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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明末凌濛初创作、苏州安少云尚友堂崇祯年间刊刻的 《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两篇署名为“即空观主人”的序言非常引人注意。《拍案惊奇序》称，冯梦龙的“三言”面世以后，“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于是便请凌濛初编同类的话本小说集，这就是《拍案惊奇》，投放市场后获得成功。《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也提到：“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以上两篇序言提到的“肆中人”、“贾人”，就是崇祯年间苏州书坊尚友堂的主人安少云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一批编书先生、刻书先生。 明代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辉煌时期，也是古代小说尤其是古代通俗小说刊刻的鼎盛期。以明代作为立足点，探讨书坊及书坊主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传播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古代小说在进入印刷出版时代以后所出现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视角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文化学研究热潮，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古代文化的宏阔背景中加以考察，首开风气的是程千帆198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以及傅璇琮于1986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代科举与文学》。这两部著作都是从科举与文学关系的角度入手开展研究，这样的学术思路、研究方法很快得到学界的认同，以此为标志，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学方法迅速升温、普及。 从中国古代小说的角度而言，出版文化与古代小说的关系相对密切，7世纪我国就已经出现雕版印刷，11世纪出现活字印刷。自五代以后，雕版和活字印刷成为书籍生产最主要的方式，也是中国历代小说作品生产的主要方式。晚清时期采用西方铅印、石印技术印刷了很多小说作品。自宋代至晚清出现大量小说刊印本。在中国古代小说形成与发展、流传的过程中，书坊、书坊主、刻工等群体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出版文化的视角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小说特定的发展历程。 (责任编辑：admin) |