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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诗坛宗宋思潮的新变 乾嘉时期的宗宋诗派主要有肌理派、桐城派，翁方纲的肌理说多源自桐城派刘大櫆、姚鼐。恰逢乾嘉学术的鼎盛时期，其诗学主张因此又融入了乾嘉学术文化的审美精神，宋诗范式开始发生了适应性的改变，表现出了清代的特点。 肌理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翁方纲，其他还有谢启昆、张埙、翁树培、夏敬颜等。翁方纲提出义理、考据、词章相结合，把义理、学问看成诗歌（词章）的表现对象，把当时风行的考据作为表现内容，其诗歌创作中有不少关于金石文字、经籍史传的考据内容。翁方纲说由宋诗可以考证出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情况，补史传之不足，他认为这种“质实”之美就是宋诗超越唐诗之处。 翁方纲关于义理、考据、词章相结合的思想取法于桐城派文论。桐城派是诗文流派，由方苞开创，到乾嘉时期姚鼐而集大成，继而有桐城后学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刘开等。曾国藩被称为桐城派中兴人物。桐城派的基本特点是唐宋兼取，受到明代七子派诗论的一些影响，主要学习黄庭坚、韩愈、李商隐；不满袁枚性灵派，强调道德气节和人格修养，重视思想内容；重视学养，但反对卖弄学问；认为诗文之道相通，以古文之法论诗，诗歌有层次跌宕之妙，重视诗歌的气势与阳刚之美，标举雅正、雅洁，反对作凡俗语。 乾隆诗坛，肌理派、桐城派与浙派、秀水派等一度并存，宗宋思潮与诗派阵营空前壮大，在诗坛上取得了主导地位。如果说，浙派、秀水派主要是按照宋诗范式和宋诗美学规范来进行创作的话，那么，肌理派、桐城派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宋诗和学宋。桐城派以文法通诗法，将诗歌与义理、学问相结合，肌理派更是明确地将其移植于诗歌理论，并且大量地融入金石考据内容，由此，清代人的宗宋诗歌不同于宋人之宋诗，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宋诗运动及对宋诗范式的创新 道光至清末诗坛出现了宋诗运动、同光体诗派、湖湘诗派、中晚唐诗派、诗界革命派、南社等诗歌流派。其中相继出现的宋诗运动、同光体诗派绵延整个晚清以至近代，将宗宋思潮推向了高潮。在学习宋诗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的诗学理念，体现了对宋诗范式的独特理解，使宋诗范式有了全新的内涵，这是清代诗坛学宋的结穴。 宋诗运动出现于道咸年间，其代表人物是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邓显鹤等。程恩泽是宋诗运动的领袖人物，何绍基、郑珍都出自程门。而程恩泽又是翁方纲的再传弟子。同时，程恩泽也受到钱载的影响。因此，宋诗运动与翁方纲肌理派、钱载秀水派在诗学思想上都有着一定的联系。此外，宋诗运动还与桐城诗派渊源很深。程恩泽、何绍基、曾国藩都与梅曾亮关系密切。曾国藩既是宋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桐城派的中坚。 同光年间出现的同光体诗派继承了宋诗运动的诗学思想，自觉于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结合。该派根据地域与风格特点又可分为赣派、浙派和闽派。陈三立是同光体赣派的代表人物，取法韩愈、黄庭坚，艺术上不肯作习见语，所作诗歌艰涩难懂。陈衍是同光体闽派人物，也是同光体的理论代表。他提出了标举开元、元和、元祐等三个时期诗歌的“三元说”，又提出了“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理论。这些理论既是对宋诗派创作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同光体诗派的创作主张。他还反对诗歌浅俗，体现了同光体派学人之诗的审美取向。沈曾植是同光体浙派的代表人物。在诗学主张上，于陈衍的三元说之外，又提出“元嘉、元和、元祐”的“新三元”说，其目的是在学习黄庭坚、韩愈的基础上进而上溯晋宋。 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人们以明代七子派以来专宗盛唐诗学主张的反对者自居，标举“不俗”，即要求诗人有气节和人格，诗歌追新求奇，诗品与人品相统一。标榜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相结合，崇尚学养和读书，主张以考据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在师法对象上，学习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特别是经过曾国藩大力鼓吹之后重点学习黄庭坚。宋诗运动、同光体贯穿自道光至民初的诗坛，他们由学习宋诗走向创新宋诗范式，形成了自具清代特色的诗学理念，大大丰富了宋诗范式的美学内涵，最终完成了对宋诗范式的重建与创新历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诗坛对宋诗范式的重建与创新”（11BZW07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