的存在，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意识和独立判断。当下时代需要的正是学者型的作家。从我们的学科过度细化开始，我们的知识架构越来越窄化，思想难以形成谱系，当下创作的集大成精神开始匮乏与式微。所以，我们从庞杂的世界中找到背后“整体性”的支撑，培养把握当下与历史的能力，迫在眉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